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是全局性、长远性谋划以取得总体性、根本性实践效果的理论思维，其战略指向极为明确，比如，坚定性战略目标、总体性战略布局、全面性战略筹划、长远性战略安排、深刻性战略价值以及方向性战略诉求等。从战略思维起点、展开和归宿的逻辑理路考察，就是探讨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弄清战略思维逻辑理路，有助于理解其思想内涵和思维魅力，进而增进理论自信，增强理论认同。
逻辑起点是“研究对象（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流派）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构成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位”［2］。因为它包含着研究对象中一切矛盾的“胚芽”或生长点，所以任何成体系的思想理论、学说、流派都蕴含着自己本质“胚芽”，“胚芽”不断裂变，裂变在矛盾发展中有序展开，进而形成逻辑严密的体系之树。逻辑起点是科学理论体系建立时，关于研究对象的简单、单一、抽象的本质规定。
《资本论》的研究以“商品”为逻辑起点。“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3］。判断是不是逻辑起点，要看“是不是最抽象的范畴或概念”“能不能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保持同步”“有没有体现研究对象的主体”。这可以作为判断是否为逻辑起点的依据。
比如，是不是最抽象的范畴或概念？列宁在谈到《资本论》“大写逻辑”时指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4］304，即将“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常见的、最直接的‘存在’”［4］291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始于商品，而商品是抽象的概念、范畴，不是直接的、感性的、具体的、个别的东西。从抽象的概念或范畴开始，既是哲学科学的思维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思维特点。
再如，能不能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保持同步？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从简单关系走向复杂关系，战略思维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也是简单范畴，而且这个简单范畴伴随战略思维逻辑起点、展开到回归整个理路。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5］德文中“思想”为“Hbeecht”，“思维”为“enken”，英文中“思想”为“thouht”，“思维”为“thinkin”，在翻译时并没有严格区分“思想”与“思维”。恩格斯所言“思想进程”，包括思想发展和思维展开的进程。保持“前后一贯”也是保持“历史起点”同步。(海量最新资料就在君VIP会员，君或:1060)
又如，有没有体现研究对象的主体？马克思认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6］只有把握研究对象的主体，才能从逻辑起点出发，进一步安排各范畴之间的关系。
“发展与安全”既是抽象概念或范畴，又贯穿事业进程始终，且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将“发展和安全”明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战略思维逻辑起点，意义有三：第一，秉承文化传统的需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言“祀”与“戎”，今人言发展与安全。古人讲“祀”就是讲发展，只不过古人眼光向过往，今人眼光向未来。古人讲“戎”，关乎生死存亡，古今同义，就是指安全。第二，接续历史沿革的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7］9。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8］53等思想的提出，不仅聚焦发展，而且一以贯之。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不同时期安全战略，如前期强调安全型发展，中期强调发展型安全，新时代强调“坚持统筹”，无论如何变化，安全与发展都是发展沿革的关键词。第三，应对形势变化的需要。从国内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质量发展回应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实践要求。为了有效应对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要素成本持续快速上升和实体制造业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的趋势，有效应对技术研发力量不足、技术人员短缺等问题的双重压迫，有效应对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新的“世界工厂”的双重压力，越来越需要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越来越需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国际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时空领域日益宽广，内外因素日趋复杂。特别是在战略机遇期有利因素仍然存在条件下，机遇挑战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8］36是应对“两个大局”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8］36，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两个结合”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战略思维逻辑理路中，贯穿形成过程、融入主要内容、彰显价值体系。总体看，战略思维逻辑展开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一方面，它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表现在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发展。比如，马克思主义主要矛盾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研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相结合，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党执政实践相结合，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相结合，洞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它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表现在发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明再现耀眼的光芒。例如：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民本思想相结合，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将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辩证法；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相结合，挖掘和阐释“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文化内涵；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相结合，阐释生态文明思想；等等。具体看，“两个结合”贯穿战略思维逻辑理路展开的多个层面。
1.前期重要铺垫。思想发展过程与主要创立者个人经历密不可分，更不能割裂开来。理论界通常认为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是“新时代”之始，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也得到确认，新时代既是实践发展起点，也是理论创新起点。如何认识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的众多理论创新？一方面，战略思想形成与战略思维过程，并非相互割裂、互不相干的碎片，而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整体。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前的经历为战略思想的创立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前非常善于理论总结，如“六项规定”“八八战略”“上海城市精神”等，集中体现在《摆脱贫困》《之江新语》和其他领导实践的讲话中。到中央工作后，《党校十九讲》阐述的重要思想，也是战略思想创立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的众多理论创新是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战略思维、逻辑理路的前期铺垫。[更多实用素材，请关注公*众号：【老@船长君】，微信：【lcz^wk&】，请~认准，更多素材]
2.确立理论主线。习近平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线的确立起到重要引领作用。例如：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条主线”。［9］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10］。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对孕育催生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此期间，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层出不穷，如“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标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矢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等，这些思想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时代内涵。2013年，全国党校系统相继举办了不同层面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后，理论主线共识也逐步达成。
3.搭建基本框架。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首次提出“四个全面”之后分别阐述其背景、内涵和定位。关于背景，他认为“四个全面”源于事业发展现实需要，源于人民群众热切期望，源于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关于内涵，他指出“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11］；关于定位，他先强调“四个全面”是理论指导、实践指南，然后指出“四个全面”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新战略布局。此后，对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等思想。战略思维逻辑展开至此，理论框架基本形成、理论内容更加凝练、理论特色逐步彰显。此过程有四个节点值得关注：一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深刻阐述“八个方面要求”，继承、发展、充实和延伸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框架；二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三是“7·26”重要讲话提出的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和新举措，为重大理论创新蓄能造势；四是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念并系统阐释其内涵。至此，理论框架基本成熟，理论体系水到渠成。[更多实用素材，请关注公众^号：~【君】，微信：【lczw#k】，请认准老&船长，*更多素材]
4.补充丰富发展。体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理论发展的终结，因为实践发展催生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又指导新的实践，二者互动永无完结。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又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例如：在管党治党方面宣示“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所作为”；明确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018年1月5日，用三个“一以贯之”阐释伟大斗争；6月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7月阐述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8月阐明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11月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号召“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发展安全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在建党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等新思想。实践不断发展，思维不断延伸，思想也不断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