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早春的延安，春寒料峭，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座无虚席，暖意浓浓。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校长毛泽东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这种不良风气，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指出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六个坚持”，集中概括和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特质。其中第三条就是“坚持守正创新”。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指引。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守正创新是一个老问题，马克思在世时，就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曾经自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怎么会说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需要从恩格斯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的通信谈起。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在其思想发展中，曾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马隆、布鲁斯为首的“右派”，另一派是以盖德和拉法格为代表的“左派”。“左派”又称“盖得派”，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1882年10月26日，伯恩施坦致信恩格斯：“和《激进报》编辑决斗的喜剧以及《公民报》编辑在‘果达尔’问题上极不体面的举动，是盖得派以及由于他们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如此威信扫地的原因”。伯恩施坦认为，在法国，盖得派威信扫地的同时也连带着让马克思主义威信扫地。恩格斯在回信中批评了伯恩施坦的错误判断。在恩格斯看来，盖得派威信扫地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威信扫地。因为盖得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这些准备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朋友们，全都毫无例外地在最近12至15个月内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而且，第一个错误就是盖得犯的”。恩格斯还告诉伯恩施坦一个信息：面对盖得派对自己思想的曲解，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之所以认为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什么问题，他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不可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的意思是说，盖得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准确。针对盖得派的幼稚病和叙述马克思思想的不当方式，马克思提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他不是盖得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自述“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守正创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需要守正，只有守正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守正也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守正，也就谈不上创新。只有准确守正，才能正确创新。盖得派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这反而为攻击者提供了把柄，他们没有守住“正”，也就不可能正确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样的事情不仅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也同样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和苏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再次遭遇危机。美国学者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共产主义失败了，历史在资本主义这里已经终结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式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失败了，但是这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失败了。苏联式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也就是站在守正的角度，我们会发现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差异巨大。面对盖得派，马克思只能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恐怕也会说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