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紧盯腐败新特点严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了“三个交织”，将“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作为新形势下腐败的新特点之一，并指出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将长期存在，这凸显出廉洁型政党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实践中出场的价值逻辑。相较于传统腐败而言，新型腐败之“新”表现在腐败的收益方式、交易行为上呈现迷惑性、智能性和间接性的特征，但是无论腐败披上何种形式的“隐身衣”，都无法掩盖权力寻租的“本面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这已成为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借此机会，由我为大家作一堂党课报告，与同志们共同交流新型腐败的内涵及惩治策略，以期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营造崇尚廉洁的党内政治生态。
一、形态式表现：传统腐败向新型腐败嬗变的样态化呈现
新型腐败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表达。新型腐败与传统腐败的呈现特点不同，主要体现在腐败的主体、方式、手段、收益、心理、类型和影响方面，但是究其本质都是遮蔽权力寻租行为的腐败新类型。（一）腐败主体：从“单线式结构”转向“网状式结构”。腐败主体是指权力异化过程中产生腐败收益的主要对象，既包括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党政机关人员，又包括与领导干部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群体。从概念上看，“单线式结构”来源于监督学的线性结构理论，意在说明腐败利益攫取中行贿与受贿主体的内在关联，这种腐败方式由于腐败主体关系简单，往往易于被“顺藤摸瓜”式的发现。与传统腐败相比，新型腐败的主体往往呈现出腐败圈子化的“网状式结构”，这一特征决定了腐败主体不仅包括官员本人，还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司机秘书等特定关系人，这些腐败利益“共同体”在达成的“契约”下相互勾结，在行贿方式上织密了一个高黏合性的“蜘蛛网”，形成封闭性高、利益交织复杂的“非线性”网状关系，企图通过培养“代理人”的方式来为腐败蒙上“遮羞布”，达到“移花接木”的腐败效果。目前，新型腐败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寻租主体，他们将自己伪装成领导干部的“身边人”或“高级智囊”，打着帮助当事人“疏通关系”“职务升迁”的名义实施经济诈骗，这一类“政治骗子”“司法掮客”已成为治理新型腐败需要关注的特殊对象。
（二）腐败方式：从“直接性受贿”转向“间接性受贿”。“直接性受贿”是指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本人直接参与腐败的发生过程，而新型腐败在利益攫取方式上的显著特征是通过“间接性受贿”来掩盖腐败发生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其一，“权益型”贿赂。这一腐败方式主要表现为“数字货币”“基金理财”“公司原始股”等，以金融性强和价值效益持续性高来实现利益分红。其二，“雅好型”贿赂。这一腐败方式具有很强的伪装性，表现为行贿者打着鉴赏、收藏的名义，过度“迎合”和高价“追捧”领导干部的书法作品、美术摄影、图书著作等文艺作品，企图以“雅贿”方式实现利益输送。其三，“投资型”贿赂。这一腐败方式属于公权力主体以借款收息、幕后合作开办公司等实现“投资回报”。其四，“依附型”贿赂。一些企业主为了隐藏腐败行为，围猎领导干部的“身边人”，通过提供工作岗位、变相支付薪资报酬等方式实现腐败利益输送，这是典型的利用职务影响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其五，“非实体型”贿赂。这一腐败方式表现为由原来看得见的“实体性价值”转为项目审批、政治攀附、职务晋升等，这属于“权权交易”的腐败类型。实际上，这些腐败方式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使少数领导干部淡化廉洁意识，产生对腐败行为认同的错误心理。
（三）腐败手段：从“传统性工具”转向“新媒介工具”。腐败手段指的是行贿客体与受贿主体进行利益输送的媒介渠道。与传统腐败的“面对面”交易相比，新型腐败的媒介工具更趋向于智能化和数字化。具体表现为：其一，“电子红包”式腐败。为了减少见面送礼存有的潜在风险，新型腐败将实体性价值摇身一变为数字货币的电子转账红包，这一打着“好处费”“辛苦费”旗号的“微腐败”往往容易让少数党员干部放松廉洁意识，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使“小腐败”逐渐演变为“大腐败”。其二，“你选我付”式腐败。目前在线网购平台开通了“你选物品”由“我来支付”的第三方交易功能，为善于“钻空子”的贪腐者提供了新的腐败空间，将暗藏行贿性质的高额商品以“优惠折扣”和“帮你支付”等方式渗透到交易环节，使腐败官员无形中实现了职务影响力与商品价值性的“兑换”，这种“不花钱”的购物体验僭越了廉以用权的纪律红线。其三，“快递寄送”式腐败。相较于传统的“面对面”商品交易，“网购+快递”的行贿方式更容易隐匿收件人的真实身份，加上邮递隐私性密保功能日益加强，客观上为腐败行为加固了“保险”。相较于传统腐败，新型腐败通常会利用互联网渠道的便捷性、隐匿性来降低腐败被发现的概率，掩盖权钱交易的腐败事实，客观上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
（四）腐败收益：从“不正当获利”转向“合法性获利”。“合法性获利”指的是腐败分子利用廉政法规存有的制度漏洞，试图在腐败的量刑空间和裁定标准上寻求最小的代价和成本，以达到“从轻处罚”甚至“不构成犯罪”的目的，掩盖腐败“不正当获利”的行为。常见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其一，基于“利益性”转换，由“违法利益”转为“合法利益”。这一做法最具代表性的是“洗钱”，企图利用股票期货、保险等来掩盖赃款动向，再以退保方式实现利益资金链的“合法”回流；通过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以签订个人资产的保密措施来隐藏真实来源，甚至通过“直播打赏”方式洗钱；通过给领导干部“专家咨询费”“培训费”“润笔费”等来为腐败获益披上“合法化”外衣。其二，基于“主体性”转换，由“直接参与”转为“幕后股东”。这一做法主要表现为“影子公司”，通过在企业经营环节安排亲朋好友充当“台前木偶”，以领导干部“退居幕后”的方式实现权力价值的变现与增值，实现“亦官亦商”的双重角色互换。其三，基于“方式性”转换，由“当期受贿”转为“延期受贿”。一些腐败分子为了能够“安全着陆”，在为企业主提供便利过程中为自己“提前筑巢”，退休后通过“人才引进”“专家顾问”方式参与企业管理，以双方不成文的“约定”来兑现腐败的“酬劳回报”，出现所谓的政商“旋转门”，这种台前维护清廉形象、背后巧用腐败的“受贿艺术”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五）腐败心理：从“防范被围猎”转向“甘愿被围猎”。腐败心理作为一种主观的思想意识，是指公权力主体在腐败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变化。“甘愿被围猎”作为一种不拒绝、不反抗甚至积极主动寻求行贿者腐蚀的心理现象，生成原因除了外界对象的主动诱惑之外，究其本质是自身理想信念缺失、自控力不足，从而在各种腐败“新招法”的诱惑中一步步放松廉洁思想防线并主动“上钩”，甚至出现逢年过节收受礼品不是腐败的错误认识，产生“心安理得”接受他人贿赂的腐败心理。从本质上看，“人情往来”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如果将其延伸到政治领域，便会让“礼尚往来”变为“利尚往来”。对于公权力主体而言，“甘愿被围猎”的腐败心理会减少贪腐者对违纪违法行为的“内疚感”，甚至因“未被发现”而产生侥幸逃脱心理，弱化腐败发生的“自我中止”和“自我纠偏”机制；对于执政党而言，“甘愿被围猎”的腐败心理会在同一空间场域中产生“蝴蝶效应”，造成“倒下一个牵出一片”的“塌方式腐败”。例如，“辽宁贿选案”“中石油窝案”都是典型案例。“甘愿被围猎”还体现在“精心挑选”和“主动培养”行贿对象，由以往的“来者不拒”转变为只和相对固定的“自己人”打交道，以确保腐败交易的安全性。实际上，“甘愿被围猎”的腐败心理危害性很大，容易弱化党员干部廉洁齐家的意识，破坏所在地区的清廉政治生态。
（六）腐败类型：从“硬权力腐败”转向“软权力腐败”。腐败本身就是一种公权力异化的社会现象。与某些掌握公共权力所滋生的“硬权力腐败”方式不同，“软权力腐败”是指一些公职人员基于自身的专业技能、职业地位的特殊性而对外界行贿主体产生的价值吸引力，这一腐败类型往往涉及政治权威、学术影响力、社会资本等因素。具体表现为：其一，“信息权力”腐败。这主要是指掌握信息传播权力的公权力主体，利用发布信息、广告等优势产生的腐败行为。与备受舆论关注的“公款挪用”“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相比，“信息权力”腐败更具有隐蔽性和独特性，是一种难以发现和察觉的腐败新情况。其二，“学术权力”腐败。“学术腐败”往往是指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知识并在该研究领域拥有核心话语权的主体产生的腐败行为，大多出现在文化和教育领域，表现形式有“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从危害性上看，“学术腐败”会造成学术造假和科研诚信行为失范，严重破坏学术风气和社会诚信价值观。据统计，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各类媒体新披露和报道有较为详细信息的学术不端案例30起，其中确认案例17起，涉嫌案例13起。相比于“硬权力”的腐败方式，这些“软权力腐败”大多与文化和教育领域相关，行为更趋柔性与隐蔽性，是新型腐败滋生的一种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