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与影响
《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归国后奉敕著述的一部西域史书。该书为贞观三年（629年）至十九年玄奘的西行见闻，记载大量西域山川交通、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是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宗教信仰，中外交通、风土人情等的重要文献。季羡林称它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林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见证。但它在古代中国的流传并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诸多起伏，方成为世人皆知的一部中国经典。
唐之前的王朝对遥远的西域了解不多，仅有的知识来自《史记》《汉书》等典籍，缺乏实地资料。贞观十八年（644年），一心开拓西域边疆，但苦于毫无资料的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的消息，即派遣左仆射房玄龄、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等将其迎入长安。随即唐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召见玄奘，迫切询问西域地理交通、风土风俗等事，并郑重嘱咐玄奘编撰一部关于西域的史书，可见他对这部西域见闻记寄予厚望。
贞观二十年（646年），《大唐西域记》编撰完成。玄奘在《进〈西域记〉表》中极力褒奖了此书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大唐疆域广阔，超越前代，文治武功的盛世必须载入史册。该书看似西域风土人情的记载，实则是大唐福泽四海的最好见证。
但此时唐太宗刚征伐辽东失败，心情郁闷，再加上李勣平定西域，诸部“乞置汉官”“遣使朝贡”，西域边疆态势有所好转，《大唐西域记》的现实意义随之下降。故唐太宗在《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中除盛赞玄奘的高风亮节、求法艰难外，对《大唐西域记》只简单写道“当自批览”。
唐初官方对《大唐西域记》的流传仅见于赠送西州刺史麹智湛、供王玄策出使西域使用、编修《西域图经》三处，民间社会更无迹可寻，可见其流传不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