调查研究主题讲话稿参考材料：长征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1]这一重要论断在党的历史实践中得到反复验证。长征是一次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的伟大远征，同时也是党在艰苦实践中深化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关键历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具体表现为忽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对不断变化的敌情与战场环境缺乏基本认知，使得红军陷入被动局面。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扭转危局、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周密系统的调查形成科学决策。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而且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对毛泽东而言，长征是其领导思想在斗争中形成、深化、发展并得到实践验证的关键历程[2]。在新征程上，回顾长征中调查研究的宝贵经验，对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奋力开拓各项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长征时期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历史实践

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以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为指导，在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为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后勤保障、思想动员与战略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调查研究成为行军打仗之外党的又一项重要工作，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决策依据。

（一）通过调查研究调整军事策略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调查研究是准确把握战争规律、制定灵活战术的重要基础。因而，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前提，调查研究敌情是军事活动的重要内容。长征首先是一次突围转移的军事活动，“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3]44，然后实施反攻，打破国民党军“围剿”，恢复中央苏区。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党和红军领导人不断调整行动路线和方针策略，灵活应对复杂的形势，及时调整行军路线和部署。

在长征途中，军事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敌人各方面的信息，掌握途经地区的地形地貌、天气，以及敌军的军事部署、军事实力等基本情况。正如毛泽东分析指出的：“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长征途中军事调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向群众调研。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红四团贯彻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从一位老猎人那里得知，从板桥到娄山关，除了一条公路外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5]。根据此情报，四军团抄小道配合正面进攻，先后歼灭或击溃黔敌4个团，攻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最大胜利”[6]37，让作战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红军的方向转变。另一种是实地勘察。这种方式要求深入敌方控制区域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有时还需采取伪装等手段获取关键信息。比如，在强渡嘉陵江时，组织干部分批到江岸反复侦察，边看边记录勾画地形草图，熟悉敌我双方的地形，江水的流速变化，敌人的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行动规律等情况，还多次派侦察人员过江侦察敌人纵深情况[7]25-26。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调查研究能力，红军在长征途中多次精准找到敌军兵力薄弱或防御空虚的环节，成功突出重围，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二）通过调查研究保障后勤供给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是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途作战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要解决好后勤保障问题，就必须通过调查摸清沿途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准备战略转移时，后勤保障工作随即陷入困境，其中粮食问题尤为突出。随着根据地范围不断缩小，秋粮尚未收获，中央红军几乎是在粮草匮乏、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开始突围转移的。面对粮食紧缺、军需物资匮乏的艰苦环境，红军充分利用征购、没收、缴获以及就地取材等多种方式保障了军队的战备物资供应，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一切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在开展征购、没收等工作时，红军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准确区分敌我、明确工作对象，确保相关举措既符合斗争需要，又有利于团结争取群众、保障后勤供应。红一方面军进入遵义之前，就明确规定“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复调查，并且批准后才许可没收与提人”[8]232，要求通过调查来摸清地主富农的土地、人口、家产情况。1935年，总政治部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打土豪前应在群众中开展详细调查，摸清该土豪的家产情况[8]275。通过调查精准确定征购对象，既避免误伤普通群众，又为红军物资供应提供了重要保障。同年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一部抵达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时，总政治部进一步强调：“要通过调查，首先割当地土司头人的麦子。”

就地取材是在资源极端匮乏、物资极其紧缺的情况下，红军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衣食问题的最后办法。在长征过草地时，红军曾面临断粮的严峻考验。据红军战士回忆，在这种艰难处境下大家只能自己动手，四处寻找野菜充饥[10]。调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草地上有些野菜食用后会导致中毒，前敌总指挥部对各部队下令，严禁在草地中随意挖采和食用不认识的野菜[9]2781。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以及去哪里能找到可食用的野菜，都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精准甄别。为此，朱德组织成立了“野菜调查小组”，其中包括当地的老农和医护人员，他们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中筛选出二十余种可食用野菜，并编写了《吃野菜须知》小册子下发至各连队，为部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关键指引[11]。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率部最后过草地时，“要求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这些指战员“带头冒着生命危险去尝各种野菜，将确认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12]。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奇迹，更是一次通过调查研究成功解决后勤保障问题的伟大实践。

（三）通过调查研究加强思想统一

长征不仅是地理上的转移和军事上的突围，更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淬炼过程。调查研究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础，为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与清晰的思路。调查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收集信息、掌握实际情况，更在于凝聚全军的思想共识、强化全军的思想统一。

对外调查是了解群众思想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并认为只有摸清楚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真实需求，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宣传教育。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4]137在四渡赤水期间，虽然战事紧张、时间短暂，但是中央红军每到一处都抽空去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各部队还派干部战士到矿井、工地和车间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7]214。参加长征的老战士回忆，红军进入贵州之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性宣传，一开始群众对红军不了解，不敢接近我们红军。“我们政工干部到群众中搞调查，了解人民的生活疾苦，从老乡家有几口人、几亩地，一直问到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保安团’对老百姓有哪些压迫，同时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13]，最终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央红军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广泛调查了彝族民众的风俗习惯[6]76。先遣队根据此前调查掌握的彝族地区不同家支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逐步消除并打破了彝族民众对红军的误解与隔阂，增强了群众对党和红军的认同感，有效凝聚了思想共识。

从党内来看，调查研究是洞察军心、提振士气的重要途径。面对恶劣的环境和连续作战的疲惫，部分红军战士产生了悲观和困惑情绪。对此，杨尚昆回忆道：“很多指战员不理解，思想问题很多。”[14]为了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迫切需要通过调查全面掌握中央红军将士的思想、政治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坚定其革命信念、增强其必胜信心。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毛泽东立刻对“部队的情况，从军队的建制，干部的成分、思想状况，战士们的生活、训练、学习……党组织的建设，部队的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3]183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认为，广大红军的抱怨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排解，下一步战略意图就很难实现。为此，党和红军领导人决定，从实际出发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登在《红星报》《战士报》上，在广大红军将士中进行广泛宣传。由于及时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红军队伍进一步凝聚了力量，提高了士气、斗志，奠定了最终胜利的思想基础。

（四）通过调查研究选择落脚点

在长征途中，面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与地理环境，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灵活调整战略方向，从最初的湘西到川黔边、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川陕甘，最终确定落脚到陕北。可见，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绝非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根据敌情变化作出的战略调整。

1933年11月，毛泽东就通过调查提出了向苏浙皖赣地区突围、创建根据地的建议，但被当时把持军事指挥权的博古等人拒绝，错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机会。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依据沿途调研的敌情、地形信息，多次提出改变进军方向。比如，反对盲目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推动通道转兵，为后续战略调整奠定基础。红一方面军经过浴血奋战，损失惨重，渡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后，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国民党军已在红军计划的路线上部署了重兵，企图一举围歼中央红军。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基于对客观形势的分析研究，决定扰乱敌军“围剿”计划，建议中央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且内部矛盾较大的贵州进军。

北上战略方针的确定和中央红军先行北上重要转向的成功都归因于调查研究。在哈达铺，毛泽东等人正是通过分析研究收集的《晋阳日报》《大公报》等报纸，了解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并且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根据这些调查资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作出北上陕甘的决定。在此后的榜罗镇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认真分析了全国革命面临的新形势和陕甘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再次认为在陕北落脚可以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开创革命新局面，并作出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英明决策。

1935年10月18日，也就是在到达吴起镇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着重强调，必须尽快摸清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具体状况，并对陕北苏区的现实情形进行全面了解。他尤为关切的是如何将长征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在陕甘根据地扎下根来、发展壮大并开花结果，这是当时最紧要的任务。为此，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系统把握了陕甘根据地的社会民情、地理条件与周边环境，继而推行一系列举措巩固并拓展了陕甘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向前发展。

正是依靠调查研究，党和红军才能摆脱濒临绝境的局面，并成功找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新支点。最终，陕北根据地不仅成为长征的落脚点，更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长征中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理论特征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15]。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的，是后来形成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实践运用和理论检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结晶，始终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基本前提，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自觉贯彻密切联系群众的立场原则，彰显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理论品格。这一思想经过长征的淬炼更加鲜明。

（一）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基本前提

开展调查研究，才能获得对现实世界状况的真实把握，而不是从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出发，脱离实际、凭主观臆断开展工作。要克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要以客观的调查研究为基本出发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强调，认识现实世界必须摒弃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幻想，严格遵循事物本身的客观联系与事实逻辑。

调查研究是连接主观与客观、克服片面性认识的根本桥梁。实践是认识的起点，调查研究则是将实践中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关键环节。系统周密的调查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言：“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6]这不仅是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必须对途经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地理、气候、交通、文化、风俗等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重点摸清行军路线的交通情况、气候水源、敌军军力部署等关键信息，为党和红军的工作开展准备真实材料。

调查研究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全面、真实、丰富、生动地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进而找出既解决问题、又符合群众要求的办法。为此，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从方法上要靠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并不能完全排除“本本”，而是不能只看“本本”；同样，反对经验主义也不是完全否认经验，而是反对主观主义。“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7]791在长征途中，红军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以往的经验或现成的理论来解决新问题。在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时，不能照搬以往的作战经验，而是要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地形条件等实际情况来制定适合的作战计划。

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一条被实践证明的真理。毛泽东后续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正是其调查研究思想与实事求是原则在理论上的系统阐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他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说明了新的革命形势下争取民众、团结各阶级参与斗争的策略，批判了党内错误思想，要求根据中国战争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确定革命策略。为了从哲学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毛泽东于1937年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光辉著作，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为全党提供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

（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

调查研究作为把握实际情况的科学方法，其本质是辩证思维在实践领域的具体展开。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最根本的法则，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且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特殊性。长征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准确把握矛盾发展变化，灵活制定调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