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技巧
1.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魏振宇：
中央企业调研报告写作“四要四不要”1
二、党政机关
2.河南省监狱管理局课题组：
河南省监狱系统民警职业倦怠情况调查与思考8
3.农村金融时报刘彦广：
红土映初心赣水涌新潮&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江西实践10
4.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17
5.基层治理重在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21
6.交通行业干部职工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探索26
7.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卢妍赤：融媒赋能与青年聚力&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助力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的实践探索…29
8.张掖市森林草原防火物资储备中心肃南县林业和草原局李景潮：
肃南：助力“三北”工程&实践探索与时代启示35
9.河南省安阳市土壤肥料站李波：
汤阴县耕地质量提升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38
10.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杨威：武汉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研究
基于智慧城市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调研分析43
11.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人民政府陈玲丽：乡土深处文化生根&科右
中旗以群众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52
12.济源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佩军：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提品质&关
于济源示范区以盘活低效资源助力空间优化的调研与思考58
13.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课题组：
引导基层青年干部群体向上成长的路径探析62
三、高校
14.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母欣田：
“双碳”目标下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64
15.南京警察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吴玉强：
DeepSeek赋能高校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69
16.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殷玉娟：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研究&基于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证调研…76
17.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赵建昌：
当前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问题及对策82
18.云南大学教育学院娄元元：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92
19.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宗晓杰：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现状调研、问题诊断与优化策略…100
20.北京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张东平：
高校后勤育人创新的实践探索…113
21.沈阳建筑大学图书馆孙鹏：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调研及提升策略研究&以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例…122
22.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李还胜：
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及对策探究…131
23.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李远帆：
高职院校廉洁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36
24.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陆伊琪：
关于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学生就业与发展的调研…141
25.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谢慧贞：
海东市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45
26.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郭思雨：合村并镇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四川省绵阳市Z县为例147
27.昭通卫生职业学院李雪萍：
焦点解决视角下教师群体减压团体辅导活动的实践探索…154
28.外交学院刘乃郗：
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农增收的创新实践&基于黑龙江省依安县的调研…15929．贵州大学王林珠：
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64
30.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宋绮婷：数字化领导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分析&基于大湾区制造业企业调研171
31.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环：
新时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探索…178
32.吉林工商学院财政金融学院辛阳：
新文科背景下“双创教育”与金融人才培养深度融合问题及对策研究…18033．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王芳芳：
智媒时代高校辅导员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权实践研究&基于浙
江5所高校的实证调研187
34.姚春：
中高职思政一体化育人区域化实践探索&以衢州市为例193
35.中国传统村落调研&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磨坪村197
四、企业
36.国网湖北电力课题组：基于DeepSeek大模型的电网企业“12345”内审
全流程质量控制体系构建研究…200
37.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会计财务调研课题组：
金融业财会监督机制研究…207
38.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刘帅：
石化企业严查严治“四风”问题的实践探索与应对策略…216
39.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张帅：思想政治引领驱动公交服务升级创新&以北京公交集团相应实践探索为例221
40.贵州省烟草公司贵阳市公司王广华：
烟草企业智慧服务文化的构建路径与实践探索…225
五、医院
41.建湖县人民医院高江：
县级医院职称评聘优化驱动人才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230
六、其他
42.中国信通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邓涵：
AI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情况调研235
43.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伟：
草原升起新气象&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调查报告…241
44.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德治与法治的高效有机统一…249
45.榆林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多方协同联动增强服务质效&陕西榆林市供销合作社三级物流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253
46.全国市长研修学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闫少宁：
关于在完整社区建设中提升无障碍服务情况的调研及建议…256
47.省社科院课题组：
河南农业强省建设的时代新篇…262
48.省社科院课题组：
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慧跃迁…265
49.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河南实践与时代思考…268
50.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勘测调查院陈亮：
宁夏耕地保护的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284
51.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平急转换的高效有机统一…289
52.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赛迪研究院联合课题组：
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调查…293
53.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守护工业记忆传承工匠精神&对我国工业类博物馆建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300
54.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胡治政：
数智赋能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转型的实践探索…306
55.合肥市供销合作社监事会：
提升服务能力激活经营活力&关于示范基层社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30856．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联合课题组：
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312
57.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课题组：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海口市龙华区的调研…319
58.巴中市恩阳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李苹：
行政事业单位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326
59.黄英：
烟花爆竹经营布点规划问题及对策研究…331
60.省社科院课题组：
以奋进之力谱写美丽河南建设新篇章…335
61.省社科院课题组：
以民生之笔绘就幸福河南新画卷…338
62.省社科院课题组：
以治理增效营造安定有序社会环境…341
63.光明日报调研组：在厚学立论中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关于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调研…344
64.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治理与发展的高效有机统一…353
65.郑州日报社、郑州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
专群结合的高效有机统一…357
66.省社科院课题组：
走好具有河南特色的文化繁荣兴盛之路…361
67.河口县供销合作社：组织重构激活力模式创新促振兴&关于云南省河口
县供销合作社深化综合改革的调研…364
中央企业调研报告写作“四要四不要”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魏振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他还深刻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的调研工作锚定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与政治基础，其调研工作绝非简单的信息归集，而是服务国家战略、破解改革瓶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进入关键阶段，培育新质生产力、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成为央企的核心使命，这对调研报告写作提出了更高标准——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正确、务实管用、数据翔实、逻辑严密”要求，发挥“服务决策、破解难题、推动落实”作用，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坚守科学方法、锚定实践需求，以高质量调研成果支撑科学决策、赋能战略落地。
一、要锚定战略导向，不要偏离中心搞“空调研”
中央企业的特殊属性与战略定位，决定了其调研工作必须始终锚定服务国家战略这一核心使命。所谓战略导向，本质是找准“国之大者”与企业主业的结合点，在“国家急需什么、企业能扛什么”的精准匹配中选准调研课题。脱离战略锚点的调研，即便内容再翔实、文笔再精彩，也只是游离于中心工作之外的“空调研”，无法为改革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央企调研更要紧扣“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主线，把有限的调研资源集中投向主业实业、战略前沿领域，坚决避免在非核心领域分散精力。
“国之大者”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到行业领域的战略任务与发展目标。对于装备制造类央企，“国之大者”是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对于能源类央企，是能源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对于建筑类央企，是重大工程建设与“走出去”战略实施；对于科技类央企，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于笔者所在的聚焦应急救援的功能型央企，是应对大灾的托底支撑。调研选题唯有紧扣这些核心任务，才能实现“调研一次、解决一批问题、带动一个领域提升”的乘数效应。反之，若将调研选题局限于事务性琐事，脱离主业发展与战略落地需求，即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最终形成的报告也会因“与战略脱节、无实用价
值”而被束之高阁，造成调研资源浪费。
案例1（正面）：某装备制造类央企针对我国大型锻压设备长期依赖进口、万吨级锻件技术壁垒难以突破的“卡脖子”问题，组建由技术骨干、中层管理者、外部专家组成的专项调研团队，历时3个月深入锻造车间、研发中心及下游重点客户企业，与28名资深工程师、12家核心用户开展“一对一”深度访谈，系统梳理出“锻压工艺不成熟、热处理设备性能不足、核心检测技术缺失”三大核心瓶颈。基于此次调研形成的《突破万吨级锻件技术壁垒的路径建议》，提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关键设备迭代升级、人才梯队建设”等5项可操作举措，直接支撑我国某重大工程所需万吨级锻件实现国产化落地。
案例2（反面）：笔者所在的集团公司曾围绕“职工文体活动开展情况”开展专项调研，调研团队耗时3周发放问卷1800余份，召开多场座谈会，形成近万字调研报告。详细分析了职工对文体活动的需求类型、参与频次等，但既未关联企业“应急救援技能人才培育”“水电铁军精神传承”等重要任务，也未结合企业“高端技能人才短缺”的突出痛点提出衔接性举措。大量的调研投入未产生应有价值，成为典型的“空调研”案例。
技法解析：调研选题必须通过“三重校验”筑牢战略根基，从源头规避“空调研”。一是政策校验。对照国务院国资委年度重点工作清单、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任务分解表，确保选题精准契合国家战略导向。二是战略校验。锚定企业“十五五”规划核心目标、党委中心组学习重点议题、制约企业发展难点，确保选题服务企业发展。三是问题校验。紧扣巡视整改反馈问题、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生产经营中的核心痛点，确保选题直击改革发展关键。通过“三重校验”形成选题“过滤网”，坚决杜绝“为调研而调研”的形式主义，让每一项调研都紧扣中心、服务大局。
二、要深潜一线蹲点，不要浮于表面搞“浅调研”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央企调研的生命力根植于一线，只有直插车间班组、项目现场、生产一线、服务终端，才能获取最鲜活、最真实、最精准的一手信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研要践行“深、实、细、准、效”五字诀，这一要求对央企调研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部分单位调研中仍存在“听汇报多、看现场少，看样板多、查盲点少，问干部多、访群众少”的形式主义倾向，这种“浅调研”不仅无法发现真问题，更可能因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偏差，本质上是对工作不负责任的表现。
央企业务覆盖广、产业链条长、场景差异大，从国内车间到海外项目、从城市电网到农村基站、从研发实验室到终端服务点，不同场景的矛盾问题千差万别。仅靠会议室里的汇报材料、报表中的汇总数据，根本无法掌握“现场实情”、摸清“隐性症结”。中国安能作为军转央企鲜明提出：各级工作组下基层调研时，要发扬军队“五同”精神，与基层干部员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同娱乐。因为只有深入一线蹲点，跳出办公室“键对键”，与服务对象“面对面”，才能听到“没有过滤的真话”、看到“未加修饰的真相”、掌握“蕴含规律的真经”。特别是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新任务中，很多问题没有现成答案，更需要通过沉浸式一线调研探索路径、总结经验、规避风险。
案例1（正面）：中国安能集团在由军转企之初，转企员工的各种顾虑较多，思想高位活跃，集团公司党委（当时为筹备组临时党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围绕“转企员工的思想反映和主要矛盾困难”开展专项调研，要求调研组坚决摒弃“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调研模式。当时笔者随调研工作组严格执行集团党委决策，直接进驻3个二级单位、6个三级单位及9个基层大中队，每个二级单位蹲点时间均超过5天。其间，调研人员与83名三级班子以上成员谈话，深入9个大中队跟班训练作业，分层级召开座谈会13场，既坚持传达上级精神，更注重倾听一线声音，收集“公司发展定位和前景、整体转隶待遇、个人发展路径、家属子女安置”等6大类问题70余条。基于一手数据形成的《当前员工思想反映和思考建议》，提出“统一开展转企专题教育、加强转企政策研究筹划、建立善后工作组、简化为员工解决实际困难流程”等8项具体措施，集团党委成立转企政策研究专班，提出的转企政策建议上报给有关部门后，被充分认可吸纳，确保了转企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案例2（反面）：某能源央企为推进新能源业务规模化发展，开展“新能源项目盈利模式优化”专项调研。调研团队仅召开2次中层干部座谈会，主要通过查阅近3年财务报表及业务总结，所引用的数据均为“项目投资总额、年发电量、营业收入”等汇总数据，未深入任何一个风电场、光伏电站现场核查运维实情。报告片面分析“盈利前景良好”，但实际情况是部分项目因“运维人员配置不足、设备故障率偏高”导致运维成本超预期30%，这一核心风险点未被发现。基于该报告制定的扩大投资方案实施后，3个新建项目短期内即出现亏损，造成不良投资影响。
技法解析：推行“一线调研三要件”工作法，确保调研走深走实、取得实效。一是前置准备要“实”。提前制定《一线问题台账》，明确调研主题、核心问题、调研对象、数据指标等关键要素，避免调研盲目性。二是现场核查要“全”。备好“三要件”——数据采集表（明确需现场核实的核心数据及口径）、访谈提纲（根据管理层、基层员工、服务对象的差异设计问题）、现场核查清单（列出需实地查看的关键环节及验证标准）。三是问题核实要“严”。建立“问题核实闭环”，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采取“现场复核、多方印证、数据比对”方式，确保问题真实准确。同时，合理设定蹲点时长，重要课题蹲点时间不少于3天，复杂课题不少于5天，涉及全局的重大课题，需反复深入基层，确保充分掌握一线实情。
三、要精准析因提策，不要堆砌数据搞“散调研”
调研报告的核心价值在于“解决问题”，而有效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精准剖析问题根源。央企调研绝不能停留在“罗列现象、堆砌数据”的初级阶段，必须构建“发现问题—分析根源—提出对策—预期成效”的完整闭环。特别是在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中，面对的都是深层次体制机制矛盾和复杂利益格局问题，更需要运用专业工具深入剖析、靶向施策，提出“企业可操作、政策可衔接、效果可量化”的对策建议，坚决避免“散调研”导致的对策空泛、无法落地。
精准析因提策，关键要把握两个核心环节：一方面分析原因要“刨根问底”，运用“问题树分析法”，从表面问题入手，层层递进拆解至根本原因，清晰区分“体制机制问题、技术瓶颈问题、管理漏洞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等类型。另一方面提出对策要“靶向精准”，结合“PDCA循环”管理理念，即将管理分为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和行动Act四个阶段，形成周而复始的螺旋式上升改进过程，确保对策既有短期攻坚措施，又有长期保障机制。对于央企而言，对策设计还要充分考虑与国资监管政策的衔接性，明确区分“企业自主解决、需上级监管协调、需国家政策支持”三类情形，避免“一刀切”“大水漫灌”式建议，增强对策的可行性与针对性。
案例1（正面）：某石油企业针对化工板块利润下滑问题，开展“降本增效专项调研”。调研团队创新运用“数据对比+标杆分析+现场核查”三维方法，选取行业内3家标杆企业，对比分析近3年原料采购、生产能耗、物流成本等12项核心指标，精准锁定“原料采购成本高（较标杆企业高8%）、设备能耗超标
（单位产品能耗高12%）”两大核心症结。深入剖析根源后，提出6项具体对策：
组建“区域集中采购联盟”整合采购需求、实施“设备节能改造专项行动”、建立“能耗动态监控平台”、优化生产排班制度等。其中，“集中采购联盟”整合12家子公司采购需求后，年减少采购支出1.8亿元；“节能改造”覆盖56套关键设备，年节约能耗成本1.4亿元，实现“年降本3.2亿元”的量化目标。该调研成果直接转化为企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推动化工板块利润率提升2.3个百分点。
案例2（反面）：笔者所在的集团某二级单位开展“科技创新投入效益提升”专项调研，报告中详细罗列近10年研发投入从6000万元增长至2亿元的变化数据，附列20项专利清单、15个研发项目进展情况，但调研仅停留在数据堆砌层面。对于“投入产出比偏低”的核心问题，未深入分析根源——既未发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入比例失衡”的结构问题，也未提及“研发与市场转化脱节”的机制问题。提出对策仅为“加大研发投入、加强高端人才引进”等空泛表述，未明确投入结构优化、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等关键举措，导致报告无法指导实践。
技法解析：建立“精准析因提策三步骤”工作机制，提升对策可行性。第一步，问题分类梳理。采用“问题树分析法”，将收集的问题按“战略层面、执行层面、操作层面”分层分类，绘制问题树图谱，明确核心问题与衍生问题的逻辑关系。第二步，根源深度剖析。从“体制机制、技术能力、资源配置、管理水平、外部环境”五个维度深挖根源，避免将“表面现象”等同于“根本原因”。第三步，对策分层设计。严格区分“企业自主解决”（如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完善激励机制）、“需上级监管协调”（如跨企业资源整合、行业标准制定）、“需政策支持”（如税收优惠、科研经费补贴）三类情形，每类对策均明确“责任主体、实施步骤、量化目标、完成时限、验证标准”，确保对策可落地、可考核、可检验。
四、要坚守务实简洁文风，不要套话连篇搞“虚调研”
“文以载道，言为心声。”央企调研报告的文风直接反映调研质量与务实作风，唯有坚守务实简洁的文风，才能让调研成果真正发挥决策参考作用。国务院国资委始终倡导“短、实、新”的文风要求，明确调研报告要力戒“党八股”“三段式”，坚决摒弃“穿靴戴帽”“套话连篇”的冗余表述。当前，部分调研报告仍存在“开篇大谈意义、中间罗列数据、结尾空喊口号”的固化模式，核心问题模糊化、关键举措空泛化，沦为“虚调研”的载体，严重影响调
研价值发挥。
央企调研报告的核心读者是企业党委、经营管理层及国资监管部门，其核心需求是“快速掌握问题、明晰根源、获取方案”。这就要求文风必须“直奔主题、直面问题、直截了当”。标题要鲜明体现“核心问题+研究视角”，让读者一眼就能看懂调研核心；正文要开门见山，用具体事例和精准数据支撑观点，坚决避免“近年来”“总体良好”“有待提升”等模糊表述；对策要务实具体，杜绝“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队伍建设”等空洞套话。同时，要注重表达创新，善用基层员工的鲜活语言、现场发现的具体案例增强报告的说服力与可读性，让报告中的每一句话都承载实质信息。
案例1（正面）：中国安能集团针对应急救援基地如何在企业化动作下提升核心能力问题开展专项调研，形成的《应急救援基地依托市场提升核心能力的实践与对策》开篇即精准点题：“本次调研覆盖全国12个工程应急救援基队（救援队），通过实地核查、访谈座谈等方式，发现基地运维模式缺少规范、谋划缺乏市场化思维、救援与建设板块衔接不畅等3类突出问题，结合典型案例提出4项改进措施。”正文部分，直接列举“某基地因无规范可依放松训练管理”“某救援队应急任务完成出色但无自主经营能力”等3个具体案例，每个案例均明确问题详情、主客观原因分析、责任主体及教训启示。对策部分明确“建立集团层面基地统一规范运维机制、推行救援队与施工队轮换转接机制、制定市场化能力培育举措”等可操作措施。集团党委对这份报告高度重视，当年便组织召开应急救援基地规范建设现场会，调研报告中的有关内容直接转化为《中国安能应急救援基地规范运维指导手册》的核心内容。
案例2（反面）：某央企开展“高速公路运营服务提升”专项调研，形成的报告开篇阐述“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提升运营服务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等宏大意义，正文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罗列“运营里程、服务站点”等成绩数据，仅用不足200字提及“服务质量有待提升”。对策部分充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强队伍、健全机制”等套话，未提出“优化收费流程、增加便民服务设施、建立客户反馈快速响应机制”等具体举措。
技法解析：坚守“文风三规范”提升报告质量，确保务实管用。一是标题规范。严格采用“核心问题+研究视角”模式，如《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股权结构优化研究》《新能源项目运维成本控制的路径探索》，杜绝“关于××工作的调研报告”等模糊化表述。二是开篇规范。全面推行“问题导向式开篇”，
直接说明调研主题、覆盖范围、核心发现，严格控制字数，杜绝“穿靴戴帽”。三是表述规范。正文必须用“具体案例+精准数据”支撑观点，模糊表述要精准化，如将“近年来投入大幅增长”改为“2021-2024年研发投入从8亿元增至15亿元，年均增长20.8%”；对策部分直接回答“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如何验证”。删除套话、空话、冗余表述，最大限度提高“干货”内容占比。
央企调研报告写作的质量关系战略落地成效、改革攻坚突破、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
“四要四不要”要求，本质上是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更是央企履行“三个责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只有构建“调研—决策—落实
—反馈—优化”的全链条闭环机制，着眼以高质量调研推动央企高质量发展，才能让调研真正成为央企服务国家战略、破解发展难题、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金钥匙”，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加坚实的央企力量。
河南省监狱系统民警职业倦怠情况调查与思考
河南省监狱管理局课题组
鉴于全国监狱封闭性、同质化特征，河南省监狱系统民警职业倦怠调研结论对全国监狱系统民警同类情况具有参考价值。笔者对河南省监狱系统数千名民警开展深入调研，具体情况和分析结果如下。
一、监狱民警职业倦怠主要表现
河南省监狱系统民警职业倦怠总体表现为情绪焦虑抑郁、身体亚健康和工作状态下降。问卷显示，40.7%的民警常因工作压力感到紧张、导致难以入睡或半夜常惊醒，37.6%的民警认为工作单调无聊、接触负能量较多而感到抑郁，42．9%民警表示工作热情和职业荣誉感有所下降。笔者日常走访调研发现，33.3%的民警出现身体疲劳、头痛等亚健康问题，25.5%的民警表示自己工作状态低迷，出现忽视职责、回避任务等倾向。同时，职业倦怠有从个别民警向全体民警队伍蔓延的苗头，影响了监管改造质量、刑罚执行质效和监狱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二、监狱民警职业倦怠问题分析
一是工作压力大，执法风险高。近年来，河南省监狱系统押犯结构愈加复杂，监狱安全、执法和罪犯改造任务加重，一线民警执勤时间长、夜班频率高、休息难保障。全省监狱常年押犯超设计容量20%，目前警囚比为14.7%，低于有关部门对警囚比的要求，民警长时间高负荷工作。同时，罪犯及其家属维权意识增强，检察机关执法监督越来越严，民警中滋生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心理。
二是认知有偏差，履职能力不足。近年来，社会媒体不良引导、罪犯家属负面言论增多，部分监狱文化建设和对外宣传不足，加之有的民警易被外界负面信息影响，导致认知失衡，荣誉感下降，倦怠情绪滋生。部分青年民警业务能力不足，面对罪犯突发问题，力不从心、疲于应付。
三是工作环境封闭，发展空间受限。监狱物理空间隔绝，民警与外界接触少，工作环境单调乏味；一线民警值班要求严格，与外界联系不便，工作内容重复枯燥，部分民警产生厌倦情绪。监狱系统与外系统轮岗交流不足，且监区之间、监区与科室之间、监狱与厅局机关之间的交流不畅，有的民警认为职业前景有限，因此滋生消极情绪。
三、监狱民警职业倦怠改进措施
一是化解履职风险，为民警减负降压。健全依法履职保护机制，正确看待和处置民警执法的后果，在合法性、规范性审查的基础上辅以合理性审查，在限制执法权滥用与维护执法权威之间寻求平衡，避免民警产生职业挫败感。强化统筹管理，统筹精简会议、文件、台账和监督检查，减少对民警精力的无效消耗；统筹狱内警力，在保证值班执勤力量的前提下，针对监区值班民警因紧急事项确需临时离岗的情形，建立快捷审批流程；统筹运用技术手段，推广智能监控，降低人工盯防强度，控制民警值夜班频度。盘活民警编制，合理调配民警编制充实到监狱系统；加强与中央、省委编办沟通，建立监狱系统民警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用足用好有限警力，降低民警工作负荷。
二是强化宣传教育，提升民警能力素质。加强监狱文化建设，强化民警职业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主动化解负面涉狱网络舆情，广泛宣传罪犯改造成果，让民警充分了解监狱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中做出的贡献，进一步提升职业黏性，增强民警荣誉感、归属感、责任感。及时掌握民警思想动态，定期谈心交流，帮助其明确职业规划，解决心理困惑，提高自我调适及抗压能力。严格落实大练兵方案，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业务能力培训、警务技能训练和应急处突演练，强化民警尤其是青年民警的法治观念、规范意识，增强民警队伍的政治素质、职业素养，提高监管执法水平和改造罪犯的本领。
三是打破封闭环境，进一步优待基层民警。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开展监狱开放日活动，探索灵活执勤模式；组织民警学习外系统和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让民警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接触社会、增长见闻，破除封闭环境带来的压抑感。推动监区和科室、机关和基层岗位的定期轮换，探索与戒毒所、司法所、社区矫正机构等其他司法行政单位的人员交流机制，拓宽民警的职业视野，减少单一岗位带来的倦怠感。提高基层一线民警的薪资福利待遇，加大从优待警政策向基层监区的倾斜力度。
红土映初心赣水涌新潮&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江西实践
农村金融时报刘彦广
（2026年5月18日）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如何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的重要课题。
江西，这片承载着厚重革命历史与绿色生态的红土地，正奋力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勇争先。作为红色金融的重要发祥地，江西既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先行实践区，也是普惠金融综合改革的重点试验区。近年来，江西金融系统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在红色金融传承、绿色金融赋能生态经济、普惠金融服务民生方面持续发力，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江西提供了有力金融保障。
今年3月下旬，本报和经济日报江西记者站共同深入赣鄱大地调研，探旧址、访企业、进乡村，与金融监管者、从业者深入交流，见证这片红土地上涌动的金融活力，解码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与为民情怀。
江西风景独好，赣江奔涌，井冈巍峨。
赣鄱大地，青山叠翠，处处涌动着新时代的金融脉动。
“江西金融系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红色金融精神铸魂、勇探绿色金融新路、以普惠金融实践润民，创新打通‘红、绿、普’三大脉络，努力探索一条江西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江西省委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许忠华对记者表示。
理念落地，实践见真章。一组数据清晰折射出这一探索的成色：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贡献显著提升；政府融资平台数量、债务规模、融资成本实现“三压降”；连续5年保持无高风险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低于全国均值0.15个百分点。数字背后，是江西金融系统传承红色血脉、践行绿色理念、深耕普惠沃土的坚实足迹。
不忘来路赓续红色金融血脉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江西红色金融教育馆静立其间。泛黄的布币、手写的账本、复原的场景，将观者带回那个战火纷飞却金融秩序不乱的年代。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诞生。“扁担银行”“马背金库”的壮举，铸就了“忠诚、创新、为民、廉洁”的红色金融精神。九十
余载沧桑迭变，这份精神血脉如何在新时代赓续？江西金融人用行动作答。2025年，江西省委金融办组织“讲好诚信故事、坚守契约精神——弘扬红
色金融文化”微党课比赛，在全省金融系统掀起热潮，“追寻红色金融足迹”系列活动同步展开。与此同时，江西省委金融办组织汇编《江西红色金融故事汇编》，在全国率先实施红色金融文化传承工作三年行动方案。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系统梳理江西红色金融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将“扁担银行”的奋斗历程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五要五不”、金融发展之路“八个坚持”相结合，打造“江西红色金融教育馆”。馆内图文史料、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交相呈现，生动映照红色金融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自2024年开馆以来，这座教育馆已接待近40家单位参观，成为员工教育、文化建设、对外交流的重要阵地。讲解员队伍中，大多是“90后”“00后”青年员工，他们用青春的语态，讲述着红色金融的往昔与回响。
在瑞金、于都、井冈山，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将三家支行改造为红色文化传播阵地，组建红色文化青年讲师团，打造舞台剧《红色存单》，荣获江西金融青年风采展示一等奖。“我们希望让红色文化可看、可学、可传。”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傅惠平告诉记者。
在赣州，当地以红色金融基因传承创新“样板区”为目标，全面塑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红色金融品牌。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江西联动上海、湖南、重庆等地深化红色金融文化交流，初步形成了南昌—萍乡—吉安—赣州—上饶的红色金融研学路线。这条红飘带，正成为金融系统联学共建、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通道。
赓续红色血脉，光“讲故事”还不够，关键在“见行动”。
在赣南革命老区，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将支持老区乡村振兴摆在突出位置，截至2026年2月末，在江西革命老区各项贷款余额达4222亿元，增速11.63%，高于全行贷款增速近3个百分点。辖内赣州分行荣获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状，成为金融助力老区振兴的先锋。
“我行始终立足江西老区实际，通过聚焦重点领域、创新产品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倾斜资源配置，走出了一条贴合老区实际、彰显金融温度的红色金融服务之路。”农行江西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精准滴灌老区特色农业产业方面，农行江西省分行深耕油茶、肉牛、马家柚、中药材等特色产业，运用“农业龙头贷”“粮农e贷”“智慧畜牧贷”等
产品，提升乡村产业整群整链服务能力。截至2026年2月末，该行在革命老区的乡村产业贷款余额达995亿元，较年初增加132亿元。
在激活红色旅游资源方面，农行江西省分行助力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德兴大茅山景区、乐安流坑景区等文旅融合提升项目26个，审批金额41亿元，实现投放23亿元。该行依托“乡旅贷”专项产品，重点帮扶井冈山、婺源等老区景区及周边经营主体，持续激活老区红色旅游发展动能。
红色，既是历史的底色，更是现代金融人的精神力量，是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点绿成金绿色崛起的力量
江西，坐拥“五河一湖”，森林覆盖率达63.35%，居全国第二，拥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双重身份。这意味着江西不仅是生态保护的优等生，更被赋予了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探路者重任。
近年来，江西金融系统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绿色金融为笔，在红土地上书写一个个“点绿成金”的故事。
在崇义县，小江流域水清岸绿，游客纷至沓来。这背后，是江西首笔EOD（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模式）贷款的支持。农发行江西省分行正是这场“绿色革命”的重要参与者。目前，该分行已累计审批EOD项目4个，授信31.1亿元。信贷资金的注入，不仅修复了生态，也激活了农文旅产业。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同步推进，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老百姓家门口的“聚宝盆”。截至2025年末，农发行江西省分行绿色贷款余额达1685.67亿元。
如果说EOD贷款是“大手笔”，那么遍布城乡的绿色金融创新则是“绣花功”。泰和农商银行发行全省农商银行系统首单绿色金融债券1亿元，正转化为当
地“三农”绿色发展的长期资金。江西辖内农商银行创新落地全省首批“生物多样性+林下乌鸡”“生物多样性+以竹代塑”“生物多样性+新余蜜桔”等贷款项目，将生态保护成效与利率挂钩，引导经营主体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变“资源”为“资金”，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绿色金融不只支持“纯绿”产业，更要帮传统产业“转绿”。
在九江，江西银行发放全省首笔农业转型贷款1.8亿元，推动低效茶园全面升级；落地全省首笔化工转型贷款500万元，支持企业余热利用项目建设。
在鹰潭，江西银行发放全省首笔铜产业转型智能工厂建设贷款1000万元，
加速产业低碳智能化进程。江西银行还自主研制《农业企业转型计划书编绘指南》，探索农业转型金融发展新路径。
“转型金融关注的是高碳行业如何向低碳转型，这是绿色金融的重要补充。”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要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绿色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印发相关行动方案，在农业、铜、化工等行业开展转型金融探索试点，推动农业、铜领域转型金融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江西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的创新更值得关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曾面临“度量难、抵押难、变现难”的困境。江西的破题之道，是创新V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质押融资模式。赣州上犹县首笔VEP生态资产权益质押贷款成功落地，宁都县落地首笔“水土保持+VEP项目贷”，吉安市推动11个“VEP+项目贷”获得银行授信超6亿元。
在九江，全国制造业及外资企业“双首单”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标挂钩银团贷款成功落地；吉安、萍乡、抚州等地市落地“生物多样性+”贷款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如同星星之火，点亮了江西绿色金融的版图。
数据是最有力的见证。截至2025年末，江西省绿色贷款余额达1.19万亿元，同比增长25.6%，高于全省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18.6%。全省先后11批次遴选绿色项目4259个，总投资需求超过2.09万亿元。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发放碳减排贷款279.13亿元，撬动实现碳减排量约664.8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系统的制度设计。江西省委金融办连续8年制定年度全省绿色金融改革工作要点，搭建起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协同联动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绿色金融工作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专设“绿色金融发展贡献奖”。
原江西银保监局发布《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发展绿色金融支持全面建设美丽江西的指导意见》，督促引导金融机构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快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绿色金融评价工作，充分发挥监管正向激励作用。
“制度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江西省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不仅要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还要让企业‘向新向绿’，形成正向循环。”
普惠润心金融为民的民生温度
如果说绿色金融是“高大上”的创新探索，那么普惠金融就是“接地气”的民生工程。在江西，普惠金融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情怀。
这份情怀，有着清晰的制度支撑。自2020年赣州市、吉安市获批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以来，江西省委金融办连续5年出台《赣州市、吉安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工作要点》等政策文件，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矩阵工作体系。
在这一体系牵引下，江西着力加大普惠金融供给。江西省委金融办整合银行、保险、担保等部门资源，为农户、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作为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核心引领者，江西省赣财融资再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创新再担保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增信分险作用，引领体系内88家成员机构合规稳健发展，历年累计再担保合作业务规模4899.01亿元，服务各类经营主体29万余户。其中，2025年支农支小再担保业务规模781.86亿元，位居全国第七，规模占比达99.86%。
成效如何？数据作答：2025年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0997.3亿元，同比增长11.7%，持续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和全国普惠小微贷款增速；融资担保在保余额2886.7亿元，融资担保放大倍数（含融资再担保）6.64倍，再担保业务规模、支小支农规模和分险规模均居全国前列。全省农险保费收入62.9亿元，其中水稻保险保费收入连续3年位居全国首位。
在支持民营经济方面，江西省委金融办创新构建民营企业融资“收集受理
—交办转办—落实反馈—评价评估”全流程闭环机制，累计推动六批次232家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授信金额超144亿元，有效增强民营企业融资获得感；联合省工商联开展商协会金融顾问配备试点工作，引导金融机构提供融资融智服务，提升企业信用管理和融资议价能力。
“普惠金融的价值在于反哺民生、润泽万家，其本质是带着温度的金融、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江西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周斌说。
这家全国第7家获批创立的农商联合银行，截至2025年末，普惠涉农贷款余额2218亿元、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745亿元，分别实现“持续增长”和“两增”目标。
同样活跃在普惠一线的，还有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该分行打造“四三二一”普惠金融特色服务模式，近五年累计投放普惠贷款近3200亿元，2025年末普惠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达29.51%，居国有大行前列。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江西着力加强科技赋能。江西省委金融办推动“赣金普惠”平台迭代升级，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增设商会企业专区，上架金融
产品69款。
在金融服务一线，江西农商联合银行开发“百福钉”等移动办贷工具，客户经理可以把“业务窗口”搬到老百姓家门口，现场完成信息采集、征信查询、贷款调查与受理。该行全面启动新一代“湖仓”大数据平台建设，引入大模型技术，依托算法加强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测预警，牢牢守住风险底线。“科技不仅让普惠金融‘普’得开，也让它‘惠’得久。”江西农商联合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创新线上贷款产品体系，打造“税务、发票、政务、结算”等十余种授信场景，创新“易企营”数字化管理平台，助力6000多家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普惠金融如何更“惠”？江西金融系统打出一套“组合拳”。
江西农商联合银行自2022年以来，累计为23万户小微企业办理无还本续贷超900亿元，贷款平均利率下降143个BP，年均为客户节约融资成本近34亿元。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对普惠小微贷款、普惠涉农贷款分别给予75BP和90BP的FTP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减点支持。放眼全省，2025年12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比下降34BP，处于有统计以来历史低位。2025年再担保合作业务综合融资成本为4.64%，较上年同期下降0.20个百分点；平均贷款利率为3.77%，同比下降0.41个百分点，较全国平均水平低0.07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让利。
金融的温度正惠及更多群体。江西省委金融办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契合普惠金融重点群体发展需求的产品服务。“‘1+3+N’VEP贷款新模式”“虔飞贷”“数字畜牧贷”等产品，相关经验入选人民银行编制的《普惠金融改革优秀实践案例》。
在江西金融监管局的推动下，全省普惠金融负面事项清单出台，规范了服务行为。2025年，全省累计走访对接小微企业312.57万户，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77%，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普惠金融，不止于贷款，还有保险。建筑工人、快递小哥等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险保障持续强化。大病保险加基本医保报销比例接近70%，为千万家庭筑起健康防线。针对新能源网约车投保难、投保贵的问题，江西金融监管局多措并举推动问题化解取得明显成效，2025年12月当月签单车均保费较峰值下降29.5%。
普惠金融，根系乡土，情系万家。在江西，金融活水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润泽着赣鄱大地的每一寸土地。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西金融系统已锚定新目标，各金融机构创新仍在继续。“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的殷殷嘱托，正激励着江西金融系统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金融力量。
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
（2026年5月16日）
活力是人民群众、市场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呈现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秩序则是管理侧在社会治理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有序状态，是社会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活力是社会发展的源泉，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二者相辅相成、辩证共生。郑州“八个统一”的社会治理成效和经验中“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实现了“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
一、活力是社会发展的源泉，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
（一）创新创造是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强大势能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归根到底是一场以创新力和创造力为底色的长期竞争。城市能否在新一轮发展格局中抢占先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持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没有蓬勃的市场活力，产业升级便缺少源头活水，消费扩容便失去主体支撑，城市能级跃升也就无从谈起。当前，郑州正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城市发展的质量与后劲，直接取决于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充沛程度。
（二）多措并举做好激活市场活力的“加减法”
激活市场活力，必须做好“加减法”。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下，郑州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用“加减法”并行的改革思维精准破题，通过暖心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又以流程“瘦身”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双向激发发展动能。
在“加法”层面，通过务实举措为市场主体强保障、增动能：“万人助万企”等活动精准打通企业在融资、用工、用地等方面的堵点；“醉美·夜郑州”、郑州消费节等消费名片，以多样场景撬动多元消费；“企业家日”“郑州工匠日”以制度安排明确政府对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及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态度，让市场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在“减法”层面，通过优化整合服务事项、提质增效办事流程，为市场主体纾困赋能：企业开办事项一表填报、并审连批，住所登记改为申报承诺制；高频政务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免证可办”“跨省通办”广泛推行；依托城市大脑构建一体化政务平台，持续加力“无感审批”，全面推进“免证明城市”建设，用流程简化换取市场效率提升。
“加法”强保障，“减法”提效能，两者协同发力的成效，最终体现在市场主体的量质齐升上——这正是郑州发展的“乘数效应”。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市场主体总量攀升至223.86万户，同比增幅达到6.56%，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位居第二。消费市场扩容提质，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629.4亿元，同比增长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5%。2025年建成微短剧专业拍摄基地31家，日均开机短剧约100部，市场规模超90亿元。党建引领下的精准施策和高效服务，让郑州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市场主体实现量质齐升，新经济业态蓬勃发展，城市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二、秩序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筑牢经济社会平稳有序的安全底线
（一）稳定有序是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坚实保障
如果说活力是城市发展的加速器，秩序则是让这辆快车安全行驶的轨道。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不只看谁跑得有多快，还要看谁跑得更稳——经济运行的波动越小、社会风险的暴露面越窄、市场预期的确定性越强，发展成果就越能持续转化为城市的比较优势。没有有序的经济社会环境，创新业态缺乏稳定的土壤，市场主体的长期预期就会紊乱。对郑州而言，能否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可信赖的市场秩序，直接关系到各类生产要素能否安心扎根、各类创新能否有序成长。
（二）多管齐下架构起社会有序发展的“四梁八柱”
郑州立足网格化治理优势，整合治理资源，从信用监管、智慧监管、纠纷化解、保供稳价等方面综合发力，构建起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秩序保障体系，并建立起覆盖全行业的企业信用档案系统，登记、监管、处罚、履约等信息全部归集，形成“一户一档、动态更新”的数字底账，“红黑名单”制度在重点领域全面铺开。郑州市网络交易市场综合监管平台整合14个子系统，构建“全方位、全时段、全覆盖”的数字监管矩阵；建立“综治中心+法院”的联调机制，形成“立案引导—专业调解—司法确认”工作闭环；12315平台将诉求处置时限压缩至48小时以内；重大节点市场保供稳价形成“监测—储备—投放—监管”全链条调控机制。惠民利企更加精准，执法监管更加规范，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秩序保障。
（三）良法善治释放出城市长治久安的“协同效应”
在市场秩序治理方面，郑州的成效同样可圈可点。食品安全领域，2025年郑州超额完成食品抽检5.44万批次，问题发现率低至3.41%，成功创建全省首个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已实现全覆盖。消费维权领域，在信用监管格局下，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的双向机制使市场主体合规经营意愿显著增强。价格监管领域，2025年以来已查处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价格欺诈等违法案件180余起，市场预期在严法实执中趋于稳定。广告、计量、价格、网络交易、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的违法行为受到持续打击，公平透明的市场底色愈发清晰。
三、科学把握活力与秩序高效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
（一）活力迸发与有序稳定的深度契合
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本质上是要实现市场主体创新创造活力的充分释放与经济社会安定有序运行之间的深度契合，二者既彼此成就又互为前提。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必须依靠改革这一根本动力来破除制度束缚、为发展持续赋能，而改革的纵深推进同样离不开稳定可预期的社会环境作为支撑。脱离秩序规范的活力，因缺少规则锚定而容易滑向失序甚至失控；缺少活力支撑的秩序，则因丧失内在发展驱动力而渐趋僵滞。能否在二者的张力中找到平衡，是衡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尺。
（二）三大机制协同发力实现治理破题
郑州在“八个统一”治理经验框架下，以党建为统领，通过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平台三大机制协同发力，将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从理论命题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统一标准，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以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救济平等为原则，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准入、平等竞争，消解了隐性歧视，为活力生长创造了平等环境。统一监管，整合执法资源：以“无事不扰、无处不在”的精准执法替代重复检查、多头管理的旧模式，减轻企业的迎检负担，将有限的监管力量集中于风险高发环节，实现监管效能与市场活力的双向优化。统一平台，打通信息流动壁垒：截至2023年年底，郑州95%以上的涉企事项已实现全程网办，市场信息与信用数据全面联通共享，既能大幅压缩制度性交易成本，也能让监管触角通过数据共享延伸至各个治理末梢。
（三）“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治理格局逐步形成
三大机制的协同运转，使“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逐步成为常态。从发展活力看，市场主体量质齐升，有效发明专利、注册商标量稳步攀升，新经济形态加速成长，城市经济血脉充盈，创新创业动能充沛。从治理秩序看，法治监管、信用约束、基层防控相结合的治理格局基本成型，风险防范的预见
性和精准度大幅提高，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从实践成效看，2025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百强榜中，郑州排名全国第19位，政务效能、要素保障能力与投资吸引力三者协同增强。
四、结语
城市治理千头万绪，核心在于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活力与秩序的高效有机统一，是郑州“八个统一”社会治理经验的重要内容，也是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命题。
秩序稳则大局稳，活力强则发展强。郑州的探索表明，活力与秩序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在刚柔并济、守正创新中可以形成相互成就的良性循环，在实践中也能够做到相辅相成、双向赋能——在尊重市场规律、释放消费潜力的同时划定有序边界，在筑牢安全防线、强化法治监管的同时为创新创造的活力保留充足空间。
面向“十五五”，郑州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八个统一”治理成效的内涵，在激活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与维护经济社会平稳有序之间，走出一条更具中国特色、郑州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治理新路，为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活力和秩序的动态平衡提供更加鲜活的实践样板。
基层治理重在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
（2026年5月18日）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基层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郑州市深化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探索完善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十个一”体系，逐步形成“八个统一”的治理成效与特征。具体实践中，郑州市下大力气推动基层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建设，实现了基层治理高效化、为民服务精细化、协调联动一体化。
一、以“组织化”强堡垒，建强基层治理核心引领力量
党建引领是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根本保证。只有建强基层党组织、织密组织体系、整合治理资源，才能牢牢把握基层治理的正确方向，实现治理组织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深刻转变、系统提升，让党的旗帜始终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郑州市以党组织为“主轴”构建治理共同体，整合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组织、新经济组织及重点就业群体力量，推动党组织向社区（村）、居民楼栋、村民小组等治理末梢延伸。
强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筑牢基层治理政治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做好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关键在于强化党建引领核心作用，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郑州坚持“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原则，以党建引领把牢治理方向、整合治理资源、凝聚治理共识，创新完善党管决策、党管治理、党管数据、党管平台的制度机制，构筑“市委统筹、区县（市）主导、乡镇（街道）主战、社区（村）落实”四级书记抓治理责任体系，牢牢把握基层治理的正确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为多元共治、社会协同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支撑。
整合基层各类治理力量，形成全民参与治理生态。基层事务千头万绪，基层党员干部再尽力，力量也终究有限，而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紧紧依靠群众，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磅礴力量。郑州吸纳2594名年轻干部充实基层治理一线；广泛动员9500名“五老”人员、3000支专业调解队伍参与邻里调解、文明劝导，引导7000名快递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成为移动网格员，严格遵守居（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由党组织牵头，灵活整合各方资源，对法律未明确但群众关切的问题，因地制宜提供服务、化解矛盾，把治理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切实当好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
二、以“制度化”定规范，健全基层治理运行秩序体系
制度化是基层治理常态化、规范化的根本遵循，坚持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依制度履职，能够有效破解基层治理权责不统一、落实不到位等痛点堵点问题。郑州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规范执法为关键、矛盾化解为重点、法治宣传为支撑，推动基层治理全过程、全链条纳入法治轨道，确保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有序推进。
加快制度体系规范化建设，夯实法治治理根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关键靠制度。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的支撑作用。郑州严格落实社区（村）值班制度，全面建立社区（村）党群服务中心随时响应值班值守制度，刚性执行“三有两能”标准；规范落实工作例会制度，建立以网格党组织为牵头主体、各方治理代表共同参与的定期议事、商事、定事、办事机制，推动群众急难愁盼、基层治理难题在网格内共商共议、协同解决。从严落实定期排查制度，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矛盾纠纷隐患、民生诉求问题拉网式排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织密织牢基层立体化安全防范网络。创新落实群众议事制度，用好用活“四议两公开”“小院议事厅”等成熟基层协商载体，持续畅通拓宽群众参与治理渠道，真正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和监督者，以制度化保障治理常态化、规范化运行。
健全基层矛盾依法化解机制，筑牢平安稳定防线。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矛盾纠纷的“发源地”。但矛盾化解不能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构建长效机制。郑州常态化推行“五员一律”下沉网格工作机制，统筹4.6万名综治力量、2.6万名法律专业人员扎根治理末梢，把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援助送到群众家门口。立足特大城市基层治理实际需求，推动《郑州市高效能治理网格化服务条例》立法落地，将324部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嵌入智慧治理平台，精准界定各部门主辅责任边界，从法治源头破解基层“权责不清、推诿扯皮”难题，推动基层治理全面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三、以“机制化”促长效，构建闭环高效治理运转体系
机制化是基层治理常态长效、良性运转的重要支撑。确保基层治理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必须构建系统完备、衔接顺畅、保障有力、奖惩分明的全链条工作机制，避免治理工作“一阵风”。郑州市围绕基层治理全流程、各要素，健全保障机制、规范运行机制、完善约束机制，构建起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管理、高效运转的长效治理格局。
强化全方位资源保障支撑机制。基层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方面密切协作，强化要素支撑，以良好的保障机制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郑州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保障下倾，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赋能增效，做到资金投入精准到位、人员力量配齐配强、数治平台高效运行。按照城镇常住人口“万人十八名”标准配齐配强社区工作者队伍，统筹10万名网格员、1.4万名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一线，选派机关干部、年轻干部下沉网格历练，持续壮大基层治理骨干力量。持续优化市级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建设，推动多网融合、数据归集、设备接入、场景应用迭代升级，为基层治理提供数智支撑；健全基层治理经费稳定投入机制，确保基层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平台理事，为基层治理常态长效开展提供坚实物质保障。
规范全链条闭环运行工作机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基层治理必须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联动配合，把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以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推动基层治理。郑州围绕基层问题处置全流程，统一规范“发现—上报—交办—处置—反馈—评价”标准化工作流程，制订清晰明确、统一规范、可操作可检验的执行标准，依托智慧治理平台实现事件一网归集、工单一网派发、处置一网跟踪、结果一网评价，推动问题处置全程留痕、闭环管理、一抓到底、见底见效。同时，健全刚性激励约束考核机制，以街道（乡镇）为基本单元，建立与基层治理成效直接挂钩的奖惩激励制度，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的鲜明导向，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性治理生态。
四、以“实效化”惠民生，实现治理成果群众可感可及
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就是群众是否真正受益、是否真正满意、是否真正幸福。郑州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检验“四化”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尺，扎实守牢安全底线、稳定红线、民生主线，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牢牢把握治理工作价值导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基层治理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听民声、接民诉、解民忧、化民怨、帮民困、顺民意，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郑州把解决“一老一小一青壮”急难愁盼作为“四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相继出台《郑州市儿童友好城市规划建设技术导则（试行）》《郑州市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规划建设导则（试行）》和《郑州市适老型城市规划建设导则（试行）》，成为全国首个编制全龄友好城市规划建设导则的城市。统筹抓好安全、稳定、民生三件大事，聚焦养老托育、就业帮扶、便民服务、人居环境等民生领域，持续推出惠民便民举措，把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成果，让群众在一件件实事中感受到实惠、体会到满意、收获到幸福，真正实现基层治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基础。郑州引导基层干部既重显绩、更重潜绩，既抓见效快、群众直观感受强的民生实事，更深耕周期长、难度大、管根本、利长远的关键性治理任务，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扎实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始终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为民生诉求主入口，健全“接诉即办、未诉先办”工作机制，2025年全年累计受理群众诉求411.4万件，实现响应率100%、办结率99.2%、群众满意率95.3%。常态化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市信访登记量、负面舆情发生率持续下降，城乡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五、结语
系统推进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协同发力，全面落地“十个一”治理体系，深化“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模式，郑州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前置”、从“分散发力”向“系统集成”、从“行政主导”向“党建统领”、从“注重过程”向“注重实效”的深刻转变，治理效能实现跨越式提升。
迈进新时代、走向新征程，基层治理的内涵愈加丰富。当前，郑州正处于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必须不断深化“十个一”治理体系创新实践，持续丰富“八个统一”治理成效科学内涵，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推动组织化、制度化、机制化、实效化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目标拓展延伸，以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筑牢平安稳定根基、激活城市发展活
力，加快打造高效能治理创新实践中心，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郑州力量。
交通行业干部职工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探索
（2026年5月22日）
交通运输行业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命脉系统，基层交通运输部门承担着路网建设、运输管理、养护保畅、执法服务等多重职能。干部职工的理想信念状况，直接关系到行业治理效能和群众出行体验。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交通运输局在长期工作实践中认识到，业务能力与政治素质不可偏废，必须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加以推进。本文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践，分析基层交通部门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总结行之有效的探索经验，以期为同类型单位提供参考。
一、基层交通部门理想信念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教育内容与岗位实践衔接不够紧密
部分教育活动的议题设置偏重于宏观理论阐述，对交通行业特有的职业伦理、岗位价值挖掘不够深入。干部职工在接受教育后，往往能够理解国家大政方针，但难以将其转化为具体工作情境中的行为准则。
（二）教育方式呈现程式化倾向
集中授课、文件传阅、撰写心得等传统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互动式、情境式、体验式教育手段运用不足。尤其对于青年职工而言，单一的教育形式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参与度和获得感均不理想。据不完全统计，部分年轻职工在接受集中教育后一周内，对学习内容的记忆留存率不足四成。
（三）教育效果评估缺乏有效抓手
理想信念属于思想意识范畴，难以像业务指标那样进行量化考核。在实践中，一些单位倾向于以形式落实形式，用会议次数、材料篇数来衡量教育成效，而对干部职工思想深处的实际变化关注不够。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探索
（一）坚持学用结合，将教育嵌入业务工作全流程
改变以往“先集中学习、后分头工作”的两段式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的议题前置到具体业务项目之中。在每一项重点工程、重点任务启动之前，组织项目团队围绕“此项工作为谁而干、解决什么问题、体现什么价值”开展专题研讨，引导干部职工从群众需求、行业使命的高度审视自身工作。例如，在某农村公路改造提升项目中，项目组利用开工前的踏勘环节，走访沿线村庄听取
群众意见，使全体参与人员直观感受到道路建设与民生改善的直接关联。这种将教育融入业务前端的方式，有效解决了知行脱节的问题。
（二）创新载体形式，增强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
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岗位职工的特点，探索多元化的教育载体。一方面，保留集中学习、专家辅导等行之有效的传统方式，并对其内容进行精简优化，突出与交通行业密切相关的政策解读和案例剖析。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方法，结合交通运输行业发生的典型正反事例，组织职工分析讨论，从中提炼理想信念的具体表达。对于一线执法人员，编制了岗位行为指引手册，将理想信念要求转化为可对照、可执行的具体规范，使教育内容由“虚”变“实”。
（三）依托重大任务，在实践锤炼中检验和巩固信念
注重将急难险重任务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考场。在辖区承办重大赛事活动期间，交通运输保障任务异常繁重，涉及路线踏勘、运力调配、应急备勤等多个环节，时间紧、标准高、容错空间小。组织骨干力量组成保障专班，实行二十四小时轮值制度，对每一条通行路线反复排查，对每一个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反复推演。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全体参与人员严守岗位、密切配合，没有一人因私事请假，没有一人因疲惫降低工作标准，最终圆满完成了保障任务。事后，组织了专题总结和交流分享，让参与保障的同志结合具体岗位谈体会。大家普遍感到，只有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实战环境中，才能真正检验一个人对事业的忠诚和对职责的担当。将此类实践教学常态化，明确在重大任务结束后必须进行信念层面的总结提炼。
（四）强化典型引领，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教育
榜样的示范作用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支撑。在全局范围内发掘长期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先进典型，涵盖公路养护、运输管理、窗口服务、行政执法等各个岗位。通过内部宣讲、荣誉表彰、事迹上墙等多种形式，让干部职工看到理想信念并非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面对诱惑的拒绝、群众需求面前的担当之中。同时建立了反面警示机制，对工作中暴露出的服务态度生硬、执法不规范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从理想信念层面查找根源，使警示教育更具针对性。
三、深化理想信念教育的思考
理想信念教育不能搞一阵风，要将其纳入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将理想信
念表现纳入干部职工年度考核评价体系，与评优评先、岗位调整等挂钩，同时建立定期思想状况分析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理想信念教育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衡量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不是开了多少会、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干部职工在工作中的精神状态、纪律作风和群众评价。将教育效果的检验权交给服务对象，通过满意度调查、行风评议等方式反向倒逼教育质量提升，形成了“教育、实践、反馈、改进”的闭环机制。
四、结语
基层交通运输部门的理想信念教育是一项需要持续探索的长期工程。实践证明，只有将教育内容与岗位实践深度融合、教育方式与职工特点精准匹配、教育效果与实际表现直接挂钩，才能真正把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继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改进方法，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湛的交通运输干部职工队伍，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运输保障。
融媒赋能与青年聚力&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助力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的实践探索
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卢妍赤
引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蒙自市作为滇南中心城市、红河州首府及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围绕就业创业、宜居安居、文化供给、社会参与、权益保障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青年发展良好生态。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主流传播平台，是连接政府与青年、服务青年、凝聚力量的重要纽带。本文立足蒙自实际，探索融媒体服务青年发展的路径，既可为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也能融合相关理论，弥补边疆民族地区研究空白。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在县级融媒体与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方面已有较多成果。县级融媒体研究多关注平台、内容、机制与“新闻＋政务＋服务”转型；青年发展型县域研究侧重政策、规划、产业与公共服务。但将二者深度结合、以边疆民族县域为案例的实证研究较少，结合蒙自本土与融媒实践的针对性研究更为缺乏。国外相关研究集中于青年参与、城市传播等，可提供参考，但因治理与媒体体制差异较大，难以直接应用。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青年发展型县域以“青年优先发展”为理念，将青年发展融入县域建设各领域，推动青年与县域双向成长。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基层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与信息枢纽，承担宣传、服务、动员等功能。青年是融媒体的核心受众与参与者，融媒体为青年提供信息、引领、资源与展示平台，二者共生赋能，共同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
蒙自市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与融媒实践基础蒙自市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概况
蒙自市地处滇南要地，是红河州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城市活力突出、青年氛围浓厚。自获批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以来，该市系统推进青年发展工程：就业创业方面，建设青年创业园、出台创业补贴与技能培训政策，落地国门青年创业集市、电商直播大赛等实战平台；宜居安居方面，持续优化青年住房保障、公共交通、休闲空间等配套设施；文化供给方面，打造青年文
化节、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查尼皮红色文化、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等红色研学阵地；社会参与方面，鼓励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形成“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良好发展格局。
服务青年发展的基础平台
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已建成广播、电视、“今日蒙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官方客户端等全媒体传播矩阵，打造“蒙自融媒”抖音官方账号，实现多终端、全覆盖、分众化传播，旗下平台年制作上传文章、视频超2000条，诞生大批10万＋、100万＋传播量作品。中心设计蒙小融、蒙小新等卡通形象，完成“今日蒙自”LOGO版权保护，形成专属品牌标识；依托成熟的内容生产团队、丰富的本土资源与广泛的群众基础，具备服务青年发展的天然优势。围绕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蒙自市融媒体中心已开设专题专栏、推出系列报道、开展直播活动，形成了稳定的青年传播工作基础。
服务青年发展的核心价值
对于蒙自而言，融媒体中心服务青年发展，既是落实上级宣传思想工作要求的政治任务，也是服务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提升城市形象、凝聚青年力量的现实需要。通过融媒传播，能够让青年政策落地见效、让青年典型引领风尚、让青年声音得到倾听、让青年力量服务发展，为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提供强大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
蒙自市融媒体中心服务青年发展的具体实践
围绕蒙自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目标，市融媒体中心立足平台与传播优势，秉持青年中心理念，从典型宣传、内容创新、活动赋能、政策解读四方面开展实践，将融媒服务贯穿青年发展全程，切实发挥舆论引导、服务对接、力量凝聚的核心作用。
聚焦青年典型宣传，建构本土化特色叙事
融媒中心发挥本土挖掘与采访优势，聚焦返乡创业、基层干部、青年教师、非遗传承等各领域一线青年，同时挖掘本土青少年榜样，实地走访挖掘其扎根边疆、建设家乡、孝老爱亲的真实故事。如以图文通讯、纪实短视频、全平台专题报道等形式，深度宣传2025年云南省“新时代好少年”杜钰燃为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孝善事迹，通过“今日蒙自”全平台推送后，引发全市学校组织集中观看学习，让榜样故事走进青少年群体。中心采用人物通讯、直播访谈等多元形式打造全平台覆盖的宣传产品，兼顾传统媒体深度报道与新媒体轻量化内
容，秉持“平民化”塑造原则，真实展现青年典型的奋斗与成长，构建具有蒙自特色的青年精神叙事，营造实干奋斗的社会氛围。如推出的《蒙雁归巢·智汇桑梓》系列报道，紧扣“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与蒙自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实际，从价值引领、人才集聚、生态营造、实践赋能等多维度发力，为蒙自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筑牢舆论基础、凝聚青年力量、搭建发展桥梁，推动形成“青年返蒙、青年建蒙、青年兴蒙”的良好格局。
创新青年内容表达，适配年轻化传播语态
针对青年信息接收习惯，融媒中心推动传播语态年轻化转型，摒弃生硬说教，用Vlog、动漫图解、情景短剧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产轻量化、接地气的融媒产品。选题紧扣就业、住房、婚恋等青年核心关切，打造创业指南、住房申请攻略等实用内容，语言融入网络流行语与生活化表达。同时将过桥米线饮食文化、查尼皮红色文化、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历史、边疆民族文化融入内容生产，如推出美国华裔青少年探访蒙自过桥米线文化展示中心、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等的系列报道，打造兼具青年味与蒙自味的融媒产品，大幅提升青年的关注度与城市认同感。
赋能青年主题活动，实现全方位上下联动
中心以“融媒＋活动”模式深度参与各类青年活动，形成全流程传播闭环。创业类活动方面，全程参与红河学院“国门青年创业集市暨首届电商直播大赛”宣传，通过前期海报造势、赛事现场直播、后期优秀创业团队专访，吸引357个创业摊位、40支助农主播参赛队伍参与，线上超万人次观看。青少年成长类活动方面，打造“蒙”芽小记者团专属社会实践平台，开设《“蒙”芽视界》原创栏目，为小记者提供采访、摄影、出镜播报等全媒体技能培训，其作品可登上融媒官方平台，同时策划红色研学、职业体验、非遗探访等主题活动，发放官方认证社会实践证书，累计吸引全市数百名青少年参与。此外，中心还参与志愿服务、民族团结联谊等活动，依托新媒体开展直播、线上话题投票等互动环节，实现“线上引流、线下聚气”；自主发起建言献策、家乡打卡等活动，推动青年从传播“被动受众”转变为城市建设“主动主角”，提升其城市归属感与参与感。
精准解读青年政策，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围绕就业创业补贴、住房保障、权益维护等青年扶持政策，融媒中心开展通俗化、多元化解读，用图解、短视频、主播访谈等形式拆解复杂条款，提炼
核心要点与办理流程。结合青年触媒习惯，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平台实现政策解读多渠道全覆盖。同时依托民生服务功能，在各平台评论区、融媒热线、客户端留言板块开设青年诉求征集通道，收集青年在政策落地、就业创业、生活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及时反馈至人社、团委等相关部门并跟踪解决情况，搭建政企高效沟通桥梁，让青年政策真正落地惠民。
蒙自融媒服务青年发展存在的问题不足青年内容供给精准度不足，深度挖掘不够
当前青年主题内容仍以典型宣传、活动报道为主，对青年群体的分层需求关注不够，针对创业青年、外来青年、乡村青年、青年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定制化内容较少；部分内容停留在表面报道，对青年发展中的现实困惑、实际需求挖掘不深，贴近性、共情力有待提升。
互动性精准化传播不强，推送机制尚不完善
融媒内容仍以单向传播为主，双向互动、精准推送机制不完善；对青年受众的数据分析、用户画像运用不足，未能实现精准化、差异化传播；新媒体平台的评论、私信、社群运营较为薄弱，青年参与感、归属感不强。
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资源整合能力不足
融媒服务青年发展多以宣传系统自主推进为主，与共青团、人社、教育、文旅、乡镇（街道）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动不够，政策信息、活动资源、服务阵地未能实现高效整合，存在“各自为战”现象，难以形成工作合力。
参与共建渠道不畅，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
青年既是受众，也是内容生产者，但目前蒙自融媒吸纳青年参与策划、拍摄、制作、运营的机制不够完善，青年创作者扶持计划、青年通讯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青年声音、青年视角的表达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
县级融媒体助力青年发展型县域建的优化路径
打造本土化青年内容IP，提升内容精准度与吸引力。内容是融媒发展核心，县级融媒需立足本土、聚焦青年需求，打造专属化本土青年内容IP。通过问卷、座谈、社群互动等方式调研创业青年、乡村青年等不同圈层需求，推出定制化内容产品；深度融合边疆民族、红色、地方特色产业与青年文化，围绕蒙自过桥米线、查尼皮红色文化等主题打造系列化、辨识度高的IP；深挖青年现实困惑与诉求，推出有共情力的深度内容，让融媒内容贴近青年、走近青年。
推进分众化精准传播，强化互动体验顺应新媒体趋势，以数字化技术推动
分众化精准传播。运用大数据收集分析青年受众年龄、职业、触媒习惯等数据，构建精细化用户画像，实现内容精准推送；突破传统互动模式，创新直播连麦、线上打卡、沉浸式体验等形式，增强互动趣味性；针对不同兴趣青年搭建微信、抖音社群并请专人运营，开展专属活动，培养稳定受众，提升青年传播黏性与归属感。
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构建“大宣传＋大服务”格局。建立党委宣传部门牵头，融媒中心与团委、人社、教育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参与的青年融媒服务联席会议机制，定期沟通、共享资源、统筹工作。推动融媒平台与青年服务阵地深度融合，开设线上服务入口，对接政务、就业等功能，形成“政策解读
＋线上办理＋线下对接”服务闭环；推行“融媒＋部门”联合策划模式，共办活动、共用资源、共建品牌，凝聚服务青年的工作合力。
开放融媒平台，激活青年共建共享活力打破封闭模式，搭建青年参与融媒共建的多元渠道。制定本土青年创作者培育计划，招募青年通讯员、主播等，提供专业培训与传播平台，培育稳定的青年创作队伍；优化青年投稿、建言渠道，建立快速响应反馈机制，择优发布优秀作品、及时落实合理建议。在内容策划、活动开展中邀请青年代表参与，充分吸纳青年意见，让青年成为融媒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坚守价值引领，服务边疆民族地区青年成长。
边疆民族地区县级融媒需将价值引领融入青年传播全过程，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深挖蒙自本土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故事，推出系列宣传产品，开展红色研学等活动，厚植青年家国情怀；宣传各民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实践，开展联谊会、非遗共学等活动，强化青年民族团结意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内容生产与活动，以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主流价值，激励青年扎根边疆、担当使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结语
青年是城市的未来，融媒是连接青年的桥梁。在蒙自建设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的进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肩负重要使命。近年来，蒙自融媒立足本土、贴近青年，在青年宣传、内容创新、活动赋能、民生服务等方面开展了扎实实践，也面临着内容供给、传播方式、协同机制、青年参与等方面的现实挑战。新时代新征程，蒙自市融媒体中心需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坚持以青年为中心、以本土为根基、以创新为动力，持续提升服务青年发展的能力，打造青年信赖、
喜爱、依靠的主流平台。通过融媒力量与青年力量深度融合，推动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协同发展，为蒙自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更强劲的青春动能。
肃南：助力“三北”工程&实践探索与时代启示
张掖市森林草原防火物资储备中心肃南县林业和草原局李景潮
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段的肃南县，是青藏高原向蒙新荒漠过渡的生态咽喉，更是三北工程“防风固沙、水源涵养”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却承载着阻挡巴丹吉林沙漠南侵、护卫河西走廊500万人生存绿洲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三北工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要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不懈抓下去。”肃南县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紧扣国家三北工程“巩固成果、量质并重、创新机制”总体要求，立足甘肃“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定位，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林草、机制激活潜力、产业反哺生态”的创新之路，为三北工程攻坚战贡献了鲜活经验，书写了生态脆弱区绿色崛起的时代答卷。
一、构建三北工程“立体屏障”的肃南实践
肃南县地处三北工程“北方防沙带”重点区域，面对“沙线南压、草场退化、雪线上移”的生态危机，当地创新构建核心圈、缓冲圈、协同圈为主的“三圈层治理体系”，形成多层次、全要素的生态防护网络。
核心圈：锁边固沙构筑前沿防线。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的明花乡，一道道长长的“乔灌草”立体林带蔚为壮观。这里选用梭梭、沙棘等耐旱树种为骨架，沙蒿等草本植物为肌理，形成“以草固沙、以灌锁沙、以乔木阻沙”的复合屏障。通过“带状栽植+网格固沙”技术，沙丘移动速度明显降低。
缓冲圈：科技赋能草原生态修复。针对祁连山北坡黑土滩退化难题，肃南县引入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发的“耐寒菌剂-有机质协同修复技术”。在康乐镇实施的3万亩示范区内，通过免耕补播披碱草、早熟禾等乡土草种，配合微生物菌剂土壤改良，植被盖度从不足30%提升至65%，土壤有机质含量三年增长1.2倍。这种“自然恢复+人工促进”的模式，被纳入《全国草原生态修复技术规程》典型案例。
协同圈：生物多样性筑牢天然防线。在海拔3800米的祁连山北坡，肃南县创新实施“封育+人工促进”天然林修复工程。通过设置生态廊道、建设野生动物饮水点，岩羊、雪豹活动范围扩大至6个乡镇。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产生了“以生命守护生命”的奇效：岩羊采食抑制毒害草蔓延，雪豹活动驱离过度放牧，形成自我调节的生态闭环。
科技突围：破解三北工程“卡脖子”难题的硬核支撑。肃南县聚焦三北工程“干旱区造林成活率低、治理成本高”等世界性难题，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突破五大关键技术瓶颈。
种子革命：攥紧草原修复“芯片”。在甘肃农业大学肃南草种质资源库，高原植物种质资源正在低温保存。这里培育的披碱草，突破高寒区发芽率低的难题，使退化草原修复周期从8年缩短至5年。
光伏治沙：探索能源生态双赢路径。在明花乡10万亩光伏产业园，蓝色光伏板如波浪般起伏，板间4米间隔区种植着柽柳、沙米等固沙植物。这种“光伏
+治沙+养殖”模式，创造性地将板下空间变为饲草基地，棚顶发电效率提升5%，板间植被盖度达65%，单位面积产值增加4倍。该项目年发电量达6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万吨，被国家能源局列为“三北工程创新示范项目”机制创新：激活三北工程“内生动力”的肃南方案；肃南县突破传统生态治理“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参与不足”困局，以深化改革破解“钱从哪里来、成果如何保、效益怎样分”三大难题。
市场机制：让生态保护“可持续”。创新建立的“草原生态银行”，引导牧民以草场经营权入股，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在康乐镇，牧民安强将300亩草场存入“生态银行”，每年获得保底分红1.2万元，其草场经专业管护后植被盖度提升至75%。2024年，建成生态旅游营地，带动就业100多人。
政策协同：让保护者“得实惠”。肃南县在全国首创“阶梯式生态奖补”政策：将草畜平衡指数与补偿标准挂钩，建立“减畜增收”激励机制。政策实施以来，全县真正实现“减畜不减收”。
融合发展：探索生态经济“共生路径”的肃南智慧。肃南县坚持“治沙又治穷”，推动三北工程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走出四条特色路径。产业转型：传统牧业“绿色升级”。在皇城镇高山细毛羊产业园，“牧光互补”棚圈实现全智能化管理。屋顶光伏年发电，舍饲养殖羊肉品质达到欧盟标准，单位草场载畜量下降40%。
文旅融合：生态资源“点绿成金”。“七彩丹霞·生态肃南”旅游品牌如今声名远播，在康乐镇打造的“星空草原”露营基地，夏季入住率达95%，游客可参与草原修复研学。
文化铸魂：传统智慧“焕发新生”。肃南县深度挖掘裕固族“神山圣湖”
生态文化，将“不伐神树、不猎神兽”的传统禁忌写入村规民约，建成3个国家级生态文化教育基地。非遗传承人安玉梅创作的《草原生命图》刺绣长卷，将现代生态理念融入传统技艺，成为传播生态文明的文化符号。
二、时代启示：三北工程攻坚的肃南答案
肃南实践为新时代三北工程攻坚提供了三大启示：一是系统思维是根本遵循。从“单点治理”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肃南构建的“三圈层”防护体系证明：只有尊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二是创新是第一动力。从草种培育到碳汇交易，生态治理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三是民生福祉是价值归宿。肃南牧民收入增速连续五年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实践证明：生态工程只有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
绿色征程再出发，肃南县正计划建设“智慧生态屏障”工程，布局生态感知网络、碳汇监测中心和种质创新实验室。昭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肃南的实践告诉我们：当科技创新点燃绿色引擎，当制度变革释放生态红利，茫茫戈壁也能绽放生机，生态脆弱区同样能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传奇！
汤阴县耕地质量提升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河南省安阳市土壤肥料站李波
近年，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土壤生态平衡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因此，如何提升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生态环境、保障农作物质量和安全，已成为重要课题。笔者结合汤阴县实际，分析耕地质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藏粮于地”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一、耕地质量概况
汤阴县土壤类别主要有潮土、褐土、砂姜黑土、风砂土四类。农作物一年两熟，以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为主，是粮食生产的主产区。2023年耕地质量等级分布在2~7级，综合等级为4.0872级，较2022年提高了0.1042级。
二、耕地质量现状
（一）取得的成效
近年，测土配方施肥、秸秆综合利用、土壤深松深耕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解决了农田养分失衡问题，显著提升了肥料利用率和耕地质量。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全面推进，优化了土壤结构，改善了灌溉、排水条件和农田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了耕地的综合生产能力。
（二）面临的挑战
汤阴县耕地质量提升仍面临严峻挑战。一是养分失衡问题依然存在，部分乡镇仍存在氮磷肥过量施用现象，导致土壤酸化和养分比例失调，影响土壤活性。二是土壤污染问题不容忽视，部分农户单纯追求产量，过量施用农药化肥，造成农药残留，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主要措施
（一）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汤阴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先进技术模式，持续推进土壤改良。尤其是在高标准农田核心示范区建设中，融入了病虫害预警、物联网、耕地质量监测等先进系统，有力推动了土壤改良培肥、耕地质量监测、中低产田改良、酸化耕地治理、绿肥生产等工作。在农业生产方面，汤阴县大面积实施深松深耕、增施农家肥、秸秆综合利用、积极开展退耕还林等措施，全面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建设，为新形势下扛稳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目前，汤阴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实现全覆盖。通
过全域土壤改良，农药用量减少6%以上，耕地质量等级平均提升0.5级以上。
（二）发布施肥指导意见
依托历年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取得的技术成果，在主要农作物重要农时前，汤阴县制定小麦、玉米、花生等作物配方6个，编制主要农作物施肥指导意见3套，引导农民按方施肥、按需施肥，推进配方肥落地，提高肥料利用效率，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同时，提倡施用有机肥、缓释肥和农家肥，推广应用复合微生物肥，增强土壤生物活性，提升土壤天然养分循环能力，改善土壤生态系统。2024年，汤阴县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为7.33万hm，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为6.63万hm，覆盖率超90%；建成绿色高质高效小麦基地核心示范区0.67万hm，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加强耕地质量监测
汤阴县完成8个小麦耕地质量监测试验测产与考种工作，建立农户生产管理观测记录点；完成2023—2024年度小麦与玉米肥料利用率试验、技术模式试验、大豆肥料利用率试验、大豆根瘤菌试验、花生养分丰缺试验等6项。完成2025年小麦肥料利用率试验布置工作；累计完成4个土壤墒情监测点取土44次，并将数据简报及时上传至国家墒情监测系统。在植株养分分析与田间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完善了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标体系，为进一步减少肥料施用量提供了数据支撑。
（四）开展施肥现状调查2024年，为进一步掌握农民施肥情况，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施肥调查，累计调查农户80户，完成调查数据160份，摸清了主要粮食作物及部分特色作物的施肥方法、肥料运筹、施肥品种和施肥量等情况，为推进全县化肥零增长行动提供了数据支撑。
（五）提升技术培训质效
在农作物关键生育期，组织县、乡技术人员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现场会等方式，广泛宣传化肥减量增效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全年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15期，培训各类人员2215人次，其中培训农民2000人次，基层技术人员40人次，经销商75人次；组织现场技术服务指导15场次，发放施肥建议卡等技术资料5万份。
（六）实施耕地预警监测
为进一步实现耕地质量动态管理，制订了《2024年汤阴县耕地土壤污染防治预警监测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开展相关技术培训，积极落实化肥减量增效
等各项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确保全县耕地土壤质量持续改善。在全县范围内设置43个耕地土壤环境监测点，对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情况进行预警监测，筑牢土壤安全防护墙。
（七）推广“三新”技术模式
1.大力推广叶面肥喷施技术模式。2024年，遴选8家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化肥减量增效“三新”示范片叶面肥喷施，集中展示化肥减量增效效果，示范规模共计1067hm。
2.大豆根瘤菌剂示范推广。2023年，汤阴县在菜园镇、任固镇等乡镇开展大豆接种根瘤菌剂示范推广和田间试验，推广面积为200hm。
（八）完善耕地保护机制
汤阴县在耕地保护方面实施差异化保护分区，对优质耕地实行严格保护，积极申报项目支持中低产田改造与提升，实现耕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生态修复方面，大力推广生物工程技术，积极争取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等项目，提升土壤的自然修复能力。
（九）增强耕地保护意识
汤阴县依托高素质农民培训、农技推广项目等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大力宣传耕地质量保护提升的相关政策、施肥模式和主推技术，引导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及普通农户们树立绿色、科学的施肥观念，增强广大群众保护耕地的意识。
（十）全力推进土壤普查
1.加强组织协调。汤阴县成立了“三普”工作专班，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实施。
2.建强配优队伍。汤阴县抽调9名骨干力量参与普查工作，高质高效完成了全县560个表层样点和15个剖面土壤样品采集任务。
3.有序推进内业测试化验。汤阴县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化验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检测化验工作。
（一）养分失衡
当前，氮、磷过量施用的现象依然存在，土壤酸化、板结和养分比例失调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作物生长。
（二）土壤污染
土壤受人为活动影响显著，人们在从土地获取食物的同时，也向土地排放
大量废弃物，直接或者间接改变了土壤生态平衡，导致土壤地力下降。
（三）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传统农业模式与现代高效农业衔接不畅，造成资源浪费，表现为水资源不合理利用和肥料过度施用。
（四）科技转化应用不足
尽管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理念不断涌现，但应用程度不高，对耕地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有限，亟须强化农业科技转化与推广，提升农民的科技运用能力。
（一）加强耕地质量数据平台建设
汤阴县应充分对接和利用全国统一的耕地质量大数据平台，运用遥感技术、物联网等现代化手段，实现对耕地质量的实时、动态监测。定期发布耕地质量报告，为农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引导农民根据监测结果调整耕地管理措施。
（二）推广科学施肥技术
汤阴县应推广精准农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施肥的个性化和精准化。加强农技推广服务，通过培训和示范，提升农民对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利用等科学施肥技术的掌握水平，降低养分失衡和土壤酸化风险。
（三）加强耕地保护
汤阴县应严格实施差异化保护分区：针对优质耕地，实行永久基本农田制度，严控开发；针对中低产田，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良与升级。优化占补平衡制度，确保补充耕地质量与被占用耕地相当，防止生态用地被不合理占用。
（四）提升生态修复能力
汤阴县应积极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如深耕深松、轮作休耕等，改良土壤结构，利用生物技术修复污染土壤。同时，推广雨水收集和农田水利设施的现代化改造，解决地下水超采问题。
（五）加强科技创新
汤阴县应持续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鼓励农业生物技术和新模式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鼓励农业经营主体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构建“科研+基地”模式，推动新科研技术在生产中的推广应用。
（六）加强政策引导
汤阴县应发挥政府在土壤改良中的作用，在政策上向土壤改良予以倾斜，
推广环保、高效的生产方式，引导农户参与土壤改良。同时，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严控农业污染源。
（七）增强农民认知水平
汤阴县应通过科普教育、职业培训等手段，引导农民了解耕地保护的重要性，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让农民群众从思想上重视、在实践中应用，真正发挥技术在土壤改良中的作用。鼓励农民参与农田生态治理，建立农民与耕地质量提升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总之，汤阴县耕地质量提升是一项长期、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农户共同努力。通过在监测、投入、施肥、保护、修复、科技、政策和教育等方面综合施策，构建高效、实用的体系，推动耕地质量稳步提升，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武汉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路径研究&基于智慧城市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的调研分析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杨威
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智慧城市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方向，其内涵从传统的被动处置、粗放管理，向主动发现、精准施策、高效协同、人性服务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密集出台《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实施路径。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武汉“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重大使命，武汉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作为武汉的一项重大责任。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常住人口超过1300万，城镇化率达到84.6%，城市建成区面积超过1000km2，人口规模大、管辖范围广、城市功能复杂，交通拥堵、内涝风险等“大城市病”日益凸显，城市治理面临巨大压力。推动武汉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智慧化转型升级，既是破解“大城市病”、提升城市韧性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市民幸福感、助力武汉建成现代化大都市的必然选择。
本文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的同时，基于武汉实践，深入探讨智慧城市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施路径和优化策略，为同类城市提供借鉴参考。
一、国内外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一）国外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智慧城市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其研究与实践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由IBM于2008年提出，强调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和服务的高效化［1］。随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推出智慧城市战略，如欧盟的“智慧城市与社区创新伙伴计划”（2012年）和新加坡的“智慧国家2015”计划［2］。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从2020年的41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82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6%，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智慧城市的概念逐渐从技术导向扩展到人本导向，RudolfGiffinger等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六个维度（智慧经济、智慧移动、智慧环境、智慧人民、智慧生活、智慧治理），强调了城市发展的综合性和包容性［3］。MichaelBatty从系
统科学角度提出智慧城市是“赛博—物理—社会系统”（CPSS），强调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的融合［4］。PotosnakM等指出智慧治理需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通过数据共享和协同决策提升城市治理效能［5］。在技术层面，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城市交通、能源和管理中，如芝加哥的“ArrayofThings”项目通过传感器网络实时监测城市环境［6］。另外如芝加哥的智能交通系统、新加坡的“虚拟新加坡”数字孪生平台和纽约的开放数据法案，均为智慧城市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参考［7］。
（二）中国智慧城市研究现状
国内智慧城市研究始于2010年左右，受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政策推动，迅速形成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格局。截至2024年，我国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超过800个，总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元，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创新生态。国内部分城市精细化管理主要做法见表。
早期研究多集中于概念界定和框架构建，柴彦威等基于时空行为理论，提出人本导向的智慧城市规划应关注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城市空间结构［8］。张小娟从系统视角构建了智慧城市系统的要素模型，包括战略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支撑系统和空间系统，强调多子系统协同［9］。在评价体系方面，周骥采用DPSIR模型和ANNs算法构建了包含37个指标的智慧城市评价体系，突出了指标的科学性和动态性［10］。李云新等综述了国外智慧治理研究，指出智慧治理需结合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政府角色智慧化、民主参与和城市管理优化［11］。陈水生以上海“一网统管”为例，提出平台治理模式，通过数字化、感知性、互动性实现城市运行的一体化管理［12］。技术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被广泛探索。师卫华等研究了城市园林绿化的智慧化管理体系，通过物联网和GIS技术实现绿化资源的动态监测［13］。傅钢强等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体育场馆智慧化转型中的应用，包括建筑智慧化、服务个性化和管理轻量化［14］。向玉琼等探讨了数字孪生城市治理，强调通过虚拟映射和实时交互提升决策科学性［15］。
总体而言，智慧城市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趋势。国外研究强调整体系统和治理创新，而国内研究更注重评价体系、技术应用和本土化实践。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数据安全、数字鸿沟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智慧城市向人本化、绿色化和全球化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数据治理、隐私保护、数字包容等领域，还需要深入探索和制度创新。
二、武汉智慧城市精细化管理实践现状
（一）“城市大脑”框架基本建成
武汉市近年来以“智慧武汉”建设为统领，锚定“一脑治全城、一网管全域”目标，在智慧城市精细化管理上取得阶段性突破。
基本建成以武汉城市大脑为中心的四大中枢（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应用支撑）、六大智慧应用（“一网通办”、一码互联、一网协同、一网共治、一网统管、一站直通）。这四大中枢相互支撑、协同运作，形成了完整的技术体系架构。大数据中枢负责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人工智能中枢提供算法支持和智能分析；区块链中枢保障数据安全和可信交换；应用支撑中枢提供统一的开发框架和运行环境。城市大脑数据中枢对接全市200余个系统，涵盖交通、环保、医疗、教育等主要领域，日均共享交换数据超12亿条，数据总量达到50PB，形成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池。大数据能力平台上连国家、省大数据平台，下连各区大数据平台，横向打通市级各部门，形成“国家—省—市—区”四级数据共享体系。这种纵横贯通的数据架构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孤岛，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提供了数据基础。
城市大脑电子政务外网连通15个区、100余家市级单位、近5000家区级单位，光纤总长度超过10万公里，实现了千兆到桌面、万兆到核心的网络覆盖。形成市、区、街、社区、网格参与的五级联动工作体系，将治理触角延伸到最基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已完成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全覆盖，接入服务事项超过2000项，网办事项超90%，基本实现“一网通办”，每年减少群众跑腿次数超过5000万次，节省办事时间超过1000万小时。这一基础设施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坚实基础，初步实现了从“分散孤立”向“一网统管”的转变。
（二）重点领域智慧应用落地
在交通治理领域，武汉全市近4000处交通信号灯实现了智能联网调控，覆盖了主城区所有主要路口。系统通过视频检测、雷达感知等多种手段，实时采集交通流量、车速、排队长度等数据，利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信号配时优化。以光谷大道高新二路路口为例，通过AI信号灯优化，早高峰拥堵指数从7.2下降至6.3，降幅达到12.5%，平均车速从25km/h提升至30.7km/h，提升幅度22.8%，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问题。整个光谷区域通过信号优化，日均减少拥堵时间约1500小时，节省燃油消耗约8000升，减少碳排放约20吨。
在水务防汛领域，全市依托湖北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与群测群防体系，
接入气象雷达、北斗位移监测仪、水位传感器、雨量计等多种物联感知设备2000余个，实现对雨情、水情、工情的实时精准监测。62个山洪自动监测站点（37个雨量站、8个水位站、7个视频监控站、10个图像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上传监测数据至智慧水务平台，数据采集频率达到每分钟一次，确保了监测的实时性和准确性。构建了“预报-预警-叫应”闭环机制，实现提前1小时精准预警，提前3小时风险预报，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2023年汛期，系统成功预警15次较大降雨过程，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200人，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市容管理领域，自2024年底起，武汉市以东湖高新区为试点，率先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场+云控智慧平台+AI识别”的全域巡查体系。部署了30个无人机智能机场，实现了500km2的自动巡航覆盖，每日自动飞行巡检200架次，采集高清影像数据5TB。AI算法系统支持13类城市管理问题智能识别，其中占道经营识别准确率达到85%，暴露生活垃圾识别准确率达到82%，建筑垃圾识别准确率达到80%，大幅提升了市容管理效率。系统自动识别问题后，通过平台自动派发处置任务，平均处置时间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4小时，处置效率提升80%。
（三）网格化管理持续升级
2025年全市划分约1.6万个网格，配备2万余名专兼职网格员，平均每个网格覆盖200~300户居民，实现了治理单元的科学划分和全面覆盖。积极探索基层“微服务”一体化科学运行机制，全面推广“武汉微邻里”平台，注册用户突破500万人，日活跃用户超过50万人，每月处理群众诉求超过10万件。平台与网格化系统对接，开创综治力量全进入、群众需求全收集、问题分类全解决、服务过程全评价“四全”网格群众工作法，形成了完整的基层治理闭环。这一创新做法成功打通了居民群众、网格服务团队、社会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实现了服务群众“端对端”，化解矛盾“面对面”。网格员通过移动终端实时接收、上报、处理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平均每日巡查里程5公里，上报事件3件，办结率95%，形成了快速响应机制，极大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系统还引入了群众满意度评价机制，每月收集评价数据超过8万条，群众满意度从初期的75%提升到92%，体现了治理效果的实质性提升。
（四）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创新推进
武汉市按照“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场所最大化”原则，对全市1400多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亲民化改造，打破以往“柜台式”办公格局，打造融洽、
舒适、多元、互动的社区开放式空间。目前，江汉区、汉阳区、洪山区第一批26个社区撤掉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内的办公柜台，为居民腾出最大活动空间，平均每个社区增加活动面积200平方米，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每月超过300场次，参与居民超过10万人次。此外，以党建引领，大力探索推行“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合试点，建立了5000人的专业社工队伍和20万人的志愿者队伍，开展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每月超过1000场，服务群众超过50万人次，营造了和谐友爱的社区氛围，激发基层治理新动能。这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体现了智慧城市从“管理为主”向“服务与治理”转变的发展趋势。通过智慧化手段，实现了公共服务精准投放，特殊群体关爱服务准确率达到95%，困难群众帮扶覆盖率达到100%。
三、武汉智慧城市精细化管理存在的挑战
（一）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通而不畅”
目前，武汉虽已接入大量数据，但许多数据仍停留在“物理集中”，未能实现“化学融合”。部门间数据共享多以“一事一议”方式临时申请，缺乏常态化、制度化共享机制。根据调研数据，市级部门数据共享申请平均审批时间需要3~5个工作日，紧急事项也需要1~2天，无法满足实时协同的需求。数据共享率仅为65%，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数据仍然沉睡在各个部门的信息系统中，未能发挥应有价值。例如，有些路段因不同工程被反复开挖，被市民戏称为“拉链路”，其根源在于市政、水务、电力、通信等部门的地下管线规划、建设、管理信息未能在一个统一的“一张图”平台上实时共享和协同审批。这种数据壁垒问题严重制约了智慧城市效能的发挥，导致跨部门协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虽然建立了完善的数据基础设施，但数据价值未能充分释放，距离真正的“数据驱动决策”还有较大差距。
数据分析显示，目前数据应用主要集中在事后统计和报表生成，预测性分析和预警性应用仅占20%，数据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能力不足。同时，数据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数据更新不及时、不完整，影响了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二）智慧应用“重建设、轻运营”
部分项目建成后因宣传不足、运营团队缺失、经费保障缺位，效果不及预期。根据财政审计数据，2023年武汉市智慧城市项目运营维护经费仅占项目总投资的15%，远低于30%的合理水平，导致许多项目建成后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和升级。智慧项目建成后第一年的使用率平均只有60%，到第三年下降至30%，大
量投资没有发挥应有效益。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时，某小区建有垃圾分类屋，部分垃圾投放点按标准改造，购置了智能垃圾分类投放设备，总投资150万元。但后续管理运营未跟上，运营经费每年只有5万元，无法支撑设备维护和人员工资，导致新设备未拆封，已改造的分类投放亭均上锁，居民只能将垃圾投放到旁边旧垃圾桶，分类亭沦为“摆设”，影响垃圾分类工作推进，垃圾分类正确率从设备安装初期的70%下降到现在的30%，资源化利用率低于20%，远低于50%的目标要求。这种现象反映了智慧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误区即重视前期投入和硬件建设，忽视后期运营和维护，导致大量智能设施无法发挥应有作用，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智慧城市项目中，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的项目只占35%，部分达到效果的占45%，完全未达到效果的占20%，运营维护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三）基层赋能不足，“大材小用、不善用”
武汉市级平台功能强大，但未能有效赋能基层。根据基层调研数据，网格员平均每天需要处理各类系统工单15件，其中30%属于跨辖区或职责不清的事项，需要额外花费2~3小时进行协调和沟通。数字化工具不仅没有减轻工作负担，反而增加了25%的工作量，这与“减负增效”的目标背道而驰。例如，市级“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存在任务推送精准度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常将跨辖区的市容问题如隔壁社区占道经营推送给网格员，网格员需先核实辖区再联系平台调整，平均每个工单需要额外花费15分钟处理。同时，平台转办工单后无实时进度反馈，网格员为掌握处理情况，不得不反复拨打部门电话或上门跟进，增加协调成本，未实现“一键转办、全程跟踪”的减负目标。数据显示，网格员平均每天需要拨打电话沟通10次，每次平均耗时5分钟，仅此一项就占用每天工作时间的10%。这种上层系统与基层实践脱节的现象，导致智慧城市建设难以在“最后一公里”发挥实效。基层工作人员反映，现有系统存在“三多三少”问题：考核指标多、实际赋能少；数据要求多、分析工具少；任务派发多、资源支持少。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基层使用智慧系统的积极性，也制约了智慧城市整体效能的发挥。
（四）标准规范与长效机制不健全
城市部件、事件的管理责任、处置时限、养护标准仍不够细化明晰。智慧城市项目的运营维护、数据更新、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和资金保障缺乏刚性规定。根据法律顾问评估，武汉市现有智慧城市相关标准规范中，技术标准占75%，
管理标准只占25%，且多数为指导性文件，缺乏强制约束力。例如，某大道近湖位置路面破损出现坑洞，群众多次反映，两属地都称该区域不属于自身管辖范围，导致破损路面3个月未修，最终经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协调解决。这类管辖边界不清的问题在全市普遍存在，据统计，2023年类似案件超过1000件，平均处置时间长达45天，远超15天的标准处置时限。这种权责不清、标准不明的状况，导致城市管理中出现推诿扯皮现象，影响问题处置效率，损害政府公信力。缺乏长效保障机制也使智慧城市建设项目难以持续发挥作用。资金保障方面，智慧项目运营维护经费没有纳入常规财政预算，需要每年单独申请，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影响了项目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五）公众参与渠道效能待提升
市民反映问题的渠道虽多，但也存在效率不高、反馈不及时等问题。根据平台数据统计，“武汉城管随手拍”小程序日均接收群众反映问题500件，其中初审通过率只有60%，40%的问题因各种原因被退回或不予受理。平均处置时间为3天，超过承诺的24小时响应时限，群众满意度只有70%。例如，有市民通过“武汉城管随手拍”小程序上报了规整共享单车的主动作为事项，但因上传问题周边未见明显参照物，初审未通过，未获得积分，虽然后续经后台复核修正积分，但也凸显审核环节合理性及效率问题，挫伤了公众参与积极性。数据分析显示，因审核不通过而放弃再次使用的用户比例达到30%，这对公众参与积极性造成了较大影响。
公众参与是智慧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参与渠道的设计和运营仍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难以形成真正的"多元共治"格局。调研发现，目前参与群体以中青年为主，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参与度较低；参与内容以问题反映为主，建言献策和协同治理较少；参与激励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激励和权益激励不足。这种参与结构的不平衡限制了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四、武汉智慧城市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打破“数据孤岛”
一是完善高层统筹机制。成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城市精细化智慧管理领导小组”，设立常设机构，赋予城运中心更多数据统筹权。借鉴上海经验，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制定“武汉市政务数据共享管理办法”，明确共享责任和流程，将共享情况纳入部门考核，共享率要求达到90%以上。二
是统一数据标准体系。建立全市统一的“城市码”标准，为道路、井盖、路灯等城市部件赋予数字标识，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定“武汉市城市数字标识管理办法”，明确编码规则和使用规范。优化数据共享目录，建立质量评估机制，确保数据准确、完整、及时。三是完善法律政策保障。制定“武汉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优化公共数据管理办法，推动数据授权共享。将实践证明有效的做法通过立法固化，设立智慧城市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数据共享、应用开发和运营维护。
（二）深化场景应用，提升实战能力
一是聚焦高频痛点攻坚。借鉴北京“每月一题”机制，每年重点破解1~2项城市治理痛点，如“拉链路”、校园周边拥堵等，开展“揭榜挂帅”。建立多渠道痛点发现机制，通过12345热线、网络舆情等收集问题，定期研判确定攻坚项目，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对成效显著团队给予激励。二是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参考杭州SPV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由专业团队负责系统迭代与维护。制定运营管理办法，明确主体资质与考核标准，建立质量评估体系，将评估结果与费用支付挂钩。三是建立全周期评估机制。将项目运营效果与预算拨款挂钩，从可用性、易用性、实用性等维度开展评估，对效果差的项目缩减经费。建立量化指标体系，引入第三方评估，对不合格项目实行退出机制，确保资金效益。
（三）推动资源下沉，为基层减负增能
一是整合基层治理平台。依托市城运平台开发基层治理一体化平台，整合各部门业务系统，实现“一次录入、多方共享”。制定整合方案，明确整合范围和时间表。建立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开发智能填报工具，减少基层工作量。二是下放权责赋能基层。借鉴“吹哨报到”机制，将事项协调处置权下放街道，建立线上闭环流程，将部门响应情况纳入考核。制定实施细则，明确下放事项清单，要求部门在2小时内响应协调请求。三是加强基层队伍建设。开展网格员数字化技能培训，提升数据分析和平台操作能力。制定能力提升计划，建立能力认证体系，将认证结果与职称薪酬挂钩。开发简易版工具，降低使用门槛。
（四）健全标准规范，强化长效保障
一是强化标准建设。完善城市部件物联网接入、数据质量及事件处置等标准，制定智慧城市标准体系指南，重点健全公共数据分类分级、城市信息模型
（CIM）等关键标准，促进系统互联和数据融合。建立标准动态更新与宣贯机制，
加强执行情况考核。二是保障资金投入。设立智慧城市运维专项基金，纳入市区财政预算，探索政府购买服务、PPP等多元投入模式。建立资金绩效评估体系，加强全过程跟踪问效，对成效显著项目倾斜支持，对绩效不佳项目终止拨款。三是建立长效机制。明确项目运营、数据更新与安全责任主体，制定全生命周期管理办法。建立城运中心牵头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引入第三方进行年度审计评估，并建立容错机制鼓励创新。
（五）拓宽参与渠道，构建共治格局
一是优化公众参与平台。完善“武汉城管随手拍”等平台功能，简化上报流程，增加智能工具，公开承诺处置时限并实时推送进度。开发适老版本，建立积分激励制度，提升参与度。二是推动主动治理转型。建立市民诉求大数据分析系统，生成“城市治理风险热力图”，实现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建立大众评审机制，将评价结果纳入考核。三是创新社会协同机制。推出“治理合伙人”计划，鼓励快递、物业等企业参与城市管理，建立数据共享和问题上报激励机制。深化社区规划师等制度，形成共建共治格局。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研究了智慧城市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国内外经验与武汉实践，构建了涵盖现状、问题与路径的完整分析框架，提出应强化顶层设计以破解数据孤岛，深化场景应用以提升实战效能，推动资源下沉以赋能基层治理，健全标准体系以保障长效发展，并拓宽参与渠道以构建共治格局等建议。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技术深度融合，城市治理将迈向更智能、精准与包容的发展新阶段，武汉的实践探索将为全球同类城市的治理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中国方案”与地域样本。
乡土深处文化生根&科右中旗以群众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
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人民政府陈玲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团结统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1]。基层群众文化服务直接面向广大的农牧民群众，覆盖面广、参与性强、形式灵活，是将文化惠民、价值引领、民族团结教育落到实处的重要抓手，在民族地区更关乎文化认同、民族情感凝聚和基层社会稳定。
科尔沁右翼中旗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全旗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和睦共居，各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该旗文化底蕴深厚，素有“一旗九乡五非遗”的美誉。“一旗”即科尔沁右翼中旗；“九乡”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蒙古族刺绣文化之乡、乌力格尔之乡、四胡之乡、安代之乡、赛马之乡、科尔沁民歌之乡、科尔沁服饰之乡、蒙古文书法之乡，涵盖说唱、音乐、舞蹈、体育、服饰、书法等多个文化门类；“五非遗”为乌力格尔、蒙古族四胡音乐、蒙古族刺绣、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技艺、科尔沁蒙医药浴疗法五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旗先后获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旗”。
近年来，科右中旗以人民为中心，将群众文化建设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推进基层文化阵地全覆盖，推动安代舞进校园、社区、嘎查村，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滋养群众、增进团结。本文立足科右中旗的实践，总结群众文化建设经验，剖析基层共性挑战，探索民族地区群众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群众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一）群众文化是厚植文化认同的根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群众文化源于生活、扎根基层，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融的历史脉络，让各族群众在日常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科右中旗，各族群众围坐聆听乌力格尔说唱，共同跳起欢快的安代舞，一起学习四胡演奏、刺绣技艺，这些文化实践都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日
常化的文化浸润，让群众在文化熏陶中增强归属感与自豪感，从思想深处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3]。
（二）群众文化是促进民族交融的平台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门槛低、互动性强，能够有效打破民族、年龄、职业界限，为各族群众搭建常态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在文化广场、乡村舞台、社区活动室，各族群众同台演出、共同参与、相互欣赏，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拉近距离、增进了解、加深情谊。在百人四胡合奏的场景中，各族群众共同奏响同一首曲子，那不仅是音乐的合奏，更是人心的合奏。在刺绣合作社里，各族妇女一起绣花、一起致富，在飞针走线中传递着姐妹情谊。这种生活化、常态化的文化交往，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推动共同体意识从思想认知转化为情感认同与行为自觉[2]。
（三）群众文化是凝聚精神力量的载体
群众文化兼具娱乐功能与价值引领功能，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优秀的群众文艺作品取材于身边人、身边事，讲述团结故事、展现奋斗风貌，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在科右中旗，无论是乌力格尔说唱中传颂的英雄史诗，还是民歌演唱中吟唱的团结故事，无论是体育赛事中展现的拼搏精神，还是节庆活动中传递的互助美德，都在潜移默化中涵育着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群众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基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持久的精神支撑[3]。
（四）群众文化是赋能乡村振兴的支撑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群众文化建设不仅能够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还能盘活本土文化资源，推动非遗传承、民俗体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互促共进。在科右中旗，刺绣产业带动数千名妇女居家就业，乌力格尔说唱成为文化旅游的亮点，安代舞展演吸引八方游客，非遗文创产品远销区内外。当非遗从“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当民俗活动从“自娱自乐”变成“旅游体验”，群众文化便不仅是精神滋养，更成为发展动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巩固[4]。
二、科右中旗群众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科右中旗立足“一旗九乡五非遗”的资源优势，将群众文化建设与非遗活态传承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基层文化发展之路。
（一）建强文化阵地：让文化服务直达百姓家门口
文化阵地是群众文化活动的根基所在。全旗12个苏木镇均已建成综合文化站，各嘎查村建成文化服务中心和文化广场，实现三级文化阵地的全覆盖。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文化示范户4户，截至目前，成功培育共计29户，成功建成一个文化大院、文化活动室，形成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基层文化服务网络[2]。代钦塔拉苏木文化站依托五角枫景区，将文化服务与旅游体验相结合；巴彦茫哈苏木的文化示范户把自家院子变成“文化大院”，在农闲时节邀请邻居们聚在一起听说唱、学乐器、话家常。2025年，全旗建成非遗民俗展厅、刺绣展厅、传统工艺工作站等7处专题展示场馆，“四馆一厅”累计接待群众共计44.2万人次，组织惠民服务、演出、展览等活动共188场，惠及13.5万余人次[5]。
（二）建强文艺队伍：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主角”群众文艺队伍是基层文化活动的生力军。全旗组建说唱艺术家协会、四胡协会、民歌协会、“石榴籽”宣讲团等12支群众文化志愿服务队伍，其中多个团队获评全区优秀文旅志愿服务典型[5]。在哈日道卜嘎查文艺队，各族群众一起排练演出，自编节目、自制服装，每逢节庆日便为村民献上精彩节目。科右中旗乌兰牧骑创作了16部文艺作品，与山东省滨州市联合编排剧目《长调悠悠》，分赴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演出12场，获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荣誉，累计获得全国及自治区级文化奖项12项、盟级奖项6项[5]。
（三）活化非遗传承：让传统文化“活”在群众日常生活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众文化的根脉所在。好腰苏木镇老艺人常年深入嘎查村说唱乌力格尔并收徒传艺，其说唱内容有传统英雄史诗、新编民族团结故事等。2025年，全旗举办乌力格尔那达慕等非遗宣传展示活动19场，出版《弦上赞歌——科尔沁右翼中旗四胡音乐专辑》，上线“云上非遗科右中旗”小程序，启动“非遗进校园”薪火赓续计划（覆盖8所学校）[5]。科右中旗中等职业学校自2015年起就开设了民族手工艺、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等特色课程，邀请国家、自治区、盟级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累计培育专业学员百余名，充实了非遗青年传承力量。同时，依托基层文化阵地建立常态化演出机制，推动“非遗+旅游”融合发展，在景区开展动态展演与研学体验，让非遗真正走出展柜、融入生活。
（四）做实文化惠民：把欢乐送到群众身边
文化惠民的最终落脚点是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巴彦呼舒镇各嘎查村常
态化开展农牧民文艺汇演、四季村晚、邻里文化节等活动，把舞台搭在群众家门口。社区定期举办“邻里节”，组织居民一起做传统美食、刺绣、表演节目。乡镇（苏木）、嘎查村常态化举办那达慕大会，以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体育项目吸引各族群众参与。2025年，科右中旗分赴北京、长春等地开展文旅推介11次，举办冰雪节、5·19中国旅游日、五角枫文化旅游季等节庆活动，7件文创商品获品牌授权，新媒体发布作品945条，实现164.5万余人次浏览量。全旗累计举办各类体育赛事38场，参与人数近万人；科右中旗籍选手获全国中国式摔跤冠军并荣获“国家健将”称号[5]。
三、当前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肯定各地实践探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仍面临一些普遍性、深层次的挑战。
（一）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衔接不够紧密
部分地区群众文化活动仍以节庆展演为主，日常化、个性化供给相对不足；对青少年、中老年、农牧民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把握不够精准。青少年对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文化活动较为青睐，但这类活动在基层相对偏少；中老年群体对传统戏曲、说唱等参与热情较高，但此类活动频次和覆盖面有待提升。互动性、体验式活动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文化服务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仍有提升空间[3]。
（二）基层文化工作力量相对薄弱
乡镇（苏木）文化专职人员配备不足，在活动策划、文艺创作、非遗保护等领域的专业能力有待提升。嘎查村文化工作者多为兼职，缺乏系统化专业培训，这导致阵地管理、活动组织等工作难以常态化、规范化开展。非遗传承人整体年龄偏高，青年后备人才储备不足，部分传统技艺面临传承断档风险。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基层文化建设的专业性、持续性与长效性的提升[2]。
（三）文化阵地运维存在差异
基层文化阵地发展不够均衡，部分偏远地区存在设施维护不及时、资源更新较慢等问题，阵地使用率有待提高。一些文化阵地功能较为单一，以图书阅览、简单文体活动为主，与技能培训、职业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产业服务的融合不够深入，这导致其综合服务效能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四）文化建设融合发展水平有待提升
部分基层文化活动中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的融入不够系统，主
题呈现方式相对单一，对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挖掘得不够充分；地域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不够充分，非遗、民俗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结合不够紧密，文化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文化凝聚人心、赋能发展的作用尚未完全显现，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拓展[4]。
四、提升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效能的实践路径
（一）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构建多元化供给体系
科右中旗应深入开展群众文化需求调研，逐步建立动态需求清单。针对青少年群体，设计才艺展示、趣味竞赛、文化体验等互动性强的活动；针对中老年群体，丰富戏曲展演、广场舞比赛、传统技艺培训等内容；针对农牧民群体，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特色项目。科右中旗应推动文化服务从“节庆式”向“日常化”延伸，让非遗传承有序推进；应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根据群众意见适时调整活动内容和形式，让群众成为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受益者[3]。
（二）建强基层文化队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科右中旗应加强乡镇（苏木）文化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保障工作人员的体力与精力，定期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其活动策划、文艺创作、非遗保护等专业能力；健全嘎查村文化管理员保障机制，稳定基层队伍；实施非遗青年传承人培育计划，深化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将非遗传承纳入职业教育体系，通过师徒结对、校园教学、展演实践等方式培养年轻人才；鼓励退休教师、退休干部、文化能人参与基层文化服务，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和带动作用[2]。
（三）优化阵地运维管理，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科右中旗应健全基层文化阵地日常开放、设施维护、资源更新制度，明确管理人员职责，建立考核机制；对偏远地区给予适当资源与政策倾斜，及时更新设备、补充资源，推动阵地均衡发展；拓展阵地的综合功能，整合文化服务、政策宣讲、技能培训、民族团结教育、产业服务等内容，探索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探索“文化站+合作社”“文化室+电商”等模式，让文化阵地既能提供文化服务，也能服务产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真正让文化阵地“用起来、活起来”。
（四）紧扣主线，深化融合，打造地域特色品牌
科右中旗应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文化建设全过程，把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故事融入文艺创作和活动策划[2]；深入挖掘身边的民族团结
典型，用群众身边的真实故事打动人、感染人；深度挖掘“一旗九乡五非遗”文化资源，推动非遗、民俗与旅游、产业、教育深度融合；在活动策划中注重各族群众的互动参与，让群众在共同参与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着力打造具有地域辨识度的特色文化品牌，如五角枫文化旅游季、乌力格尔那达慕等，提升品牌影响力和辐射带动作用，以文化繁荣促进民族团结、赋能乡村振兴[4]。
五、结语
群众文化在民族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右中旗以文化阵地全覆盖为基础，以文化惠民为抓手，以非遗活化为特色，以民族团结为引领，推动群众文化在乡土深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走出了一条具有草原特色、民族特点的基层文化发展之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生动的实践范本。
新征程下，民族地区基层乡镇（苏木）应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本土文化特色和群众实际需求，不断优化文化供给、建强人才队伍、激活阵地效能、深化融合创新，以高质量的群众文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建设团结和谐、文明繁荣的乡村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动力[1]。
向存量要空间以更新提品质&关于济源示范区以盘活低效资源助力空间优化的调研与思考
济源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李佩军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城市更新、节约集约用地决策部署，济源示范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专题调研，全面摸清存量低效资源底数，找准问题短板，切实提升空间供给质量与国土空间治理效能，并提出了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
资源利用现状与面临的突出矛盾
近年来，济源示范区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城市功能持续完善，城乡面貌不断改善。但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空间利用粗放、结构布局失衡、公共服务不均、风貌特色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集中表现为六个方面。
一是空间供需约束凸显，土地利用效率偏低。城市外延扩张需求持续旺盛，新增建设用地空间日趋紧张，存量土地闲置浪费问题较为突出。截至2025年，全区批而未供土地达9754.48亩，涵盖道路、绿化、公用设施、工业、商业、住宅等多种类型。
2025年，闲置土地15宗，面积513亩，以房地产、工业用地为主。全区3个省级开发区内144家企业用地总面积约17974.35亩，其中亩均税收低于5万元的低效用地5888.55亩，增量扩张与存量盘活脱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高，资源错配问题突出。
二是功能布局适配不足，民生服务存在短板。城市功能分区不够清晰，市政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落地不到位，职住失衡、路网密度偏低、服务覆盖不均等问题较为明显。城市道路网密度5.66km/km2，15分钟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率仅为55%，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分布不均，便民服务体系不健全，居民生活便利性与舒适度有待提升。
三是城市特色挖掘不深，风貌同质化现象明显。城市建设重规模扩张、速度提升，地域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本底挖掘不深、保护不力。济渎庙、奉仙观、大明寺等历史文化资源及城市蓝绿生态空间缺乏系统规划与活化利用；大礼堂、东戏院、工人文化宫等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力度不足，部分历史民居面临损毁风险，城市文脉延续不足，特色风貌不鲜明，城市辨识度与综合竞争力不强。
四是老城更新推进滞后，存量空间盘活不足。城市建设重心偏向新增用地
空间，老旧城区改造投入不足、推进缓慢。2025年城市体检结果显示，全区需更新改造老旧商业街11条、老旧厂区3个、老旧小区102个，大量低效空间亟待盘活。老城区功能退化、设施老化，与新区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制约城市整体能级提升。
五是公共资源配置不均，城乡融合仍有差距。优质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中心城区集中，边缘区域、镇及农村地区供给相对短缺。尽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92降至1.72，但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需提高，农村产业发展缺乏空间支撑与政策保障，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化发展任务依然艰巨。
六是空间治理协同不足，生态保护压力较大。受工业城市属性与牛角川地形条件叠加影响，工业排放、交通拥堵、扬尘等引发热岛效应、大气污染等问题，2025年全区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66.6%。部分项目选址缺乏生态考量，交通组织不够优化，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协同性不足，影响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健康运行。
总体发展思路与遵循原则
针对上述问题，济源示范区将坚持以高质量空间供给为核心目标，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统领，以城市更新为主抓手，坚持规划引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政策激励、连片开发、产城融合原则，统筹增量与存量、开发与保护、发展与民生，系统盘活存量低效资源，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城市功能，传承历史文脉，改善生态环境，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与宜居宜业宜游水平，走出一条具有济源示范区特色的内涵式、高品质城市发展新路。
坚持规划先行，统筹全域空间布局。严格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农业、生态、城镇、产业、文化空间布局，实现全域协同、高效配置。
坚持民生为本，聚焦便民利民需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完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提升居住品质与生活便利度，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集约高效，着力盘活存量资源。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流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发展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型。
坚持保护传承，彰显城市地域特色。统筹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塑造地域特色风貌，实现新旧共生、古今交融。
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推进海绵城市、
低碳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生态品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多方协同，凝聚工作推进合力。强化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健全长效机制，保障工作落地见效。
城市空间优化升级的思路
强化规划引领作用，构建高质量
空间供给格局。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完善空间治理体系，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空间供给。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落实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目标，夯实农业与生态安全底线。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统筹中心城区与各镇一体化发展，推进生态相连、空间融合、功能协同、交通衔接，打造产城融合示范区。提升产业空间质效，以3个省级开发区为载体，引导产业集聚发展、转型升级，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与未来产业，促进产城人深度融合。活化历史文化空间，整合太行山、黄河、济水文化资源，加强历史遗存保护、利用，构建特色鲜明的文化空间体系。
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全面盘活存量低效资源。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功能完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系统推进城市更新，释放存量空间价值。打造宜居生活空间，推进老旧小区安全整治、设施升级与适老化改造，补齐教育、医疗、托育、养老等短板，扩大15分钟生活圈覆盖范围，完善社区治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盘活老旧厂区、低效园区、闲置商业用房，植入文创、科创、现代服务等新业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经济活力。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利用腾退空间、闲置地块补建公共服务与文体设施，推进功能复合利用，促进服务均等化、便民化。传承弘扬历史文脉，以“绣花功夫”修复历史街区，保护历史建筑与古树名木，强化风貌管控，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完善基础设施体系，落实“小街区、窄马路、密路网”要求，打通断头路，完善停车与新能源补给设施，升级老旧市政管网，增强城市承载能力。提高城市安全韧性，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完善防洪排涝、消防、应急避难体系，提升城市防灾减灾与应急处置能力。优化蓝绿生态空间，利用闲置地、边角地建设口袋公园、便民绿地，提升河道滨水景观，推进生态修复，改善人居环境品质。
健全综合保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构建全方位、全链条保障体系，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市场参与、社会支持的工作格局。加强组织统筹，建立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同联动、专班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压实责任、
强化调度、形成合力。创新资金保障机制，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与专项贷款，推广PPP模式，设立城市更新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拓宽融资渠道。坚持科学决策，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常态化开展城市体检，以问题为导向精准谋划、精准实施项目。保障群众权益，规范征地拆迁与补偿安置，健全公众参与、监督机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严守生态底线，强化施工全过程环保管控，推广绿色建筑与低碳技术，实现更新改造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规范项目管理，明确实施主体与责任分工，加强全过程质量、安全、进度监管，确保项目高标准、高效率落地。推动政策创新，完善土地、财税、建设等配套政策，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提升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强化宣传引导，搭建宣传服务平台，广泛解读政策、展示成效，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参与城市更新的良好氛围。
引导基层青年干部群体向上成长的路径探析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课题组
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有效强化青年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思想作风建设、职业发展规划，已成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课题。本文认为，应根据青年干部职业生涯所处阶段及职务职级，将青年干部划分为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新入职青年群体、处于职业生涯中期阶段的中坚力量青年群体和青年领导干部群体，针对共性情况与个性特征更加有效地引导基层青年干部成长成才。
夯实理论学习的路径选择。一是建立差异化学习体系。为新入职青年设计系统全面的政治理论培训课程，助其打牢理论基础；组织中坚力量青年扎实开展集中学习和自学，避免学习“散光走神”，用好“学习兴税”等线上学习平台，“见缝插针”补齐理论短板；推动青年领导干部不仅要全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更要侧重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提高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二是开展创新性学习活动。对新入职青年和中坚力量青年，开展趣味性强、互动性高的活动，搭建学习交流平台，推动干部由被动“聆听”向主动“分享”转变；对青年领导干部，鼓励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比如自主设计富有创意和特色的“微党课”等。
淬炼思想作风的路径选择。一是完善价值观培养体系。对新入职青年，注重价值观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价值观，明确职业规划和角色定位；对中坚力量青年，关注其价值观动态变化，有效发挥党团组织作用，及时了解思想动态、解惑解压解难；对青年领导干部，着重引导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思想根基，提升政治品格。二是引导青年坚定初心使命。对新入职青年，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引导青年干部向榜样模范对标看齐；对中坚力量青年，激励其扛旗担当，并对其中真抓实干、实绩突出的干部加强选拔任用；对青年领导干部，督促其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在急难险重中冲锋在前作表率。三是用好监督提醒手段。对新入职青年，要抓住其入职、入党等关键节点开展廉洁从业教育培训，助其筑牢廉洁从税思想防线，扣好“第一粒扣子”；对中坚力量青年，要扭住风险防控关键点，对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干部做好谈心谈话，强化日常监督与履职风险提示；对青年领导干部，要做好权力监督，压实“一岗双责”，紧盯“两权”运行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进行监督，在干部晋升、节
假日等重要时点，加强纪律提醒与警示教育。
赋能职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一是“搭台子”制定基层实践计划。对新入职青年，注重“筑基与融合并重”，全面实施基层轮岗，制定全岗位见习计划，通过多方面学习实践，帮助其快速适应工作环境、掌握基础业务，加速身份认知转型。二是“架梯子”拓展基层实践平台。对中坚力量青年，注重“深化与突破并行”，提供定向培养交流机会，鼓励交流轮岗，弥补能力短板，打破岗位固化和职业倦怠；搭建项目实践和课题攻坚平台，多维度拓宽青年视野，培养复合型人才；优化晋升、激励机制，优先选拔任用实践历练扎实、业绩突出的干部。三是“压担子”提供基层历练机会。对青年领导干部，注重“视野与担当并进”，实施岗位历练上挂下派，鼓励青年领导干部前往艰苦地区历练、去上级业务部门或地方政府挂职，提升综合能力；推行“揭榜挂帅”“比拼赛马”，鼓励青年领导干部创建人才工作室、特色人才团队，牵头参与重大改革任务，在化解问题、攻克难题中提升综合素质。
“双碳”目标下绿色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母欣田
0.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暖与生态环境压力影响下，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而绿色消费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强调鼓励群众选择低碳、环保产品与服务，可有效减少各环节的碳排放，最终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但实际上，我国在绿色消费发展进程中依然面临消费者认知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双碳”目标的实现。为解决上述问题，需主动转变绿色消费工作路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1.“双碳”目标下绿色消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消费者绿色消费认知与意识不足
消费者是保障绿色消费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但大部分消费者对绿色消费存在认知与意识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①对绿色消费问题的概念较为模糊。例如，消费者片面地将“绿色消费”归纳在低碳与环保范畴内，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缺乏对绿色消费具体行为的认知，如无法选择正确的低碳产品、大量使用一次性物品、未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等，严重影响绿色消费质量[1]。
②部分消费者盲目地将绿色消费归纳为“高档消费”，将新能源汽车、有机食品等纳入绿色消费范畴，与自身消费能力严重不匹配。
1.2绿色产品供给不足
在绿色消费中，绿色产品供给量不足已成为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普遍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①产品种类有限且覆盖区域严重不足。现阶段市场上的绿色产品仍集中在少数行业，包括节能家电、新能源汽车、食品等，而在纺织、建材等行业的绿色产品开发明显不足。同时，细分市场的缺失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目前绿色消费中占比较大的可降解材料、再生纤维服装等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化生产和供应，在市场缺乏细分的情况下导致消费者无法找到替代品，影响绿色消费水平[2]。
②绿色产品的市场售价偏高，影响市场渗透率。目前市场上绿色商品存在严重的溢价现象，受产品研发、认证等因素影响，绿色产品的市场售价比普通商品贵3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者购买意愿。此外，现阶段小微企业
参与绿色生产开发的意愿偏低，这是因为此类企业一直受限于资金与技术，导致整个绿色消费市场缺乏足够的供给主体。
③技术创新性不足同样制约了绿色产品的消费水平。例如，目前拥有广阔市场前景的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生物降解塑料技术仍处于研发阶段，相关产品并未实现大规模生产。
1.3基础设施不完善
1.3.1可再生资源回收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短板
据统计，全国范围内的可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数量不足20万个，平均每万人的拥有量不足1个，影响了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效果。同时，与之相匹配的专业化分拣设施明显不足，目前有超过60%的可再生资源回收仅进行初级分拣，导致大量可再生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回收。
1.3.2低碳出行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匀
低碳出行是绿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依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①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严重不足，现有公共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比例为1∶2.6，远未达1∶1的标准。充电设施布局的失衡也限制了低碳出行的推广。一线城市的充电桩数量占比超40%，而三、四线城市的覆盖率尚未达到10%，地域差异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当地城市居民的绿色消费增长[3]。②慢行交通系统不完善，影响绿色消费水平。共享自行车的人均占有量偏低，自行车道连续性差，不利于提升居民绿色低碳出行的意愿。
1.4政策激励匮乏
1.4.1政策激励机制存在结构性缺陷
现阶段绿色消费增长依赖财政补贴。例如，我国政府推出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家电能效分级补贴等优惠措施后，可在短期内刺激市场需求。根据最新调查数据，2025年1—4月，绿色智能家电销售额达1430亿元。但从长远来看，财政补贴的突然退出将对绿色消费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受2022年新能源汽车补贴减少影响，2023年某品牌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导致绿色消费增长难以持续。
1.4.2税收工具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释放
税收工具对绿色消费的影响不容忽视，而现阶段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尚未形成闭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消费的发展。例如，当前燃油车的消费税税率为1%~40%，相较于欧盟地区22%~30%的平均水平，难以有效抑制燃油汽车的
消费。同时，现有政策中关于绿色消费的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较为狭窄，可再生能源等绿色服务消费行业尚未出台针对性的激励性政策，影响了绿色消费能力的提升。
2.“双碳”目标下促进绿色消费的对策
2.1强化公众教育，提升消费者认知
2.1.1教育体系的深度渗透
通过向基础教育系统化渗透的方式，逐步构建面向未成年人的绿色消费教育体系。例如，允许将绿色消费课程纳入K12教育体系，开发适合各年龄段的环保教材；或在现有教育环境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学校开设“校园环保实践周”，通过垃圾分类竞赛、旧物改造等社会生态实践活动，全面深化学生的环保意识[4]。在职业教育方面，应面向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化培训。例如，可为零售从业人员开设绿色产品知识培训，系统介绍绿色消费的概念、要求与实施方法等，确保零售人员能妥善引导群众绿色消费；也可在企业管理课程中增设绿色营销模块，提升企业环保理念传播能力；或以社区为单位，组织志愿者担任环保指导员或宣传员，持续开展绿色消费宣传，实现潜移默化的引导效果。
2.1.2构建传播矩阵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可通过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增强公众对绿色消费的认知。例如，围绕“绿色消费”主题构建短视频内容矩阵，开发环保领域的专题内容，将群众喜闻乐见的绿色消费、绿色行为、绿色生产生活等内容纳入短视频，鼓励公众浏览学习。
同时，可在主流社交平台上发起“#我的绿色生活#”话题，吸引年轻人参与，通过“晒单”等方式记录自己的绿色消费行为。
2.2完善绿色供应链与市场体系
针对当前绿色产品供给不足问题，需从供应链角度提升供给能力，即通过构建涵盖绿色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配送等环节的绿色化市场激励机制，配合相应的产品标准认证体系、绿色信息披露制度等推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快全国范围内统一绿色产品交易市场的创新，并构建新型绿色消费场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借助数字化手段完善供应链的绿色管理路径，鼓励相关方通过全程可追溯的碳足迹机制，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评价体系。依托此类体系，可以为优化绿色市场监管模式奠定基础，避免“洗绿”等问题，最终构建以政府为引导、以市场为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市场新格局。
为实现上述目标，需从以下三个维度全面推进。
①在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中，应形成覆盖原材料、包装运输、现场加工与回收利用的新模式，大力支持和鼓励产业链核心企业实施绿色战略转型，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同步转型，共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②在流通端绿色消费管理中，可通过绿色物流及其配套的包装体系，减少商品转运过程中的能源浪费，进而有效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足迹。③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即以“双碳”目标为引导，建立跨部门的绿色产品追溯与监管平台，实现从原材料到终端消费的全链条环境绩效可视化[5]。通过上述一系列综合性手段，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支持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也可推动企业绿色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具有较强的环保价值。
2.3完善基础设施，为绿色消费的开展奠定基础
2.3.1构建绿色全链条回收体系
绿色全链条回收体系被视为绿色消费的“闭环保障”，是实现“消费行为的全生命周期环保”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模式下的回收体系存在明显缺陷，导致绿色消费的环保价值仅能体现在“购买环节”，难以形成闭环，进而影响工作效能。为解决上述问题，可考虑从以下两个维度完善绿色全链条回收体系。
①在回收网络建设中，可严格执行“500米服务半径”标准，确保每个街道至少有一个中转站，每个区（或县）有一个专业分拣中心。②全面推动智能设施改造，即在绿色回收过程中通过配备具有称重计量、智能识别、满溢报警等功能的智能回收箱，借助智能化手段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
2.3.2夯实低碳出行资源基础
从绿色消费的角度出发，为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基础设施分布不均匀等相关问题，应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在贯彻落实智能互联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持续完善低碳出行网络，为引导群众践行绿色出行方式奠定坚实基础。例如，可考虑在城郊接合部、新建社区、中小城市等薄弱区域补建充电桩、共享单车停放点等设施；在低碳出行空间综合布局上，也可严格执行“15分钟低碳出行圈”的建设标准，确保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低碳出行要求；也可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社区强制配套设施建设范畴，配合智能充电系统，通过分时定价机制引导错峰充电，确保绿色出行模式中的换电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2.4优化政策激励机制
2.4.1完善政策激励机制
完善管理政策是刺激绿色消费的关键，结合现状，在政策激励中应将关注重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标积极开发与之相匹配的价格体系。例如，为激发群众的节约热情，可进一步完善推广阶梯水价、电价，通过拉大价差的方式让群众在绿色消费中受益；或全面推动碳市场的优化升级，如通过提高碳价，让企业承担环境成本，就企业而言，其环境成本的提升则会促进企业实施绿色转型。
2.4.2充分发挥税收工具的调节功能
为实现“双碳”目标，需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利用“约束高碳消费
＋激励绿色选择”的多元化税收政策体系达到既定目标。一方面，需扩大高碳消费征税的覆盖范围，将征税重点项目集中在一次性塑料制品、过度包装材料以及高能耗建材等方面；对于燃油车等设备，可执行严格的阶梯税率计价模式，如针对排气量超过2.0L的燃油车须将税率上调至25%甚至更多，才能更进一步激发群众绿色消费的热情。另一方面，应积极拓宽绿色消费税收维度，让广大群众能在绿色消费中受益。例如，可考虑在当前热门的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绿色服务内容，将共享绿色出行、可再生能源供暖等纳入税收优惠项目，可有效降低居民的日常生活成本。此外，也可考虑试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对居民购买绿色家电、进行家庭节能改造的支出，允许按比例抵扣个税，直接激励个人绿色选择。
3.结论
在当前“双碳”目标发展模式下，绿色消费被认为是全面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社会与环保效益。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知，当前，群众对绿色消费仍存在认知偏差、产品供给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既反映了消费理念相对滞后，也暴露出激励机制与配套设施尚不完善。本文总结的应对措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可基于国内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保障“双碳”目标实现奠定坚实的基础，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DeepSeek赋能高校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
南京警察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吴玉强
2024年3月5日，“新质生产力”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这充分彰显了我国在各领域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坚定决心。“新质生产力”是指在新技术背景下，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以创新为内生动力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其高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核心特征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高度契合。国家社会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智力支持与人才保障，因此，高等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建设自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AI作为一项足以影响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突破性技术，必将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行业尤甚。将AI等先进技术与教学及管理过程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传统大学教学方式多为教师在课堂上单向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该模式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如何有效摆脱这一困境，使大学课堂教学更高效，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因此，AI技术与大学教育的深度融合，以及以教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学教育，对于学生真正获得学业成功、成长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至关重要。特别是DeepSeek、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构建了全新的AI生态，为大学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些模型在提升教学效率、创新教学模式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近年来不少学者围绕AI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AI时代高校人才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总体仍存在明显不足：其一，缺乏对AI技术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的系统深入研究，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应用效果评价体系；其二，未能将AI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课程体系、评价机制融合，开展一体化研究，导致技术应用与教育需求脱节。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教育“新质生产力”的要素构成，结合具体课程案例，剖析AI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探讨AI技术与高等教育耦合赋能的具体方法，为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提供实践经验支撑。
一、教育“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分析
教育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并非对传统教育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并发扬传统教育精髓的基础上，借助AI、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构建个性化学习体系与开
放式教育生态，从而推动教育模式由“标准化培养”向“个性化、创新型孵化”转变，最终为国家培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与现代化素养的人才[2-3]。教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鲜明的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特征。其中，智能化主要体现在利用AI等信息手段替代部分重复性教学工作，大幅提高教学与管理效率；精准化即通过数据采集与算法分析，精准捕捉学生的学习状态并进行个性化管理，使教学更具针对性；高效化则是指在科技支撑下，借助各类工具实现教育教学“增效减负”，让师生从烦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专注教学核心。
除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基础信息技术外，以豆包、通义千问、DeepSeek、ChatGPT等为代表的大模型新技术，为高校新一轮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特别是大语言模型在教育场景中的多维度赋能，显著提升了教育工作的智能化水平[4]。目前，多所高校已引入并上线DeepSeek大模型，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在日常教学中，DeepSeek可协助教师快速梳理教学重点，生成满足课程需求的教学案例；在科研支持方面，可帮助教师检索相关文献、整理研究数据，有效提升高校教学与科研等工作能力。在日常办公场景中，大模型能够自动完成部分文档资料整理、教材初稿编制等任务，显著减轻了教师的行政工作负担，使教师能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二、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应用形态亦日趋多元[5]。目前，国内众多高校积极尝试利用AI技术革新并优化教学，致力于为学生打造个性化学习环境[6]，使教学更具目的性与针对性。
西南政法大学很早就开展了AI赋能教育实践。该校将AI教学理念深度融入日常教学，在法学、政治学等多个专业课程中，借助AI工具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如在“刑法学”课程中，AI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与薄弱环节，推送相关案例分析与知识点讲解，帮助学生提升学习能力与专业素养。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聚焦“AI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主题，专门组织教师培训活动，邀请DeepSeek大模型以及智能计算等领域的专家，为教师讲解AI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与核心应用原理，助力教师全面了解并熟练掌握新兴AI技术，引导教师思考与探讨如何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更好地运用AI技术，为后续教学实践奠定基础。河南警察学院将AI技术深度应用于“普通逻辑”课程的全教学流程，成效显著。该校首先构建“普通逻辑”知识图谱，系统梳理课程中的概念、定理、推理方法等知识点，然后借助知识图谱，为每一名学生定制
个性化学习内容。此外，该校还利用大模型为学生提供学习过程的智能指导，具备智能选课、智能课程推荐、智能问答等功能。如在选课阶段，大模型可根据学生的专业方向与学习兴趣推荐合适的课程；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可即时获得大模型的详细解答，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山西警察学院聚焦公安工作实际需求，引进多种适用于重点情报分析、网络安全监测等任务的AI技术工具。在“情报学”“网络安全与防护”等课程教学中，教师利用这些AI工具为学生模拟真实工作场景，让学生通过实操掌握情报分析与网络安全防护技能，实现高效的信息化实战教学，为学生未来实战化水平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从各高校现有的应用实践来看，AI技术在大学领域的应用不仅有助于提升面向学生群体的信息传播质量，使知识传递更加精准高效，而且还显著提高了高校的实践训练水平与教育的针对性，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三、AI与专业课程教育耦合赋能的实践探索
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DeepSeek公司由幻方量化创始人梁文锋于2023年7月主导创立。截至目前，其核心模型已历经多轮迭代。
2023年11月，开发团队发布了代码模型DeepSeekCoder与670亿参数通用模型DeepSeekLLM；2024年5月，推出了性能对标GPT-4Turbo的DeepSeekV2；2025年8月，发布了首个“混合推理”模型V3.1，V3.1在编程、数学推理等领域表现突出，尤为适合技术场景。
凭借多轮迭代积累的庞大跨学科专业知识库与流畅的交互能力，DeepSeek能够为教学提供全方位支持。对于含实验环节的技术课程，它能精准击中传统教学痛点。例如，实验中教师难以及时逐人指导，而DeepSeek可即时响应，以文本及分步说明的形式解答操作疑问；针对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它还能结合课程内容给出定制化指导，帮助学生高效解决实验难题，显著提升教与学的效率[7]。
（一）DeepSeek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1.课程设计阶段
DeepSeek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海量知识库与课程大纲，自动拆解教学目标、分析重难点。教师只需输入课程基本信息与教学要求，系统即可生成详尽的教学设计方案，包括各章节学时分配、知识点讲解顺序、教学方法建议等，为教师备课提供有力参考。
2.教学资源获取与整合
DeepSeek有效打破了教师与优质资源间的壁垒，根据课程需求，它可以从海量在线资源中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教学视频、课件、案例分析、习题等，并整合优化为系统化教学资源包。教师可直接使用，也可按需通过交互对话，进行生成内容的二次调整，大幅缩短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时间。
3.实验教学设计环节
依据实验课程目标与要求，DeepSeek可自动生成详细的实验操作指南。指南不仅涵盖实验原理、步骤、仪器清单等基础内容，而且还标注了实验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解决方案，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实验内容、规范操作流程。
4.实验课堂教学环节
在传统模式下，教师面对众多学生，难以实时逐人指导，学生遇到问题又无法及时获得解答。借助DeepSeek，学生可以通过文字、图片甚至视频反馈问题，系统会在短时间内提供详细解答，使学生快速排障、顺利推进实验。
5.学情分析
教师可利用DeepSeek对学生的期末成绩、平时作业、课堂表现、实验操作等数据进行全面统计与深度分析，并生成可视化分析报告。报告清晰地呈现出学生的整体学习情况、各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学习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及个体薄弱环节，为教师下一阶段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二）DeepSeek在“网络攻防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本部分以公安院校网络安全与执法专业的核心课程“网络攻防技术”为例，深入探讨如何运用DeepSeek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效果。作为专业核心课程，“网络攻防技术”肩负着培养高素质网络空间保卫人才的重要使命。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受限于教学资源不足、教学方式单一等问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网络攻防技术”共40学时，其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各占20学时。课程内容主要分为五大模块：“网络攻防概述”“网络信息收集与扫描技术”“网络监听技术”“网站攻击技术”，以及“防火墙与入侵检测技术”。在“网络攻防技术”教学全链条引入Deep‐Seek，能够有效破解传统教学的诸多痛点，显著提升课程整体教学水平。
1.“网络攻防概述”模块
本模块的特点是知识点多、概念抽象、专业术语晦涩，学生刚开始接触该课程时易产生困惑。针对这一问题，DeepSeek可提供多元化学习支持，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网络攻防的基本概念与原理。例如，对于“后门”“提权”“红
蓝对抗”“HVV”“EXP（漏洞利用）”“POC（概念验证）”“PAYLOAD（有效载荷）”等专业概念，DeepSeek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解释，并结合简单案例帮助学生理解，使学生快速入门，为后续章节的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2.“网络信息收集与扫描技术”模块
针对该模块教学，教师采用“学生自学+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课后预习环节，教师先指导学生输入精准提示，让DeepSeek生成详尽的信息收集手册，内容涵盖网络信息收集方法、常用工具使用教程、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学生依据手册完成自主预习后，上课时，教师安排部分学生展示预习成果并分享信息收集思路与方法。在此过程中，DeepSeek作为辅助工具，对学生的展示内容进行补充与点评，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知识。
3.“网络监听技术”模块中的“报文捕获工具基本操作”实验环节DeepSeek可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系统详细介绍Wireshark、Fiddler
等报文捕获工具的各类过滤语法及使用教程，包括如何设置过滤条件以获取特定类型的网络数据、如何分析抓包结果等。同时，DeepSeek还会提醒操作注意事项，如避免抓取敏感信息、正确设置工具参数等，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网络监控技术，顺利完成实验任务。
4.“网站攻击技术”模块
该模块所占比重最大，同时DeepSeek的应用价值尤为突出。系统可根据课程需求，生成Web应用架构漏洞分析报告，系统分析Web应用各链路（客户端、服务器、数据库等）的潜在安全漏洞、可能带来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建议。在实验操作环节，部分学生在发布网站时遇到“源码与数据库已上传，但首页提示数据库连接错误”的问题，且无法自行排查原因。此时，学生可向DeepSeek提问，寻求解决方案，部分答案截图如图1所示。
DeepSeek针对该问题给出了7条分步解决方案：①检查网站配置文件中的数据库信息；②确认MySQL服务是否正常运行；③验证数据库用户权限；④重新导入数据库并检查其结构；⑤检查防火墙或安全软件拦截；⑥查看错误日志，定位具体原因；⑦手动测试数据库连接。在答案末尾，Deep‐Seek还建议按上述优先级顺序依次排查。教学实践表明，90%的学生遇到的数据库连接错误集中于配置错误或MySQL服务未启动两个方面。课程实践证明，DeepSeek提供的建议极为有效，学生按照其指导，独立解决该问题的成功率达100%。
5.“防火墙与入侵检测技术”模块实验教学
DeepSeek在该模块教学中同样可发挥重要作用。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指导学生用DeepSeek根据实验要求生成防火墙配置与使用指导手册，详细介绍防火墙的基本功能、配置步骤及常见规则设置方法。学生可依据手册进行防火墙配置操作，遇到问题可随时咨询DeepSeek，快速解决操作难点，从而更好地掌握防火墙的基本功能与配置方法。
6.DeepSeek在课程思政中的应用
在网络攻防课程教学中，DeepSeek作为重要的辅助工具，不仅能帮助学生解决专业学习中遇到的各类难题，而且还能把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念和责任意识，落实“以技载德、以教育人”的教学理念，切实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学目标。
以“网络攻防概述”模块为例，DeepSeek对“权限提升”等概念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内容，着重强调技术本身的中立属性，明确告知学生，网络攻防技术的核心用途是维护网络安全，绝不能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在“网络信息收集与扫描技术”模块，当DeepSeek在为学生生成预习手册时，教师要重点强调信息收集的合法边界，明确告诉学生未经授权扫描他人网络系统属于违法行为，并附上一些司法判例，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学生的法治观念，让学生牢守法律底线。在“网络监听技术”中，教师在指导学生操作Wireshark及BurpSuite等工具时，DeepSeek提醒学生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坚决避免抓取互联网上的敏感信息，自觉抵制非法网络爬虫等违规违法行为，将技术实操与隐私保护、网络伦理教育紧密结合。此外，DeepSeek在生成漏洞分析报告的过程中，可自然融入网络安全责任教育，向学生强调网安从业者的使命担当，引导学生将所学技能运用到网络防护实践及未来的公安工作中，进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工匠精神。
此外，DeepSeek还可广泛应用于作业布置、作业批改、成绩分析等环节，进一步提升教学管理效率与准确性。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我们明显发现：综合运用DeepSeek进行备课及开展“网络攻防技术”课程教学成效显著。DeepSeek在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等学生学习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能有效辅助学生更深度地学习。特别是在实践环节，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答疑的机会，使学生能够更加独立、高效地完成实验任务，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
四、结束语
传统大学教学模式普遍存在教学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等问题，教师很难针对每一名学生的学习特点与需求提供精准指导。而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工具使实时人机交互成为可能，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通过在“网络攻防技术”课程中开展的教学实践，我们可以看出DeepSeek能够在多方面为大学专业课程教学提供支持。一方面，它能够协助教师生成高质量教学资源，如教学方案、实验手册和习题，大幅缩短教师的备课时间；另一方面，它可为学生提供高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帮助学生迅速突破学习难点，从而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大幅提升学习效率。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推进AI技术教育应用的过程中，除了积极拓展AI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落地应用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此外，教师必须对AI生成内容（AIGC）的质量与实用性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其为教学提供准确、可靠的支持。在此基础上，未来可将DeepSeek进一步推广至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课程，通过持续探索和优化其在多样化教学场景中的应用模式，不断提升人机协同在教育教学中的成效，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研究&基于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实证调研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殷玉娟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也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突破口。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持续强调青年人才作用，明确大学生参与路径，而志愿服务正是大学生投身乡村振兴、实现个人与乡村价值双赢的核心方式。本次调研活动以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为研究重点，为政府、高校等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为国家重大决策部署，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年人才开发行动”[1]。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强调“乡村振兴，人才为要”，将青年群体定位为“乡村发展的生力军”，其数量与质量“直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2]。文件指出了大学生与青年参与路径，凸显了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志愿服务是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途径，既能为乡村振兴输送人才活力，也能为大学生成长提供实践平台，达成“个人发展”与“乡村赋能”的双重价值目标。
学界从多个维度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在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功能价值层面，学者普遍认为大学生的专业知识与创新思维可为乡村振兴工作引入新思路，激发新动力，提供新服务[3]。认为大学生在参与乡村振兴的志愿服务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服务与需求不匹配，内容缺乏创新性，服务效果有限，激励措施不足等问题[4]。现有调研还多集中于综合性高校，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的专项研究较为匮乏，职业院校学生在专业技能与实践导向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其志愿服务参与特征与需求存在特殊性，需要深入挖掘。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学生为对象，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职业院校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的实际状况，精准识别现存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填补职业院校学生相关研究的空白，同时为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协同开展工作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学生作为调研对象，涵盖11个二级学院。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共发放问卷570份，回收有效问卷559份，有效样本量为559份，有效回收率达98.07%，数据信度与效度均满足研究标准。559名有效样本的结构比例如下：在生源地方面，77.42%的学生来自县城、乡村，
19.89%来源于城市；在年级方面，大二学生占比最高，大三次之，大一最少；在性别方面，男性占比79.57%，女性占比20.43%。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实地访谈法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其中，问卷调查法采用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现状调查问卷》，包含个人基本信息、乡村振兴认知、志愿服务参与情况、动机与收获、问题与建议5个维度共27个问题。此外，调研团队借助学生寒暑假前往四川省安州区、武胜县等农村区域，对12名乡村振兴志愿者及8名村干部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围绕大学生志愿服务实际成效、乡村需求匹配度、现存问题等展开，获取一手质性资料，弥补问卷调查存在的不足。
（三）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Excel录入问卷数据，同步填补缺失值、剔除异常值确保数据质量，运用描述性统计呈现数据分布特征。通过编码整理访谈资料后与问卷调查数据对照验证，以量化数据支撑质性结论、质性资料解释量化结果的方式保障研究结论客观全面。
三、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分析
（一）乡村振兴认知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559名调查对象中，有97.31%的学生认为推行乡村振兴战略“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仅2.69%持“比较不重要”或“无关紧要”态度。此结果与国家政策的持续宣传、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紧密相关。多数学生仅知晓国家对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对具体政策内容及实施路径认识不深，认知停留在表面，未构建系统框架。在乡村发展现状评价上，71.86%学生认为“一般水平”，23.84%认为“特别繁荣”，4.3%选择“非常落后”。这一结果反映出大学生既看到了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收入水平提升的成效，也关注到城乡差距、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但对不同区域乡村发展的差异性缺乏精准感知，评价存在
“同质化”倾向。
（二）志愿服务参与情况
在服务类型选择上，大学生参与的志愿服务以“扶贫济困”“基层治理”“环境卫生”“宣传教育”等公共类服务为主，与当前乡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需求相契合，同时也体现出大学生对公共服务类志愿服务的偏好，而对产业技术支持、电商助农等专业类服务的参与度较低。在参与时长方面，短期化特征较为明显，超半数学生参与“1天以内”志愿服务，24.19%为“1周左右”，仅6.81%达到
“半年及以上”。这与大学生课余时间有限、实习实训安排紧凑密切相关，也导致了长期服务难以持续。在参与渠道与培训上：78.14%的学生主要依赖学校统一组织，渠道单一性限制了参与积极性。而“每次内容差不多”“缺乏实用性”成为主要不满点，培训内容与形式未能满足学生需求，针对性、专业性有待提高。
（三）参与动机与收获情况
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的动机呈现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兼具的特征，72.58%的学生以“锻炼能力、增长经验”为主要目的，67.2%“开阔眼界、丰富课余生活”，56.99%“服务社会群众”，50.9%“追求个人成就感”，既关注能力提升、经验积累等实用目标，也重视社会奉献、自我价值实现等理想目标。在参与收获上，超70%的学生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增长见识，为就业做准备”，体现出大学生务实的成长诉求。超
60%的学生认为志愿服务证明可作为参与社会实践、践行社会责任的有效证明。约半数学生认为能获得荣誉与服务对象感谢，体现出其渴望获得正向反馈，重视满足感与成就感。
四、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一）参与机制不健全，供需适配性不足
1.参与渠道单一化
当前多数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主要依赖学校统一组织，而学校受自身资源、地域范围及活动规模限制，志愿服务覆盖面有限、形式相对固定。与此同时，社会公益组织、政府相关服务平台的宣传力度不足，信息发布分散、传播不及时也会让大学生难以便捷获取准确、丰富的志愿服务信息，导致许多参与机会流失。
2.专业适配度低
调查显示，近一半学生认为志愿服务内容与自身专业相关度较低，在访谈中发现，该校不少航空类专业学生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建筑类专业学生参与儿童陪伴等，无法充分发挥专业知识的优势。这既无法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降低了参与热情与获得感，也使得志愿服务整体专业性不足，难以真正对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方面的深层需求。
（二）服务质量待提升，实施成效不持久
1.服务持续性与连贯性不足
在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大部分志愿者服务时间短，持续性和连贯性不足，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服务链条。例如针对留守儿童的陪伴活动仅靠短期服务无法解决长期情感缺失问题；使得志愿服务效果难以巩固和持续。
2.活动内容单一化、形式化
当前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内容设计上较为传统，多数项目集中在“清扫卫生”“慰问老人”“政策宣传”等常规形式，缺乏结合乡村特色、大学生专业的创新项目，容易陷入同质化、形式化的困境。
（三）保障激励缺失，参与积极性受限
1.激励机制不完善
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多数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主要动力来自荣誉证书、学分认定、志愿时长等激励方式，但不少高校与社会组织尚未建立系统化、长效化的激励机制，缺乏吸引力。当志愿服务与课程学习、期末考试、实习实训等重要事务相冲突时，学生往往会优先选择学业与实习，难以合理安排时间参与。导致志愿服务积极性不高、稳定性不足。
2.保障机制缺失
乡村志愿服务在开展过程中，大多涉及交通、住宿、户外活动等环节，存在一定意外风险。但部分项目在安全保障与权益维护方面不够完善。同时，在服务过程中缺乏专业指导与应急支持，当学生遇到实际困难时无法及时获得帮助，不仅影响志愿服务质量，也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与参与积极性，不利于活动长期开展。
（四）双向认同不足，参与深度有限
访谈结果显示，当前大学生在乡村志愿服务中普遍存在归属感不强、身份认同薄弱的问题。多数学生将自己视为短期参与者或外来者，缺乏扎根乡村、
服务乡村的主人翁意识。在服务过程中，对当地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现实需求了解不深，导致服务流于表面。同时部分乡村基层组织和村民认为大学生缺乏实践经验，服务时间短、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有限，对其抱有观望甚至不信任态度。这种双向认同不足的状况，既影响学生融入乡村的积极性，也制约了志愿服务的深度与质量，使得志愿服务难以形成长效、深入、可持续的良好局面。
五、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
（一）构建多元协同参与机制，破解渠道与适配难题
为破解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参与无途径”的难题，可构建由政府主导、高校—地方—社会组织协同的“校—地—社”一体化信息对接机制。高校和周边社区签署志愿服务结对协议，高校对照社区发布的志愿服务需求清单认领具体志愿服务项目，同时还可联合社会组织提前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三方统筹资源实现信息实时共享，让志愿服务供需对接更高效、更精准。
建立“专业—需求”精准匹配机制：高校与乡村、社区提前对接，结合大学生专业设置“定制化项目”，如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开展“直播助农”培训，无人机专业学生可以进行农作物及生态环境检测等；同时鼓励跨专业合作，组建复合型志愿服务团队，提升服务专业性。
（二）优化服务设计，提升质量与持续性
构建“短期活动+长期项目”结合的服务模式：短期活动聚焦应急需求，如节假日留守儿童陪伴、社区环境美化等，长期项目聚焦深层需求，如留守儿童长期课业辅导、乡村产业技术支持等，通过结对保障服务持续性，实现服务项目常态化运营。
创新活动内容与形式，结合乡村特色与大学生优势开发特色化项目，如在文化资源丰富的乡村开展乡村文化传承项目；在产业基础薄弱的乡村开展电商助农、技术帮扶项目，提升大学生参与主动性与创新性[5]。
（三）完善保障与激励机制，增强积极性与安全感
建立多层次激励体系：高校将志愿服务纳入“第二课堂学分”，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给予实习、就业优先推荐；社会组织提供荣誉证书、技能培训等，形成“学分+荣誉+就业”多维度激励机制，兼顾精神与物质需求。
健全全流程保障机制：政府、高校、社会组织共同承担保障责任，为志愿者提供安全保障和相关补贴；建立“导师制”，配备乡村干部、专业教师作为指导老师，保障服务有序开展。
（四）强化乡村认同与能力建设，提升参与深度
加强乡村文化与认知教育：通过实地走访、与村民座谈等方式让大学生了解乡村历史、习俗、需求；鼓励大学生与村民深入交流，打破外来者壁垒；构建双向认同的良好氛围[6]。
提升专业服务能力：高校可优化课程设置，增设“乡村振兴概论”“志愿服务案例”等课程提升学生理论素养；社会组织、政府针对不同项目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确保大学生“能服务、服好务”；通过以老带新、实践演练等方式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559名学生进行实证调研，揭示了职业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与问题：大学生对乡村振兴重要性认知度高但理解不深；志愿服务以短期为主，聚焦扶贫济困、基层治理，动机兼具个人发展与社会责任感。存在参与机制不完善、服务质量不高、保障激励不足、乡村认同缺乏等问题。据此提出“多元协同参与、优化服务设计、完善保障激励、强化乡村认同”优化路径，为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样本仅来自单一职业院校且代表性有限；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访谈为主，缺乏长期追踪研究。未来可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深入探究大学生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参与，志愿服务既是“输血”也是“造血”。通过完善机制、优化服务、强化保障，进一步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实现“青年成长”与“乡村发展”双赢。
当前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问题及对策
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赵建昌
1.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新的时代背景
文化旅游发展毫无疑问成为当下我国新的社会驱动力。铺天盖地的文旅项目布局，密集的文旅发展政策出台，常规性文旅消费的支出等是所能看到的普遍现象。各级政府对通过文旅产业发展实现拉动消费和提高就业率满怀希望，很多企业依然热衷于文旅产业的投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暴发后文旅产业的复苏更为政府及企业发展文旅产业增加了信心，使文旅产业发展在遭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创后得到了快速提振。文旅产业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正是因为文旅产业具有行业涉及面广，带动作用明显，进入门槛较低等特征，在近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乡村振兴需要平台和抓手，乡村文旅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效应，使得乡村发展高度重视文旅产业［1］。我国拥有面积广大的乡村地区，数量众多的乡村聚落，种类丰富的乡村文旅资源，人口基数庞大的乡村文旅消费群体，在文旅产业转型发展的当下，通过积极发挥乡村地区的优势，结合数十年积累的文旅发展经验，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进一步提升乡村文旅发展的质量，为乡村振兴赋能，实现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文旅融合的深度推进为我国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在国家层面通过将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合并的方式理顺了文旅管理体制，由此而释放的文旅融合效能则超乎意料。旅游发展中更加珍视对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的理念比以往更强；文化资源则得到了更多的旅游开发，以往主动性不强的文化部门大都投入到文化资源旅游化利用过程中，大张旗鼓的进行文旅发展；随着鼓励性文旅政策的出台，更多部门、更多企事业单位加入到文旅产业的发展；研学旅游、营地旅游、红色旅游、博物馆旅游、农文旅商体融合等新业态进一步促进了文旅融合的发展。我国文旅产业要持续发展，就要进一步释放大国的综合性动力，为文旅融合发展打造更为坚实的平台，寻求更多的机遇。将文旅融合发展的阵地布局到乡村地区，让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期创造作为，实现乡村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双赢［2］。
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迫切要求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我国文旅产业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影响结束后进入到减速提质增效的新时期。与快速发展期不同的是，文旅产业需进一步拓宽发展渠
道，而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结合会使文旅产业发展有效借力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机遇，通过积极与乡村振兴的融入，实现文旅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区深层变革的驱动力，乡村振兴应动员一切可驱动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力量，在乡村振兴统一目标的引领下，共同为实现乡村振兴增砖添瓦。乡村振兴应积极借力于文旅融合，重视文旅产业发展，为文旅融合提供更多的资源，进一步释放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促使乡村振兴能够更快更好地推进［3］。
2.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中存在的问题
2.1政府支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持续支持。虽然上到国家层面，下到县乡部门，都认识到了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并对其有一定的政策、人才、资金等支持，但面对提质增效期乡村文旅发展的较大需求来看，当前的政府支持力度明显不够。一些优势明显的乡村地区文旅产业未能得到发展，错失了发展机遇，主要原因是政府引导不够，土地利用性质未能及时调整，围绕文旅产业开发的利益机制没有理顺，扶持资金不到位。政府对一般性文旅产业的扶持模式都是等项目完成达标之后通过项目、债务化解、奖励等形式事后补偿。但这种形式在乡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有限，因为迫于资金不足很多项目无法开展。因此，对于好的乡村文旅项目，政府扶持应转换思路，在项目发展前期进行资金扶持，从而真正助力于乡村文旅发展。各地政府扶持乡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力度有较大的差距。调研发现，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美丽乡村示范区、文化产业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县区一般都对乡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较大，而其他县区相比之下的扶持力度要小得多。
2.2文旅融合项目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
乡村振兴过程中文旅融合产业的发展应该按照文旅产业本身的规律和乡村振兴的需要科学合理地进行安排。乡村振兴中的文旅项目布局随意性较大，大有遍地开花之势。在近年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双重政绩追求的推动下，各地乡村都在想方设法布局新的项目，在此背景下，遍地开花式的文旅项目自然就有了基础。很多县区的每个乡镇都有一个以上的文旅项目，有些文旅项目规模偏大，有些项目交通不便，有些项目相互之间距离过近，有些项目远离主要旅游消费者。现仅从数量上来看，乡村振兴过程中文旅融合项目过多，这与旅游
市场的发展规律相违背。在政绩诉求背景下的乡村文旅项目的布局，大多数都在低水平进行重复性建设，极大地浪费了文旅资源和资金。不能按照旅游市场所需进行乡村文旅产业布局，不能按照消费者特征进行项目安排，内容重复性过高的文旅项目无法提升文旅消费市场的水平。项目布局过程中因时间有限而仓促进行，对当地乡村的自然与文化资源数量和特点挖掘分析不到位，导致项目布局与当地环境不适应，降低了文旅项目的吸引度。
2.3文旅融合项目的创意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区全方位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文旅产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则是不断更新的文化创意。文化创意融入乡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能催生乡村文旅产业的新业态。然而，在对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途径的大量调研发现，乡村地区文化创意的低水平成为阻碍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文旅融合只有在高标准的文化创意的引领下，才能进一步释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然而，文化创意从来都是稀缺资源。由于乡村地区可用于文旅融合发展的资金有限，人才缺乏，观念陈旧落后，导致文化创意很难在乡村文旅发展中大显身手。因文化创意的低水平，导致乡村文旅项目重复性高，特色不明显，与当下文旅消费的潮流结合不紧密，无法形成网红级效应的文旅项目，相互简单模仿成为乡村文旅项目建设的主要方式，各地乡村特有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创新性利用，无法形成让旅游者过目不忘的旅游形象。
2.4乡村贫困对象在文旅融合发展中获益较低
乡村振兴期同样是脱贫攻坚的巩固期，文旅融合惠及乡村贫困对象仍然是乡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在脱贫攻坚期间，对乡村地区的贫困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致贫原因及扶贫对策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的扶贫机制，确保让有限的扶贫资源真正被贫困对象所拥有。基于在脱贫攻坚期所积累的难能可贵的脱贫经验，在乡村振兴期（脱贫攻坚过渡期）依然要进一步探索惠及贫困对象的机制。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是以乡村地区为平台，以乡村资源为基础所开创的新型现代化产业发展形式，鉴于我国乡村振兴的扶贫性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同样应充分考虑贫困对象的利益保障。通过走访调查和资料整理发现，部分乡村地区在文旅产业发展过程中没有考虑到贫困对象的利益，显然与乡村振兴的宗旨是相违背的。乡村同样是贫困对象的乡村，对乡村环境和资源的利用有义务惠及贫困对象。由于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特殊性，贫困对象很难直接参与到产业发展中，这是贫困对象
难以获益的直接原因。另外，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制度设计中未能充分考虑到贫困对象的利益是间接原因。其核心问题是制度设计中误读了乡村振兴的目的，忽视了乡村振兴期与脱贫攻坚过渡期重叠的这一事实，从而导致一些乡村地区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对贫困对象获益考虑不周的现象。
2.5文旅融合发展与“三农”关系不够密切
乡村振兴过程中文旅产业的发展，应该密切围绕“三农”开展。研究发现，部分乡村地区文旅项目发展与“三农”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农业的文旅融合产业开发不够深入，许多项目从表面来看属于农业旅游观光项目，但在实际开发运作过程中与农业关系不大。对基于农业的旅游项目发展投入不足，深加工较少，对旅游者需求研究不够深入，农业旅游产品与普通农业产品的区别不明显，不能抓住旅游开发及旅游者到访的机遇开展农产品宣传营销，旅游者“后备箱行动”流于形式，农业研学旅游活动浮光掠影，农业科普教育践行不够彻底。部分文旅项目虽然布局在农村，但与当地农村的关系疏远，不能有效利用农村资源，文旅项目管理与村委会及农村非正式管理群体关系不够融洽，导致部分文旅项目运营过程中处处受制。一些文旅项目对农村环境破坏较大，项目设计格调与当地农村文化环境格格不入，有的项目破坏了农村的民间信仰空间，有的项目占用农村空间较多，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有些文旅项目布局又与当地农村距离较远，不便于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文旅融合项目的发展应为当地农民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但部分建设在农村的文旅项目与当地农民关系不融洽，没有充分吸纳当地农民就业，不能为农产品销售提供平台，当地农民参与文旅项目的门槛过高［4］。大量旅游者涌入打破了当地农村平常的宁静，很大程度上干扰了农民的生活。一些文旅项目从一开始就疏远当地农民，甚至用围墙将文旅项目区与农民隔离开，视农民为麻烦制造者。这一切都与文旅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初衷相违背，与乡村振兴的方针不相符合，对乡村文旅融合项目的发展形成障碍，导致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效果大打折扣。“三农”是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文旅产业应该惠及的对象，只有在惠及“三农”基础上而开展的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才能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2.6农民对文旅项目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
农民应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文旅融合项目的发展，受到了政府、投资者、文旅产业开发者、中间商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青睐，然而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广大农民，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参与度
并不理想［5］。由于当前乡村文旅项目高投入而导致的文旅经营的高门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承受门面房租赁费、管理服务费等经营成本；随着乡村文旅产业的深度发展，对文旅经营者的综合素者要求越来越高，而大多数农民很显然不具备现代文旅服务业的经营能力和素质；农民经营的诸如饮品销售等低端项目很难在文旅开发中获得好的收益；生态环境补偿等费用也因农民的争取能力有限而难以获得；一些以村集体为单位的文旅融合项目发展分红因多种原因而难以为继；在失业率攀升的背景下，一些具有较高素质的文旅从业者到乡村地区的文旅产业就业，这就导致当地农民很难在文旅项目中谋求到好的就业；一些文旅项目的建设承包给外地建设者，承包商带领自有的建设团队开展项目建设，使文旅项目成为典型的劳务“飞地”，反而当地农民工很难在文旅建设项目就业。以上因素，是导致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农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
2.7对老旧文旅项目的改造提升力度不够
在脱贫攻坚期及乡村振兴初期（脱贫攻坚过渡期），很多乡村地区因为需要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而发展了众多乡村文旅项目。这些项目中有一部分经营状况良好，直到目前仍是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榜样。而在这些项目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为当时投入资金有限、建设时间紧、文旅创意不到位、项目定位模糊、人才不能跟进、管理落后等原因，从项目建设到现在一直运营状况不好，甚至有一些项目成为烂尾。这些发展不理想的乡村文旅项目的出现，与当时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对乡村文旅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当地民众心目中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在当前新的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环境下，应首先对这些旧有项目进行改造提升。但在调研走访和资料分析中发现，许多乡村文旅融合项目属于新建项目，对老旧项目的改造性发展数量较少。经营不善的老旧项目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些项目背后可能有着复杂的利益纠纷，再加之目前国家对文旅项目建设用地、基本农田保护、秦岭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文旅项目立项建设、涉及宗教类文旅项目发展等政策已同以往有很大区别，致使对老旧文旅项目的改造提升有一定难度。
2.8文旅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缓慢
新时期文旅融合发展的趋势之一是一系列高科技对文旅产业的加持。有专家甚至断言文旅产业已经由资源时代进入到了科技场景化时代。文旅融合、文旅创意加入新兴科技的手段，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场景感，成为文旅产业发展的
新动力。与其他类型的文旅发展相比，在乡村旅游中对科技的利用程度很显然非常有限。一些景区的实景演出在全国非常出名，如以大唐不夜城为代表的文旅技术化场景已经成为行业的标志，但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中目前尚未有技术化场景的产品。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许多项目规模较小，而技术化场景的建设投入巨大，这就使得乡村旅游的新技术运用有限；观念上认为，乡村旅游应维持乡村的本有风貌，技术化场景可能会造成对乡村风貌的破坏。实际上，基于技术的文旅场景化发展是时代发展的潮流，是旅游者旅游风尚所向，在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也应该大力利用技术成果。
3.文旅融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对策
3.1政府出台支持政策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谋求新的路径。各级政府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责任人，是乡村振兴高质量推进的引领者。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推动力，所面临的环境复杂多变，需政府部门的协调和监督。同时，乡村地区文旅资源丰富但开发能力不足，更需政府整合资源和配置项目及资金，为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保障。乡村振兴的过程是乡村地区所有民众利益获得的过程，更是乡村弱势群体利益保障的过程。面对乡村弱势群体利益保障，必须由政府出面确保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要受到损害。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需处理村委会、农民、投资人、项目管理机构、文旅消费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关系，需平衡文旅产业发展与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乡村风貌保护和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等相互关系，需在文旅产业发展与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民众心理稳定、乡村社会风气净化、乡村社会秩序安稳等方面得到平衡。可见，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对政府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的更高的要求，政府必须根据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新的发展形势做好自我革新，以进一步适应乡村地区的发展需要。
3.2优化乡村文旅项目布局
文旅项目发展是特殊的产业发展形式，与乡村地区其他产业发展相比，文旅产业所需条件更为复杂，对市场要求更为苛刻。目前看来，遍地开花的乡村文旅项目布局是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因此需对文旅项目进行科学谋划，优化项目布局。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文旅项目，应优先考虑和重点扶持距离高等级景区较近、城市周边、历史文化名村、主要公路沿线、新的拆迁合并村庄、经济实力较强、资源具有特殊吸引力、特殊人物（如新乡绅、乡村能人）
带动等乡村地区，这是基于乡村文旅发展的区位、资源、交通、市场、产品、人才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6］。遍地开花的乡村文旅项目最终会导致低端恶性竞争，只有严格挑选项目环境，按照文旅项目的发展规律以及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进行项目布局，才能确保项目的成功。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项目布局，一定要站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全部把握及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项目布局要考虑到周边地区乡村文旅的发展，同时要重点分析不同地区乡村文旅发展的状况，以地级市为单位进行乡村旅游项目摸底，对项目经营情况开展分析，对项目布局过于密集且经营效果不良地区逐步进行项目淘汰，对有潜力的地区项目布局进行重点扶持。
3.3提升乡村文旅项目的创意水平
进一步树立文旅创意水平是文旅项目发展生命线的观念，向文旅创意要质量。乡村文旅资源文化深厚，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是文旅项目创意的基本素材。按照文旅项目创意的基本思路，对乡村文旅资源进行深加工，以形成各地独具特色的文旅产品。文旅项目创意要聘请专业的创意策划机构，同时对创意机构提出具体的要求，避免项目创意的简单移植。文化创意的使命是文化产品的差异化。各地乡村旅游项目要深入研究目前已有项目的文化特色和创意内涵，借鉴其他地区现象级文旅创意项目，发展网红级文旅产品。通过乡村文旅发展全过程创意，旨在形成各地区富有特色的旅游产品，进一步满足当下旅游消费者不同的文旅需求，通过具有爆炸性影响力文旅事件的策划，形成几处乡村文旅发展的标杆项目，以提振乡村文旅发展的信心。
3.4构建乡村贫困对象的获益机制
乡村振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过渡期，保障乡村贫困对象的利益仍是这一时期乡村发展的关键任务。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就是要让乡村获得为贫困对象提供利益保障的持续动力。我国经历脱贫攻坚后，探索了许多保障农村贫困对象获益的途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时期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既要借鉴以往的经验，又要按照新的发展环境和理念，让贫困对象在文旅产业发展中充分获益［7］。通过项目分红、房屋及土地租赁、文旅企业工作、生态环境补偿、慈善救助、农副产品加工及销售、养老护理等多渠道将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与贫困对象获益密切结合，积极发挥村委会、旅游管委会、文旅企业、社区、第三方组织、协会等机构的协调作用，在政府管理下，落实对贫困对象利益的保障。
3.5加强乡村文旅发展与“三农”关系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应强化与“三农”的关系。乡村文旅发展要紧密围绕各地农业优势和特色，将农业与文旅进行深度融合。文旅创意要深挖当地农业文明、农业文化、农业设施、特色农业、农产品等资源，通过现代文化创意手段将农业资源转变为文旅消费者能够认可的文创产品，进一步增加农业的附加值。将农业研学旅游引入到田间地头，使研学参与者真正意义上观察体验当代农业发展。将品质良好的农产品包装营销，能够让乡村文旅消费者现场购买，通过物流销售农产品。大量乡村文旅消费者的到来，为农产品现场消费、农业文化传承、农业文明传递创造了机会，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要抓住机遇大力营销农业文化及农产品，实现农产品消费的新突破。在农村地区开展乡村文旅产业，为濒临衰落的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鲜活的发展动力，是农村地区具有革命性的社会生产力。农村社会治理、村委会为核心的村级管理、村集体资源的盘活、村民闲置房屋的出租、农村环境整治提升、乡风民俗改良等乡村振兴中农村重大的发展事项都可以通过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来实现优化。乡村文旅的发展，将对农村社会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要积极引导这种发展力量对农村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动力机制，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发展。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为农民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丰富创造了机会。新型乡村文旅的发展，使农民通过文旅经营、直接就业、农产品销售、房屋出租、土地流转、项目分红等多种途径获得了除种地之外的收入，极大的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新型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农民不出家门就可以见识到、享受到文旅发展所带来的精神食粮，能促进新时代农民的全面发展。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要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通过对“三农”资源的利用，反哺“三农”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3.6提升农民参与文旅产业的积极性
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使广大农民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但因文旅产业的特殊性，有些地区的农民参与文旅产业的积极性并不高。看似热闹非凡、繁荣发展的文旅项目对当地农民来讲成为飞地，农民成为文旅项目的看客，失去了乡村振兴的意义。要在各地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中构建鼓励农民参与文旅产业的机制，让农民真正在文旅产业发展中获得利益。要从提升农民自身能力做起，强化对农民参与乡村文旅产业技能的培训；为农民参与乡村文旅发展提供小额贷款，解决资金问题；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文旅
企业招收当地农民工；开发适应当地农民能力的工作岗位；组建农民协会，协调参与文旅产业的问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对农民的管理，提升农民的工作竞争力；通过物质及精神激励激发农民参与文旅项目的自信心；积极加工和销售当地农民的文旅土特产；落实文旅项目对农民的分红；将农民参与文旅项目的情况纳入到当地政府工作及企业业务的考核内容［8］。通过这些制度及方法设计，确保当地农民能够有效参与到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中，在乡村文旅产业中获得其应得的利益，从而实现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的目标。
3.7强化对老旧、闲置乡村文旅项目的改造
虽然近年来我国文旅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产业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发展过快而导致失败项目很多，文旅产业中闲置率过高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中也存在一定的项目闲置。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盘活闲置项目提供了可能。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开发新的文旅项目，要利用现有政策和文旅融合技术盘活各地闲置的文旅项目，同时对一些经营效果一般的老旧项目进行改造。如闲置资源无法盘活，老旧项目改造的必要性不大，就要启动这些项目和资源的彻底退出机制，通过退出减缓项目对资金、环境的压力，减少不良社会影响。通过招商引资，重新策划设计老旧文旅项目的发展方案；采用多种渠道减免闲置资源的债务压力，引导闲置资源能够重新得到开发；创新发展模式，为闲置文旅资源松绑；按照当下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闲置文旅资源进行非文旅化利用，避免资源的继续浪费。政府要为文旅老旧项目改造和闲置文旅资源的盘活提供包括政策、资金、技术和人力等全方位的支持。要求各地乡村地区文旅项目发展要以完成闲置资源盘活或者退出任务为前提，进一步消除闲置文旅资源对社会及乡村文旅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为项目改造及闲置资源盘活提供优惠政策。闲置文旅资源的盘活和老旧文旅项目的改造能够进一步降低乡村地区文旅项目发展的风险，使新的文旅融合发展理念得到落实，新的技术得到运用，使这些项目和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
3.8加强新技术在乡村文旅发展中的运用
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文旅发展已由资源为核心过渡到场景为主题，在新技术渲染的场景背景下，能为旅游者提供一般旅游过程难以企及的旅游感受，场景化旅游发展正在为旅游带来革命性的力量。乡村文旅发展同样应重视对文旅新技术的大力运用。乡村文旅消费者所追求的远离城市而重返田园、在自然乡
土之间获得精神与肉体的回归与放松、通过慢节奏的文旅生活治愈现代文明不适等文旅感知都可以通过新技术的利用而实现。通过新技术的运用，打造梦幻田园，强化对乡村文旅的感受；构建新型乡村文旅博物馆，让乡村历史与现实对话，为文旅消费者营造时空穿越的感知；打造令人震撼的乡村田野音乐会及文旅实景演出，最大化利用乡村氛围；将网红直播、网红带货、网红内容创作等引入农家大院及田间地头，借力于网红力量传播乡村文旅；营造沉浸式乡村文旅场景，讲好乡村文旅故事；为乡村红色旅游、绿色旅游、研学旅游等打造不同的文旅场景。当然，大规模乡村文旅技术场景的实现需要技术、资金人才等支持，特别是需要优质旅游市场的支撑，所以文旅场景一定是在少数文旅发达的乡村地区才能得以实现。
总之，通过进一步发挥文旅融合的优势，为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平台，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推进，能够获得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双赢。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研究
云南大学教育学院娄元元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11年12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度的意见》，提出“建立职业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近年来，对职教师资培养的重视逐步提高，2014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探索职业教育师资定向培养制度”。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完善高水平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随着中职教育的快速发展，职教师资紧缺，成为亟待破解的问题。加强培养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是补充中职师资队伍的重要方式。国内从2010年起开始由高校联合地方政府共同培养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涉及的高校有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新疆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等。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政策、满意度等。贾璇等调查发现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教育满意度高于中等水平，保证性满意度最高，移情性满意度最低［1］。许玲等对政策研究发现存在政策连续性不足、资源分配不均及师资培养层次偏低等问题［2］。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鲜少关注。本研究以Ｙ省为例，2018年5月，Ｙ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布了《Ｙ省职业教育省级公费师范生培养办法（试行）》，开展定向职业教育省级公费师范生培养，着力培养社会多层次需求、多样式的中职学校教师。本研究对Ｙ省首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推动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以具有多年职教师资办学经验的Ｙ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对Ｙ大学首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进行调研，深入了解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Ｙ大学，在Ｙ大学Ｇ学院的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群体中选择研究样本。之所以选择Ｙ大学，第一是Ｙ大学是综合性高校开展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单位，Ｙ大学的培养经验可以为今后在综合性大学开展地方公费职教
师范生培养提供借验，是Ｙ省首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试点培养单位之一。该院作为试点单位招收了两个班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专业分别为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和财务会计教育专业，从两个班中随机抽取14人，作为访谈对象。样本数的选择按照理论饱和的原则。（受访者信息如表1所示）访谈以面对面访谈形式进行交流，访谈的时间跨度为3周，平均每个访谈对象约30分钟。访谈对象男生6人，女生8人。访谈内容聚焦于“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存在的问题”这一话题。
（二）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借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ＮＶｉｖｏ12．0，利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在分析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问题的资料基础上，提炼出培养困境及解决问题的策略。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获得研究资料。
（三）范畴提炼与类属归纳
本研究通过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开放编码、轴心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来梳理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存在的问题，资料分析过程中采取不断比较的分析思路，修正理论，以达到理论饱和。开放式编码工作由两位编码人员采用逐句编码的方式完成，从原始资料中共获得21个初始概念，对初始概念进行范畴化，共得到12个初始范畴。将初始范畴进行归类与对比进行主轴编码，形成类属。经过编码，在报考动机、宣传招录、课程设置、考核评价、就业保障等五个方面得到了研究发现（见表2）。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报考动机：就业保障为主，缺乏职业认同
1.就业保障是报考主要动因
在报考原因中，占比第一的原因是就业，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学生是因为就业保障而选择报考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调研显示，大部分同学选择中职教师的动机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倾向于“毕业有工作”“有编制”“工作压力小”等外在动机。Ｌ1：“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就业有保障，以后的工作稳定，所以报考。”Ｌ12：“中职教师比高中教师轻松一点，工作压力会小一点。”Ｌ7：“就业是第一，父母认为教师是比较稳定的职业，家里挺支持。”
2.倾向选择社会声誉高学校
高校良好的社会声誉是吸引学生报考的又一动因。Ｙ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其良好的社会声誉吸引了部分学生的报考。Ｌ5：“首先是因为学校名气，学校
第一；其次是因为就业；最后才是兴趣。”Ｌ14：“选择Ｙ大学，因为是‘211’，在Ｙ省招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有两所高校，但是另外一所高校名气不大。”另外一所高校为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社会声誉及社会认知度不及Ｙ大学。Ｌ2：“Ｙ大学是Ｙ省比较好的高校，另外一所学校不在本省。”由此可见，“211”的招牌、学校名气是学生报考Ｙ校的重要动免费、减少家庭经济负担是重要的动因。Ｌ9：“家里挺支持的，因为是公费不用交学费，家庭经济压力小。”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缴学费、住宿费，并领取生活费补助，可以减少家庭的支出和压力，因此，拥有普遍乡土化和中低资本属性生源结构的学生会产生互惠为目的、受外部动因驱使的报考行动［3］。
（二）宣传招录：宣传渠道不畅，遴选范围狭窄
1.学生信息获取渠道单一
大部分同学了解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渠道主要是通过老师的介绍，少数同学是通过招生报名网站、亲戚介绍、同学交流、政策文件、志愿书等，表明政策宣传不够到位。Ｌ10：“老师会一个一个的去找家庭条件不算太好，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逐一去宣传。一部分同学是在招生报名网站上了解到报考信息，但政策发布时间较晚，留给学生和家长的了解和考虑的时间太短。”Ｌ7：“宣传力度不太行，因为当时很少人知道这个专业。可见，由于招生宣传不到位，很多学生在报考时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政策了解有限。
2.遴选范围过于狭窄
第一，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招生范围狭窄。Ｙ省首届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仅招收高中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Ｌ13：“招生对象有点狭窄，因为录取的只是生活上有些困难的同学，但是需要大量师资来助力Ｙ省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让更多喜欢中职教师的同学能够报考。”从生源结构来看，主要由弱势阶层构成，削弱了政策的吸引力。
第二，招生学校范围狭窄。Ｙ省首批试点仅有两所学校招收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学生可选高校有限。Ｌ9：“2018年，本省的Ｙ大学与省外的Ｚ大学参与招生，2019年后，Ｙ大学停止招生，仅省外的Ｚ大学继续招生，考虑到地域如果去到Ｚ大学可能有点远等因素，就不一定选择报考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希望有更多的学校招收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
（三）课程设置：师范类课程少，课程缺乏融合性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开设的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师范教育
课程三大领域。Ｇ学院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课程设置采用了模块式课程体系，分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个性化教育板块。以财务会计教育专业为例，核心课程分为培养职业教育师资教学能力类：包括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现代教育技术、职业教育教学设计、教学技能设计；基础专业知识类：包括基础会计学、初级会计实务、中级财务会计实务等（见表3）。
1．课程设置比例不合理
第一，公共课占比较大，课程结构比例失衡。通识教育课程合计59分，专业课程仅占45分，专业课程占比较少。Ｌ5：“大一、大二公共基础课太多，大三、大四专业课比较多，课程分布不均衡。”
第二，职业考证类选修课开设较少。课程设置方案里仅开设少量考证相关课程，且实用性不强，难以为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提供指导。Ｌ6：“开设的课程不合理，导游证课程还没有结束，考导游证的时间已经到了，希望对导游证的面试提供一些指导。”
Ｌ3：“专门的考证课程几乎没有提供，课程里有部分内容和考证有交叉。”2．师范类课程不足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课程要体现“师范性”“职业性”和“专业性”融合的本质特征［4］。Ｇ学院开设的教育类专业课程包括：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现代教育技术、职业教育教学设计，没有充分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难以提升学生的教学能力。Ｌ4：“教育方面的课程很少，一直到大三才开设教育课程。”将专业课和教育类课程设置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模块，专业课程的授课不涉及教育学知识，教育类课程不涉及专业类的知识，将专业技术能力和教学能力分开培养，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有机融合［5］。
3．实践课程流于形式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实践课程分为行业企业实习和教学实习，学校在大四学年安排集中实习。
第一，企业实习缺乏严格要求。学校对学生企业实习的具体实习内容缺乏相关规定，如实习的工作领域、工作范围等，学生可以去学校合作的企业实习，也可以自己联系企业进行实习，学生完成企业实习，需要交一份企业实习报告和企业导师出具的实习分数。Ｌ9：“去会计师事务所一个多月，没跟项目，看工作底稿，熟悉了一下工作的基本流程，在专业知识方面有收获，但欠缺实操。”Ｌ8：“企业实习在本地乡政府，没有很大帮助，收获一般。”由此可见，原本
旨在增强学生行业企业经验的企业实践流于形式，学生缺乏企业工作经验，造成他们实践操作能力较弱。
第二，教学实习缺乏专业性。其一，实习专业不对口，学生实习专业与所学专业不一致。Ｌ2：“没有对口专业，上课次数根据带教老师空闲程度变化。”Ｌ3：“实习上过六次课，学校没有会计专业，只能上公共课，教过心理健康和幼儿教育学。”其二，定向教育局未接收学生去当地学校实习。Ｌ11：“联系过定向地教育局是否可前往实习，遭到拒绝。”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政策具有定向回流的性质，学生教学实习地安排在省会城市中职学校，而非县城中职学校，难以培育他们对定向地人文环境的情感，深入了解定向地中职教师岗位的职责要求。
（四）考核评价：结果导向评价为主，缺乏过程性评价
在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学业考核评价中，主要是以结果导向为主的评价方式，缺乏对学生学业情况的过程性评价及相应淘汰评价机制。
1.考证压力大于学业考核
按照规定，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需要在毕业时取得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等，可以看出在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培养中突出“双师型”要求和理念，重视专业资格和教师资格的准入要求。大部分同学都认为考证压力大，原因主要包括：（1）考证与就业挂钩。考不过就面临着违反合约并且赔偿违约金的后果，同时也会影响到就业。Ｌ8：“考证压力大，如果证书没有考下来，就算是违约，涉及到就业问题。”（2）考证要靠自己准备和学习。Ｌ12：“考证压力大，考证全靠自觉，有的时候坚持不下来。”Ｌ10：“考证压力大，学业压力不大。”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学业考核主要是期末进行考试，顺利完成所修学分即可。对学生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技能的考核缺乏，由于缺乏退出机制，学生一旦录取，只要完成培养方案课程就可以毕业。
2.学生就业准备不足
按照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方案，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要培养本科层次的实用型、技术型专业人才和中职学校师资。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
《中等职业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规定了职教师范生应该具有师德践行能力、专业教学能力、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同学没有为就业做好准备，普遍认为自身的能力还不足以胜任中
职工作。Ｌ1：“还没有做好就业准备，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都要再提升。”Ｌ13：“感觉本专业的知识准备的不充足，平时上台讲的机会比较少，讲课的能力比较欠缺。”可见，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对中职教师岗位的胜任力存在一定不足。
（五）就业保障：履职动机强，缺乏编制保障
1．毕业从教意愿较强
由于中等职业学校一般都在县城，所以大部分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愿意毕业履约，从教意愿较强，主要原因包括契约约束、乡土情怀、谋生手段等。
第一，契约约束。按照规定，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需在定向地服务六年，不能履约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培养费用并缴纳违约金。Ｌ7：“毕业后会按照合同履约，因为违约就要赔违约金。”协议对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履约决策形成约束，促使他们回乡任教。
第二，乡土情怀。大部分同学愿意毕业后回志愿地任教，回到家乡任教，对于家乡的情感促成他们履约。Ｌ5：“我自己的家乡，即使它欠发达，我还是会回去的。”Ｌ14：“家在这里，离家近。”可见，“本土化”在吸引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到定向地任教中具有重要作用。定向培养政策抓住了“谁更容易留下”这一关键问题，地缘关系增强适应性，本地就业符合学生的择业取向［6］。第三，谋生手段。部分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将成为中职教师视为一种不错
的谋生手段，“有工作就行”“工资可以就行了”“工资到位”。2．编制保障不到位
在首届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毕业之际，仅有少部分州市定岗定编，一些学生就业只能考编或者外聘。对毕业生的就业追踪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就业不满意。Ｌ5：“如果编制能在近两年解决，就会继续履行六年服务期。”Ｌ12：“没有把握能够和社会考生竞争考编，如果教育局不落实编制，自己也考不上编制，会考虑违约去找其他工作。”Ｌ14：“Ｄ地区编制要让我们自己考，但是岗位又不一定能设得出来。现在边上班边考其他单位，考上了就离职。”如果政策的教育期待不能与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基本需求相符合，则他们的职业认同将失去了最有效的动力［7］。
四、结论及建议
（一）完善招录政策，吸引乐教学生从教
“热爱中等职业教育”是招生章程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由于难以考量，
沦为形式。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在报考时多是从职业而非事业的角度进行选择，他们将中职教师作为谋生的职业，仅从物质利益博弈的角度做出决策，缺乏对教师职业神圣性的认识［8］。教育部应尽快出台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相关配套政策，明确其权利与义务，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通过网络、专项招生宣传、学校宣讲等拓宽宣传渠道。通过高考成绩和面试结合的方式遴选出愿意在中职从教的学生，要让乐教的学生来从事中职教师，进一步扩大招生对象，凡是有志于从事中职教师的学生都可以报考，吸引更多的学生投入到职业教育的建设中。
（二）形成特色模式，建立混合型培养体系
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的培养应整合综合性大学、工科类大学和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的力量，建立混合型、立体化的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体系，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当前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本科院校会同有关高职院校和企业联合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方案由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共同制定，第一、二学年由相关高职院校负责培养，第三、四学年由本科院校负责培养。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由本科院校颁发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例如湖南省采取了此种培养模式。第二种是由本科院校独立负责培养。重点大学生源基础较好，可实行“3＋1”制，即三年学习理论知识基本技能和培养教师专业素养，一年到企业实习，重点培养职业技能
［9］。各省应至少确定一所大学招录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一所高校承担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招录与培养工作，结合地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职业集群特点，进行专业建设布局，吸引本地优质生源，实行以结果导向和过程淘汰相结合的质量要求，形成“可进可退”的培养过程，对达不到资格证书、学业水平、组织纪律等要求的学生予以过程淘汰。
（三）健全培养方案，实现理实一体化培养
承担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培养的高校，在课程方案中应整合师范类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等模块，改变课程彼此分离的状态。如职业相关专业模块需要包含其专业教学法内容［10］。立足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实际需求，以学生发展成效为导向，基于学习成果和就业后的职业发展能力，反向设计，优化课程和教学［11］。师范类课程应开设职业教育学基础理论课程、职业教育心理学课程等，适当增加考证类选修课程。同时，将教学技能融入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重视实习实践，高校要和企业共同制定实习方案，明确规定行业企业实习的领域、时长，将行业企业实践纳入职前准入考核评价中。改变职教理论
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时机安排，从以往“历时性模式”转向为共时性模式，边理论边实践［12］。
（四）建立就业保障，加强履约任教管理
各地应建立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就业保障机制，加强履约任教管理，实施履约动态跟踪管理机制，违约行为纳入信用记录，确保从教率。既要“引得来”又要“留得住”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切实提升他们的长远从教意愿，给予编制和职业发展激励等。落实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就业可以采用下列模式：
第一，定向就业。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本地中职教师编制需求进行预测，安排毕业生在定向地中等职业学校任教，确保有编有岗。
第二，专项招聘。由定向地和用人学校组织专项招聘，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落实任教学校和岗位。总之，地方公费职教师范生是职教师资培养的新型模式，可以更加精准地为中职学校培养师资。其在初期的探索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但作为补充中职教师队伍的新举措，是新时代深化职教师资队伍的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中职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现状调研、问题诊断与优化策略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宗晓杰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大，绝对数量不足问题得到缓解［1］。高等职业教育高层次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专业化水平及实践能力偏低等问题未得到有效改善［2］，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均衡性指数值普遍大于10［3］，空间分布不均衡问题显著，以上种种阻碍了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开展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实证研究，系统揭示不同教育层次、专业领域、省域空间的教师资源配置现状与特征，为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实证支撑。
二、研究综述
围绕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依据研究主题与内容、方法与思路两条主线梳理文献。相关研究主要循着以下主题与内容展开：一是人口新常态下教师资源配置研究。少子化、老龄化、人口流动的新人口背景，深刻重塑了教师资源需求的时空格局，以教育承载力理论为分析框架，秉持学生本位理念，根据学生规模和分布等调整教师资源配置，并主张构建动态适配模型，以应对学龄人口变动带来的教师资源供需挑战［4］。二是教师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研究。以城乡配置和区域流动为核心议题，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聚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之间教师资源聚集度，构建教师资源“核心－边缘”模型，着力破解“城镇挤、乡村弱”的配置痼疾［5］，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差距为旨归，推进教师资源配置优质均衡发展。三是教师资源的队伍组成配置研究。随着教师资源配置关键任务从“数量均衡”转向“优质均衡”，教师的质量配置与结构均衡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质量维度的结构优化成为研究焦点，核心在于破解“够用但不适用”“整体达标但局部失衡”的矛盾。在职业教育领域，“双师”结构失衡［6］、高水平教师匮乏［7］等方面问题较为突出。由此可见，教师资源配置绝非单一维度的供需匹配，而是一个需回应生源学位需求变化、空间分布正义、质量结构适配等挑战的复杂系统，应保障教师资源供给与学位需求适配，教师资源水平对育人目标形成有力支撑，破解地理非均衡所引发的正义缺失。
关于研究方法和思路，相关研究采用以实证分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比如，
任增元等人采用队列要素预测法，模拟人口新常态下2024—204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结合生师比国家标准测算教师资源需求缺口，提出动态编制调整与跨区域调剂的前瞻性策略［8］；刘康和池春阳构建包含教师资源密度、设备适配率等12项指标的高等职业教育资源承载力指数，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全国31个省份承载力进行匹配度分析，通过空间冷热点探测揭示“东高西低、中部塌陷”的差序格局［9］；白亮基于城乡融合理论，对8省16县开展深度田野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城乡差异的微观生成机制，据此提出集聚型、轴带型、收缩型等三类县域差异化配置方案［10］。对比多位学者的研究方案发现，“数据采集－指标构建－对比分析”是关键步骤。
已有研究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案制订提供了有益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学前与基础教育领域，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明显不足，并且未对教师资源配置进行整体考察。由于职业教育职业性、跨界性［11］、区域性等基本特征以及教师劳动特点、管理体制等独有特征，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其教师队伍呈现特殊性，难以简单移植其他教育领域或其他类型教育资源的经验。应立足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特性，精准把握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现状与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依据与决策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依据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标准以教育部印发的《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
（暂行）》（2000年）、《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2021年）、
《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2022年）、《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2023年）、《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2025年）等政策文件为主要依据，构建基本分析框架、评价指标、配置标准。教师和学生的相关数据以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教育部统计数据为核心数据源，由于统计指标及口径等调整，后续年份数据暂不可得，因此主要对2021年和2022年面板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二）思路与步骤
遵循“标准化度量－数据分析－问题诊断”的思路（如图1所示）：一是标准化度量，理论建模，建立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评价体系，基于教师资源配置的理论框架锚定分析维度，选取对应指标，制定配置标准，构建理想的
教师资源配置模型；二是数据分析，利用指标计算公式，算出指标实际数值，推导各地区、专业、层次、类型的教师资源理论配置量，对实际值、理论值与实际值的差值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三是问题诊断，深入解读各项指标，总结教师资源配置现状与特征，剖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数量规模、质量规格、组成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标准构建
1.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特征解析
第一，来源结构专兼并举。高等职业教育“实践性、技术性、应用性”的特征，决定了教师资源需深度衔接产业，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专兼结合的教师团队是常用的建设路径，维持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是增强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队伍活力、构建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的保障。专任教师是保障人才培养连贯性与规范性的“稳定器”，兼职教师降低了知识转移壁垒，既是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也是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专任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形成“双师”架构。
第二，能力素养多维分层。动态能力理论指出，在快速变化环境中，组织需通过整合、构建、重构内外部资源以适应变革、维持优势，核心要素为环境感知、资源整合、持续更新能力。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动态能力的具象化，教师资源的类型层次体现了对产业环境的敏锐感知与需求预判，反映了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动态适配及教师培养机制的迭代升级，是高等职业教育产业适应性与持续进化能力的直观呈现。不同层级与职能定位的教师的核心能力素养迥异，决定了教师资源能力结构须为多维分层、动态适配、功能互补的协同体系，以满足技术传递规律和教育教学需求。此特征直接体现于不同职称梯度、学历背景、能力结构的教师资源配置与耦合中。
第三，专业领域灵活调整。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具有鲜明
的市场导向性，通过动态调整紧密耦合产业升级与技术迭代。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驱动专业布局不断优化，技术变革加速专业迭代与规模波动，仅2025年，高等职业教育就新增设7331个专业点，同时撤销5427个专业点，由产业变革引发的专业结构变化，足以显现产业结构驱动专业布局重构的强度。传统行业萎缩、转型，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由此引发教师资源需求结构性位移，倒逼教师资源“按需转型”，导致不同专业领域的教师资源需求分化趋势愈发显著。
第四，办学层次趋势分化。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人数分别为556．72万人、546．61万人、564．06万人、567．94万人，变化幅度趋于稳定，而同期职业本科招生人数分别为4．14万人、7．63万人、8．99万人、10．96万人，昭示教师资源需求演化态势分层。舒尔茨的投资梯度原则指出，教育投资需与教育层次提升形成梯度匹配，即随着教育层级上移，资源配置应向更高质量、更复杂的领域倾斜，以适应知识生产与传递的升级需求，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与职业本科分属不同教育层次，其知识生产链的定位差异，决定了教师资源能力结构需呈现梯度化的“上游迁移”特征。
2.考察维度锚定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目标是遵循“整体最佳”原则，通过科学布局将教师资源精准配置到不同区域与院校，实现教师资源整体效能最大化。数量是教师资源配置最基础的考察指标，根据教师管理体制和劳动特点，除数量规格以外，质量规格也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故统筹考虑规模适配性与质量胜任力，确立“数量规模”“质量规格”两个维度。基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特征，还需关注教师队伍的专兼结构、能力层次、专业布局等组成结构，进而延伸出结构维度。空间维度是教师资源配置效率和均衡的重要体现，加之高等职业教育省级统筹的特性，立足省域视角并融合其他维度，考察各级各类教师的空间均衡和差异度。
综上，确立了数量、质量、结构、空间等四个考察维度：数量维度聚集教师资源供给与教育需求在数量上的匹配程度，着重考察教师在专业大类、空间布局等方面配置的合理性，揭示教师资源缺口或冗余，为教师资源补充、调配提供依据：质量维度以教师队伍的整体资质水平为核心考察对象，主要通过测度教师学历结构、职称序列、“双师”资格等指标，评估其是否具备满足人才培养所需的知识储备、技能水平、职业素养；结构维度关注教师队伍的内部构成要素及比例关系，通过对专兼比例、能力梯度等要素的量化分析，衡量教师队伍的产教融合深度、组合稳定性、梯度协调性等；空间维度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省级统筹特性，立足省域视角，探究各级各类教师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均衡度和区域差异度，揭示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教师资源在地理层面的科学布局与公平分配。由于教育层次差异，将分别对职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展开考察，以增强配置策略的针对性与适用性。
3.评价指标选取
基于上文确立的维度框架，紧扣考察内容，选取观测指标（如图2所示）。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和文献研究发现，常用教师总量、标准化生师比等指数来表征教师资源数量规模的供给水平；借助于“双师型”教师占比、研究生学位教师占比、高级职称教师占比等指标来表征质量规格。结构维度着重分析专兼职教师比、能力层次比例，为深入了解兼职教师状况，建立了兼职教师的数量和资质矩阵；在空间维度，学界普遍从空间均衡的研究思路探析教师资源区域分布差异与均衡，透视教师资源区域布局的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总结发现相关研究多借助于地理集中指数来反映教师资源配置的空间均衡度。全局莫兰指数
（GlobalMoran'sI）可衡量地理空间中某属性值全域分布格局与关联强度的经典统计指标被广泛用于检测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分布随机性与关联性14；区域间教师资源扩张的不均衡性可能被整体数据掩盖，又引入泰尔指数
（TheilIndex）以量化资源密度，将教师资源聚集度与均衡度5具象化，两相结合：全局莫兰指数聚焦整体关联水平，反映教师资源全局分布模式；泰尔指数侧重展现区域差异，捕捉局部不均衡程度1。运用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1等统计指标和偏离度指数深入测度不同指标数值的特征和分布形态。计算公式分别如下：其中，1为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即莫兰指数，S。=2i-1Σ；-Wi，n为省
（自治区、直辖市）总数，y；和y；分别表示第i个和第j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各类教师数，y为全国各级各类教师平均数，W，，为空间权重值，采用二进制邻接矩阵规则来确定：其中，D为偏离度指数，T理论为根据配置标准折算得到的各级各类教师资源需求量，T实际为各级各类教师资源实际保有量。结合数据可获得性筛选指标，整理得到如图2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
4.标准解读
为直观呈现教师资源配置情况，对各项指标的含义与阈值进行系统解读说明：结合相关政策标准，确立了标准化生师比“双师型”教师比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的标准阈值（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的医药卫生大类中，除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标准化生师比要求为不高于18：1以外，其他专业均为25：1；在文化艺术大类中，除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教学标准、文化产业经营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石窟寺保护技术专业教学标准3个专业的标准化生师比为不高于22：1以外，其余均为25：1。鉴于现有统计体系仅披露专业大类数据，遂综合考虑各专业当前招生规模占专业大类比重，暂将医药卫生大类和文化艺术大类的标准
化生师比定为不高于25：1和22：1，全局空间自相关性系数正值表征空间正相关性（高值集聚），零值指示随机分布，负值反映空间负相关性（高值离散）；泰尔指数与区域差异负向关联，值越小差异越弱；偏离度指数为0，表明恰好适配，正值越大缺口越大，负值越小则冗余越多，三者均无量纲基准，通过纵横对比来解析均衡程度。
四、实证分析与问题诊断
（一）数量规模：扩张风险，供需错配
1.扩张风险
职业本科有其特殊矛盾，受首批试点院校扩招政策驱动，2022年招生规模同比激增，但专任教师增速显著滞后于在校生扩张节奏，导致各地均出现生师比逆势攀升（见表2），尽管当前生师比仍优于国家基准，若延续该趋势，2025年就可能突破警戒线，无法排除中长期教师资源不足的潜在风险，尤其是河南
（生师比增幅40.8%）、重庆（39.1%）面临较大风险。此类现象是政策先行与资源滞后的典型表现，症结在于推进试点扩招政策落地过程中教育规模扩张与配套教师资源的统筹衔接缺乏系统前瞻设计。
2.供需错配
作为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的类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动态调整需以教师队伍的适配性为支撑。从专业布局与产业需求的衔接来看，某些专业领域教师资源供给不足，专业规模扩张与教师资源供给错配。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在校生同比增长203%，但教师数量并未同步增长，直接表现为交通运输
（47.50：1）、土木建筑（42.15：1）、医药卫生（42.05：1）、财经商贸（41.24：1）等14个专业大类未达标（见表3）。这与《高等职业教育生就业报告（2024）》中建筑业、医疗行业等重点产业的稳定用工需求形成鲜明反差，显示出专业调整与教师资源供给时序错位，即当产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激增时，专业规模可通过短期招生政策快速扩张，但教师资源受培养周期、人事制度等因素限制，难以短期补充，形成“专业热-教师资源冷”的失衡，甚至出现产业需求越迫切，专业扩张越快，教师资源缺口越大的恶性循环。专业快速扩张向市场传递了人才充足的错误信号，而教师资源匮乏的现实则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信号失真，最终损害专业声誉、阻碍产业发展。职业本科因其处于起步阶段，招生规模相对有限（如2022年水利大类仅招收89名学生），但教师总量基数过低（教师数仅55人），难以支撑规模扩张，显示出教师资源储备的先天不足。以上问题的本
质是教育的长期育人规律与产业的短期敏捷响应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加强产业发展趋势研判，建立更敏捷的教师资源供给体系。
（二）质量规格：结构缺口，量质矛盾
1.结构缺口
表4显示，2021年、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和职业本科的“双师型”教师中高层次职称（尤其是正高级职称）数量及占比偏少。在专任教师方面，从学历结构来看，2022年福建（37.02%）、甘肃（35.89%）等4省职业本科研究生学历教师占比仍低于基准，福建更是逆势下降4.77%；从职称结构来看，表5偏离指数显示，2022年，四川（-33.00%）、江西（-22.93%）、福建（-18.44%）、辽宁（-18.38%）、山东（-9.67%）等地职业本科高级职称教师仍未达基准要求，且多地缺口率较大，如果叠加人才流失，虹吸效应与资源枯竭的恶性循环就可能加剧教师资源空心化。为在短期内补充高学历、高级职称教师，高职院校可能引进大量学术型博士或教授，但这些博士或教授缺乏行业实践经历，导致职业本科出现“学术漂移”的问题，人才培养与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同质化，陷入定位模糊的尴尬境地，无法满足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使命。
2.量质矛盾
高级职称教师占比普遍不达标，职业本科尤为严峻。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为填补数量缺口采取的扩招策略，引发稀释效应。表3数据显示2022年除农林牧渔大类（6.2%）以外，其余专业高级职称教师占比均低于20%的基准要求，表明教师规模扩张与职称优化未能协同推进；职业本科的文化艺术、新闻传播、教育与体育、公安与司法、公共管理与服务专业大类均低于30%的刚性标准。高等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本科）教师队伍“量质矛盾”的深层原因是职业教育发展遵循外延优先于内涵的路径，导致教师资源保障缺乏系统规划，制约高质量发展。2021-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学历结构如表6所示。
（三）组成结构：梯队失衡，准入失当
1.梯度失衡
“双师型”教师队伍梯度建设系统性失衡，折射出职业教育类型属性与教师专业发展规律的适配性不足。作为衔接产业实践与教学实践的核心载体“双师型”教师直接影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层次与质量，其梯队建设直接关系技术技能传递的连续性。表4显示，职业本科和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双师型”教师队伍职称结构均为纺锤型，甚至出现“副高、中级占比高于初级"的倒挂现象，
对比较为理想的卵型结构，初级职称教师占比偏低，反映出后备力量储备不足，可能导致技术技能传递链条出现入口断层，制约教师队伍可持续发展。高级职称教师尤其是正高级教师增长缓慢，暴露出高层次“双师型”教师培养与晋升的瓶颈，影响教师队伍功能互补与有序更替。关联职业教育高层次化的发展目标，2021-2022年，正高级职称教师的比例下降，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从6.82%降至6.74%，职业本科从8.81%降至7.65%（见表7），既暴露以量补缺的负面效应，也反映出优质教师资源的培育困境。优质作为标杆的缺失，既无法满足职业教育的分层需求，也制约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巩固。
2.准入失当
兼职教师作为产业技术向教学场域转化的关键媒介，其准入机制的规范性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实践导向的类型特征。
兼职教师面临比例配置失当的问题，如表8所示，2021年天津和江苏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辽宁、重庆、四川、新疆的职业本科兼职教师比例大于30%，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已达标，但职业本科仍有贵州未达基线，不符合“专任为主、兼职为辅”原则，影响教师队伍稳定性。西藏（3.33%）、山西（7.57%）等地兼职教师比例极低，这反映出产教融合深度不足，导致兼职教师来源不足。兼职教师质量管控也不到位，从职称结构来看，表7显示，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14.62%）与职业本科（17.90%）的初级及未定职级兼职教师占比偏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以上问题反映出校企职称评审标准衔接不畅与准入审查的形式化问题，当兼职教师的产业资质缺乏刚性约束，为凑足课时，可能降低标准引进低质兼职人员或因缺乏合适人选被迫维持低比例，长此以往可能弱化兼职教师产业技术和信息传递者的功能和地位。此外，准入失当也折射出兼职教师能力素养的失焦，基于兼职教师职能定位，选聘应重点考查其产业经验转化教学的能力，仅凭职称无法全面有效地证明兼职教师履职能力。
（四）空间布局：数量聚集，质量极化
1.数量聚集
依据核心-边缘理论，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会形成资源向“核心区”集中“边缘区”资源供给不足的二元结构。
表2显示，2021-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的莫兰指数持续为正，表明空间正相关性与离散度并存。再看标准化生师比，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依托区域经济优势、高等教育资源密集及“双高”职业院校布局倾斜，成为教师资源聚集
的“一级核心区”；西北地区则因地方财政职教专项投入加持，形成“次级核心区”；反观云南、广西、山西等“边缘区”，生师比虽达标，但省际极差扩大，凸显“边缘区”受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资源基础薄弱约束，难以形成教师资源聚集能力，显示出教师资源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关联性。职业本科由于各地产业基础与政策推进节奏差异以及各地发展差异，2022年9个地区数据空白，因此仅考察分析生师比一项指标。2022年，职业本科标准化生师比省际标准差微升（2021年2.83，2022年3.00），说明2022年职业本科省际差距扩大，且离散度远超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可见政策试点与项目牵引也是分布不均的重要因素。
2.质量极化
“教师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在教育领域的投射。从学历来看，表6显示，从2022年东部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教师研究生率来看，上海（63.58%）、北京（60.01%）、浙江（58.75%）形成的“高值区”与青海（22.86%）、甘肃（28.41%）等“低值洼地”差异悬殊（极差40.72%），体现高学历教师资源与产业集聚度的强关联性。
高学历教师资源仍主要集中在东中部省份，西部地区资源凹陷，体现新兴层次受政策试点布局影响更深。具体到学历梯度，空间失衡呈“学历越高，分化越甚”，正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教师的泰尔指数明显高于高级职称和硕士学位教师。高学历教师和职业本科的空间极化问题更为显著，印证了“优质资源向上集中”的马太效应，制约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协调发展。正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教师的莫兰指数低于高级职称和硕士学位教师，提示正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教师分布的空间依赖性减弱，为通过政策工具与市场机制调节高水平教师资源的区域配置提供了可能性。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前文实证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呈现成效与问题交织的特征。从成效看，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总量呈持续提升态势，教师队伍规模显著扩充；学历结构持续优化，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与职业本科的高学历教师占比均有明显提升；职称结构不断改善，高级职称教师补充成效显著，正高级教师增速尤为突出“双师型”教师队伍规模稳步扩大，兼职教师队伍也持续扩容；空间布局均衡化程度提升，省际教师资源配置的均衡性有所改善。问题交
织体现在：一是数量规模扩张存险且供需错配。职业本科招生增速远超教师补充，体现政策驱动初期发展无序性；教师资源的专业布局与产业发展错配，多个专业大类生师比超标，教师资源补充滞后于专业发展需求。二是质量规格存在结构性缺口和量质矛盾。优质教师资源尤其是高层次“双师型”教师仍然短缺，部分省份职业本科高层次教师未达基准；教师总量扩张稀释效应，使部分专业高级职称教师占比低于基准。三是组成结构存在梯度失衡与准入失范“双师型”教师职称结构呈纺锤型，梯队断层；校企协同与准入评价机制不畅，兼职教师比例畸高或过低现象并存，兼职教师初级及未定职级占比偏高，教师队伍质量与稳定性堪忧。四是空间布局呈数量空间聚集、质量区域极化，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政策试点、项目驱动的综合影响下教师资源分布不均。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教师资源经过长期积累发展，相对成熟稳定。职业本科作为新生事物，虽然在教师资源上有一定储备，但受发展速度快、标准要求高等影响，面临更突出的挑战。
（二）建议
1.前瞻布局与动态预警双核联动，保障数量供给第一，产教协同前瞻，优化教师资源供给。一是紧密对接产业，重塑教师资源配置链路。基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底层逻辑，应以产业发展需求牵引教师资源配置。以区域产业升级需求与技术迭代趋势为导向，系统性重塑高等职业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的全链路流程，实现专业结构、能力素养、产业前沿的动态精准适配，对接重点产业规划、新兴产业集群图谱，为过剩或技能老化教师提供基于未来产业需求的模块化转岗培训包，定向输送至紧缺专业，从而破解结构性矛盾，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前瞻产业前景，谋划教师资源布局。紧密对接区域未来劳动力需求预测与产业发展趋势，深度分析未来劳动力需求预测以及产业发展需求图谱，整合劳动力市场实时需求、产业升级路线图、在校生专业分布、教师资源存量等数据，预测未来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方向与规模，提前作好区域发展规划，并引导专业设置、招生计划，从而破解专业设置滞后、教师资源供需错配等难题，确保教师资源专业布局与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频共振。
第二，动态监控预警，识别化解缺口。一是依托大数据，精准洞察需求。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毕业生就业追踪、教师资源结构等多源数据，实现常态化、动态化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精准洞察需求，深度整合实时岗位需求大数据、产业技术路线图、企业技能缺口调研、在校生专业分布热力图、
现有教师（含专兼职）结构数据库（涵盖专业、技能等级、区域分布等），对教师总量、结构、区域分布合理性以及专业布局与产业需求的实时适配度进行持续监测与精准评估，高效识别潜在的结构性矛盾，切实把握真实教师资源需求以实现供需匹配。二是构建预警系统，形成弹性适配闭环。建立涵盖“专业-教师资源-产业”匹配度的预警指标体系（如生师比阈值、专业对口率、新兴产业教师缺口率、毕业生就业质量偏离度等）。通过常态化数据采集与分析，当关键指标逼近或突破阈值时，触发预警信号，及时启动教师跨区域/院校流动、转岗培训、紧缺人才定向引进、专业优化调整或招生计划调控等响应措施，防患未然，避免结构性矛盾加剧。
2.强化培育与合作共享双轨并进，纾解优质教师缺口第一，职前职后纵横联通，提升教师培养能力。均衡配置资源并不是“削峰填谷”，而是“造峰扬谷”9，扩充教师储备才是关键。一是以“立交桥”式培养体系，系统性扩容供给。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是培养主体，当前我国培养规模（仅34所高校设职教专硕点）远滞后于需求，亟须打破师范和非师范的壁垒，搭建多元化、可选择、有层次、能融通的课程b，对应“双师型”教师的能力框架，设置专业技术、教学能力、通识能力、实践能力等模块化课程，基于生源学习基础和意向岗位动态适配课程组合，增强教师培养灵活性，从而加强教师后备力量。二是以精准培训模式，靶向驱动能力进阶。针对高层次教师缺乏的问题，可依据“双师型”教师能力标准，构建分层分类的按需培训体系21；依据教师发展阶段、能力类型、岗位能力结构，靶向匹配课程资源，高效驱动教师专业成长，保障高质量教师资源供给；完善传帮带培养模式，强化代际协同的梯队功能互补，资深教师传递产业经验与教学智慧，弥补青年教师实践短板；青年教师则反哺数字化教学工具、前沿技术动态，构建教学相长的良性生态，打破“自上而下”为青年教师安排导师的传统模式，引入双向选择和双方考评机制，使师带徒的培养模式落到实处，从而突破梯队断层困局。
第二，多元共享盘活教师资源，数字赋能拓宽渠道。一是省际、校际联动，驱动教师资源流通共享。通过省际、校际教师互聘、干部挂职、交流轮岗、巡回授课、跨校组织创新团队等方式，加强优质教师流动共享，充分发挥优质教师的引领带动作用，扩大优质教师的辐射范围。完善交流教师工作量计算、绩效考核和酬金发放办法，解决教师参与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完善工作量置换、绩效考核单列、酬金梯度上浮等激励机制2，激发高水平教师参加省际、校际交
流的内驱力。二是数字赋能，拓宽优质教师共享路径。以慕课、微课、直播课等形式开设数字化“名师课堂”，完善在线课程教学资源库，深化名师线上工作室等建设，完善在线教研机制。并组建教师共创团队，研发建设精品数字课程，扩大教育资源辐射覆盖范围。此外，还要对优质教学资源缺乏地区和专业采取倾斜政策，开发“专递课堂、“双师”教学2资源。
3，分类准入与优化考评双措并举，跃升结构质效第一，把控准入质量，筑牢教师资源根基。一是绘制能力图谱，构建分类准入标准。遵循“按需聘用、保证质量、分类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健全教师分层分类标准，明确教学型、技能型、科研型等类型教师的核心能力2，据此分类制定教师的聘任标准、招聘程序、准入条件等，确保聘用人选精准契合院校发展需求，严把入口关，源头杜绝因准入失焦导致的资源错配与结构冗余，推动兼职教师队伍从“数量补充”向“质量赋能”转型。二是落实旋转门制度，畅通人才沟通交流渠道。开设快速认证通道，破除“工程师-教师”身份转换壁垒，企业技术骨干经过教育学、心理学等强化培训后，可以快捷地认证获取教学资质，为学校引进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科技领军人才、行业名师等人才提供便利：尝试特许认定通道，开辟紧缺人才绿色通道，精准定向引进兼具深厚产业背景与教学潜力的高技术技能人才，此类教师可采取“先上岗，再考证”的教师资格预认定形式，以多种形式汇聚更多卓越教师投身教育事业。
第二，重构考评体系，促进质量跃升。一是创新管理制度，夯实考评依据。积极探索将兼职教师纳入教职工编制或尝试兼职教师长聘制度，形成编制“周转池”，扭转兼职教师“局外人”的心态，为考评提供制度依据，并形成更加具体的管理办法和考核制度，在职称评定、工作量认定、绩效考核等方面完善相应配套管理制度和措施，在规范兼职教师教学行为的同时，增强兼职教师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二是重构考评机制，激活发展动能。优化校外兼职教师考核机制，建立兼职教师的绩效考核评估指标体系和职称申报评审办法，突破唯职称、唯学历的评价桎梏，紧扣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实际需求和发展规划，开展教学能力、技术攻关、产教融合等全方位考核，强化岗位适配度评估，引导兼职教师明确自身职责定位与发展方向，激活产业教师自主发展动能，蓄积优质兼职教师队伍后备人才。
4，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双轮驱动，均衡空间配置第一，央地联动与人事创新，优化制度供给与教师流动机制。一是央地联动，完善顶层设计。高等职业
教育管理体制以省级政府统筹管理为主，省级层面拥有区域布局的决策自主权。为提升整体效能，亟须强化中央与地方的政策与战略协同，发挥政策对人才流动的正向引导作用。中央层面应加强宏观统筹和优质资源调配，牵头制定国家层面的重大专项，并通过配套的财政、政策倾斜，引导教师向薄弱地区流动。地方则结合实际完善区域实施路径，发挥区域统筹和调配职能，设立专项教师资源引进基金、实施区域薪酬补贴、跨区域任教积分制度，着力拉动优质教师向重点领域、薄弱区域、紧缺专业集聚。二是人事制度创新，破除政策壁垒。实证调研结果显示，部分地区教师资源冗余度高，应摒弃单位所有制的观念，创新“岗编分离”的非对称编制管理2，消除教师跨单位、跨领域流动所面临的“编制束缚”，支持校企人才双向流动管理创新，将教师编制（身份隶属）与工作岗位（实际履职）解耦，允许教师编制保留在原单位，流动至其他单位工作，将闲置教师资源定向输送至紧缺领域。
第二，特色学科建设与人才生态优化，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一是因地制宜，打造规模化的优势学科集群。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规划与地方产业资源禀赋，寻求区域特色和支柱产业需求与院校特色的契合点，采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方式以专业对接产业，按“扶强”“扶特，“扶需”的原则通过科学规划与及时调整，引导高职院校聚焦资源，集中建设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专业集群，形成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二是筑优高层次人才发展生态，提升人才竞争力。重视外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要素，参照市场薪酬水平，合理设计符合教师能力和实际贡献的薪酬政策27，增强工资的保障性功能，全面提升中西部地区高职院校教师的薪酬水平和发展空间；深化人才评价改革，突出真才实学、发展潜力、责任担当导向，强化成果原创性、科学价值、社会影响力权重，优化考核机制，减轻非必要科研和教学负担，升级硬件设施与科研平台，改善教师科研与工作环境，构建“引才聚才、人尽其才”的良好生态。
高校后勤育人创新的实践探索
北京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张东平
后勤部门作为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坚实基石，也是师生校园生活的温暖后盾，其枢纽作用贯穿于高校治理体系的各个环节。因其工作场景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后勤部门在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时具有天然的优势，“是‘大思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隐性教育载体”[1]。但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高校后勤部门常囿于资源管理和行政服务的角色之中，其“育人”职能多被社会忽视，作为隐性教育载体的潜能亟待挖掘。因此，在“十五五”规划构建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大背景下，高校后勤部门应当实现系统性改革，以超越传统的保障职能，转型升级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和“第三课堂”。在“大思政”格局与“三全育人”体系下，高校后勤不再是单纯的服务保障部门，而是立德树人的“第三课堂”、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是集组织育人、环境育人、服务育人、劳动育人、协同育人于一体的全域化育人场域。具有助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推进高校后勤改革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2]。
后勤育人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价值引领、文化浸润、实践养成嵌入后勤服务全过程，实现保障与服务并重、服务与育人结合的一体化转型的实践形态。文章通过对北京科技大学后勤工作的案例分析，发现应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以学校培养“为国奉献钢筋铁骨高素质人才”为目标要求，将后勤工作系统性地融入“钢筋铁骨”特色育人体系，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实现后勤育人。应构建立体化、全域化的无边界后勤育人模式，即打破部门壁垒、空间壁垒、主体壁垒，构建“党建引领、景致润心、服务暖心、协同聚力、实践砺行”立体化机制；推动育人空间从课堂延伸至宿舍、食堂、校园全域，育人主体从教师拓展至后勤职工、学生骨干、社会力量，育人过程从阶段性教育转向全天候、全周期浸润，形成全员参与、全程贯穿、全域覆盖的育人生态，为后勤工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也为学习“双一流”建设注入坚实的后勤动能。同时，文章以“钢筋铁骨”特色育人体系为依托，从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双重维度，探讨高校后勤从“保障型”向“育人型”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为新时代高校后勤高质量育人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样本。
一、党建铸魂：夯实“钢铁家园”的后勤根基
组织育人是“大思政”体系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政治引领与价
值浸润的关键载体。高校基层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尤为关键。将党组织体系延伸至学生公寓，既是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课堂灌输走向生活浸润的重要路径。北京科技大学以“钢铁家园”为抓手，推进党建与后勤服务深度耦合，本质上是把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把政治功能转化为育人功能。
如习近平总书记[3]所言：“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确保党的教育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高校有效贯彻落实。”组织育人是“大思政”体系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政治引领与价值浸润的关键载体。高校基层党建与育人深度融合尤为关键，将党组织体系延伸至学生公寓，既是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课堂灌输走向生活浸润的重要路径。以“钢铁家园”为抓手，推进党建与后勤服务深度耦合，本质上是把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把政治功能转化为育人功能。作为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核心场域，公寓对学生三观塑造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依托“钢铁家园”实施资源集聚育人行动，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以“三个突出”为抓手深化“党建进宿舍”，延伸党建工作触角，强化政治引领，构建全覆盖育人网络，既是落实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要求，也是加强大学生思政教育、扩大党组织覆盖面的现实需要。
（一）突出党旗领航，完善组织构建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4]曾特别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组织力是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的核心体现，完善公寓基层党组织体系是拓展思政教育辐射范围、落实党建育人的关键。北京科技大学后勤党委以“培养人、发展人、成就人”为核心，构建“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三级组织架构，成立后勤党委学生公寓党总支，按楼宇楼层设立154个学生公寓党支部、以宿舍为单位设立党小组，实现党组织在学生公寓的全域覆盖。
同时，制定多项规章制度，建立职责清晰、边界明确的公寓党组织管理体系，保障上级党建部署落地见效。针对过去公寓党建跨部门协同不足、资源碎片化问题，后勤党委与学工部门、二级学院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通过合理配置公寓党总支人事架构，吸纳多方力量参与，形成“1+1+1”联合党支部模式和三级学生党建联络体系，打通跨部门协同育人链条，构建“学院为条、公寓为
块”的思政教育格局，实现党建工作与后勤服务、思政教育的深度耦合。
（二）注重示范引领，强化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5]在第二十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中曾强调：“要深入开展高校创先争优活动，推动高校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中创先争优”。这要求突破传统说教式党建模式，充分激发学生党员主动性，强化公寓党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北京科技大学后勤党委聚焦党员履职与成长，打造五大思政教育平台，将公寓党组织活动纳入学校基层组织活动立项并给予经费支持，构建学生党员作用发挥长效机制。
通过“党员楼层亮身份”等特色活动，引导学生党员亮身份、明责任、受监督，强化其政治意识与服务意识，提升基层党组织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同时，依托“一对一学业帮扶”“学生党员接待日”等服务载体，发挥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学生自我教育、正向熏陶，以党建引领团建、班建，筑牢学生理想信念根基，培育高素质学生骨干队伍。
（三）强化思想浸润，创新育人载体
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6]27在谈及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时曾强调：“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单纯一条线的工作，而应该是全方位的”。青年学生的思想特点决定了思政教育需立足潜移默化、沉浸式体验，北京科技大学立足学生主体，将思政元素与课余活动深度融合，创新隐性育人载体。
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大扫除等主题党日活动，强化学生主人翁意识与集体责任感；打造“红色图书漂流书架”，搭建便捷的红色学习平台，让红色文化浸润日常；组织红色观影、党史知识竞赛、红色教育基地研学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一系列创新举措，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感染力与亲和力，实现思想引领与日常浸润的有机统一，推动党建育人走深走实。
综上，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完善组织体系、强化队伍建设、创新育人载体，推动党建与后勤服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深化党建育人内涵、提升育人实效，其相关实践入选全国高校学生公寓管理服务优秀案例，为高校公寓党建育人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而且“党建进宿舍”的实践，还丰富了组织育人与隐性教育的理论内涵。即通过三级组织体系实现党组织全覆盖，以党员亮身份、示范引领强化价值导向，以红色载体浸润思想，破解了高校思政教育“最后一
公里”难题，印证了党建引领是后勤育人的根本保证，为行业特色高校基层党建与后勤育人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二、景致润心：塑造“钢铁精神”的文化场域
依据环境育人理论与场所精神理论，环境是无声的教科书，校园空间不仅是物理载体，更是文化符号与价值载体。隐性教育强调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价值引领，将校园景观、食堂空间、公寓环境纳入育人体系，正是以物质形态承载精神内涵，实现“以景润心、以文化人”。
师生是校园环境的首要体验官[7]。长期以来，北京科技大学坚持将思想教育的精神内核与校园环境建设的物质载体深度融合，以环境浸润与文化熏陶滋养学生心灵，以可感可知的物质形态传递正向价值与人文关怀，将隐性的育人元素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努力实现“以无声之力育有为之才”的目标。
（一）厚植文化底蕴，构建沉浸式育人空间作为新中国第一所钢铁工业高等学府，北京科技大学底蕴深厚，其矿冶学科渊源可追溯至1895年，建校以来培育了大批钢铁领域杰出人才与英模人物，积淀了鲜明的行业特色与精神文脉。后勤部门立足学校办学历史与“钢铁精神”传承，围绕“校训、校友、校情”核心元素，以公益性为导向，将校园文化与环境建设深度融合，构建沉浸式育人空间，实现场所精神与育人价值的同频共振。
通过打造“北科风物”“北科诗韵”“北科华章”系列文化景观，将校园地标、办学成果转化为可视化育人符号，陈列于公寓、走廊等公共空间，让校园文脉可感可触；在公共区域布设名人名言与先进榜样展示墙，以榜样力量引导学生自省自强、涵养品格，厚植爱党爱国爱校情怀。同时，通过“校园疗愈绘画计划”修补破损树木、“景观微升级”活化废旧物品，既丰富校园文化形态、缓解学生学业压力，更强化师生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构建“步步见文化、处处有熏陶”的育人氛围，激发师生爱校荣校的内生动力。
（二）打造四季景观，营造生态化育人意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审美需求是仅次于自我实现需求的高层次需求。北京科技大学后勤部门立足师生审美需求与育人目标，以“春彩绽绿、夏花凝香、秋叶铺锦、冬木含韵”为脉络，对校园景观进行系统性升级，将自然意趣与育人内涵深度融合，营造生态化、沉浸式育人意境。通过科学搭配乔灌草与花卉品种，构建“四季有景、季季有韵”的特色生态景观体系，让师生在自然景致中滋养心灵、提升审美素养；打造校园水系喷泉景观，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与绿色生态平衡，将生态教育理
念融入环境建设；依托“银杏景观文化节”，创新景观营造模式，将校训精神、育人理念融入灯光布置与场景设计，打造兼具视觉震撼与情感共鸣的校园场景，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育人的有机统一，让生态环境成为隐性育人的重要载体。
（三）优化食堂环境，构建融合式食育空间食堂作为学生日常高频活动场所，是实现服务育人、生活育人的重要场景。北京科技大学立足“无边界育人”理念，推动食堂环境从“保障型”向“育人型”转型，构建融合式食育空间，实现生活服务与价值引领的无缝衔接。
在食堂场景中嵌入“珍惜粮食、文明用餐”“光盘行动”等价值引导元素，通过海报、餐桌提示等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用餐间隙，打造潜移默化的思政“微课堂”，引导学生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同时，持续优化食堂硬件设施，定期更新陈设、调整布局、科学划分窗口，营造整洁有序、温馨和谐的用餐氛围，让食堂既充满烟火气，又兼具育人温度，实现饮食服务、习惯培养与价值引领的多元融合，彰显环境育人的全方位价值。
综上，以“钢铁精神”为内核打造沉浸式育人空间，有效实现环境育人、文化育人、审美育人的有机统一，并将行业文脉、校史底蕴转化为可感知、可认同、可践行的育人力量。这一实践深刻表明后勤环境建设不再是简单美化，而是价值塑造的重要场域，是隐性教育从抽象理念走向具象场景的关键突破。
三、暖心服务，传承“钢铁脊梁”的奉献基因
服务育人理论强调，服务过程即育人过程。后勤服务直面学生日常生活，最具情感温度与实践粘性，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教育理念的微观体现。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后勤服务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安全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递进式满足，从而完成从服务保障到价值引领的跃升。
北京科技大学建校七十余年来，亲历了中国钢铁工业从初创奠基到发展壮大、由技术空白走向自主创新的全过程。在这一历程中，将个人理想与服务国家需要相统一，以担当与奉献为核心的精神特质已成为北科大师生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这种精神不仅是攻坚克难的科研斗志，更是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工匠品格，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以品质提升为核心，将“钢铁脊梁”撑起民族工业发展的奉献基因转化为提升后勤服务效能的实际行动，在后勤保障和立德树人各项工作中践行初心，真正做到了为学生办实事、解难题。
（一）精准对接生活需求，筑牢基础服务育人阵地
聚焦学生饮食、住宿两大核心生活需求，将服务保障与育人价值深度融合，夯实服务育人根基。餐饮服务方面，立足服务育人与健康育人融合需求，紧扣传统节气文化推出特色美食，兼顾口味差异开设主题窗口，响应健康理念研发推广四季减脂餐，从食材溯源到营养搭配全方位优化品质，既满足学生饮食需求，又传递健康生活理念与文化内涵，提升校园餐饮满意度与后勤服务品牌影响力。住宿服务方面，坚持需求导向，通过多渠道常态化收集学生诉求，聚焦热点难点推进宿舍设施升级，完善便民设备、规划晾衣区、开辟党建活动室，以高效精准的服务优化住宿体验，实现住宿保障与育人服务的无缝衔接，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二）深化多元服务供给，彰显服务育人温度与效能
立足学生全方位需求，丰富服务载体、提升服务品质，让服务过程成为育人过程。一方面，厚植服务温情，深化“爱心服务”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公益服务项目，在公共区域完善便民设施，组建专业团队提供免费服务，通过品牌创优活动推动后勤员工提升素养，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传递劳动精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另一方面，完善商超业态，依据相关政策推进学生社区基础设施升级，引进课业、生活、餐饮等各类商户，实现“一站式”需求全覆盖，既保障学生日常便捷性，又以规范服务传递责任担当，筑牢后勤育人支撑。同时，推进智慧后勤建设，依托数字化转型打造智慧服务场景，开通线上服务功能、引入现代化设备，提升服务效能与精细化水平，实现智慧服务与育人功能的有机融合。
（三）畅通互动响应机制，强化服务育人针对性
构建多维度师生沟通桥梁，破解服务育人针对性不足的难题，推动服务提质增效。依托“码”上解决反馈平台、学生代表座谈会、学生楼层长等载体，常态化收集学生意见建议，严格落实“接诉即办”模式，高效响应学生急难愁盼问题。这种多元化互动响应机制，不仅提升了后勤服务的精准度与效能，更强化了服务育人的针对性，让学生在诉求解决过程中感受到责任与担当，进一步彰显服务育人的穿透力，助力学校后勤服务软实力提升，为服务育人落地见效提供机制保障。
以暖心服务践行育人使命，将“钢铁脊梁”的奉献精神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服务细节，全方位构建服务即教育、保障即育人、细节即引领的实践逻辑，不
仅提升了后勤服务现代化水平，更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服务育人是最接地气、最具穿透力的思政教育。
四、协同聚力，夯实“后勤育人”的网络根基
系统观念与协同育人理论是新时代高校治理的重要方法论。育人不是单一部门行为，而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育人力量、畅通协同机制，是构建大思政格局、提升育人整体性与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8]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系统性的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北京科技大学自觉运用系统思维与开放视野，注重加强前瞻性思考、坚持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把协同育人理念融入后勤服务各环节，构建起“多方联动”的管理模式，积极打破部门职能壁垒，整合校内外多方力量，凝聚育人合力。
一是构建复合型师资队伍。基于打造协同育人队伍矩阵，融通后勤保障链条的需要。立足于后勤岗位的实际情况，将食堂厨师、宿舍管理员、绿化技师、维修技工等关键岗位力量进行整合，组建起一支专业的校内实践教学师资队伍。面向全校师生开设包括垃圾分类实操、绿植养护基础、应急维修入门、食品安全科普等在内的公共实践课程，以“手把手教学”的方式，将专业技能与劳动精神融入校内教学的全过程。同时，积极拓宽校外师资引入渠道，邀请校外机构、社区或专业公司的技术人才，通过专题讲座、技能工作坊、案例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传递前沿技术理念与实战经验，助力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对接社会需求。
二是加强后勤员工能力建设。通过组织政治理论学习与职业发展教育等，引导员工勤于思考、交流、实践与创新，将“育人意识”内化为职业自觉，把价值引领融入日常服务之中。推动服务优质化、关爱常态化、创新全员化，让“时时、事事、处处育人”成为共同行为准则。增强员工以身作则的意识。定期组织服务礼仪、应急处置、专业技能升级等专项培训，开展岗位练兵与技能竞赛，激发工作热情，培育业务骨干。同时，加强与兄弟院校后勤部门的沟通，高校间互学互补，推动育人项目融合发展，扩大育人辐射范围。结合学校特质不断推进体系创新，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育人工作体系。
三是组建学生楼层长骨干队伍。明确学生楼层长在安全督导、需求传递、活动组织、榜样引领四个方面的育人职责，赋予其卫生检查、意见收集、主题活动等“育人任务”，推动学生公寓党支部骨干接受分类培训，增强其服务同
学的责任和意识。同步设置楼宇值班、桶站值守、餐饮制作等一线后勤服务工作体验活动，让学生感悟后勤工作的辛劳，在沟通协作间锤炼实践能力，于点滴服务里涵养职业精神，切实提高楼层长骨干队伍在思想引领、学风建设、安全稳定、楼宇文化营造等工作上的能力和水平，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育人目标。
四是拓展育人宣传辐射范围。以“贝壳后勤”公众号为核心宣传阵地，联合学校宣传部，聚焦后勤一线员工的典型事迹、校园环境改造的具体举措、便民服务的优化升级等真实场景，通过推送图文、短视频等形式，系统呈现后勤育人成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育人实效。充分发挥宣传矩阵的联动优势，增强育人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最大化实现宣传育人功能。
综上，通过构建多方联动、多元参与的协同育人网络，实现了主体协同、资源协同、功能协同，有效破解了后勤育人碎片化、单打独斗困境，充分印证协同育人不是简单联合，而是机制化、体系化、常态化的育人共同体建构，是提升高校治理能力与育人效能的关键路径。
五、实践砺行，笃行“钢铁报国”的育才之路
劳动教育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依据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理论，后勤部门天然具备劳动育人场景优势，能够让学生在真实劳动、躬身实践中理解劳动价值、锤炼意志品质、强化责任担当。后勤工作具备劳动教育独特优势[9]，在学校培养“为国奉献钢筋铁骨高素质人才”的过程中，北京科技大学将劳动教育巧妙融入后勤工作与育人实践的全过程，在坚持“守正”的同时注重“创新”，积极探索劳动育人的新途径、新方法和新模式，赋予北京科技大学劳动教育工作以新的时代内涵。
一是构建文化浸润体系，夯实劳动育人的精神根基。立足以劳育美、以文化人理念，后勤部门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系统构建特色劳动教育矩阵。围绕传统技艺传承与生活实践能力培养，整合园艺、非遗、烹饪等教育资源，推行沉浸式、体验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增强实践能力，厚植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同时，依托传统节日与校园生活场景，开展图书漂流、节庆制作、收纳整理等多元化活动，将劳动教育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育社会责任感、互助精神与爱校荣校情怀，实现劳动育人与文化育人的同频共振。
二是创新实践载体机制，激发劳动育人的内生动力。坚持品牌化、系统化
建设思路，以多元载体推动劳动教育落地见效。一方面，打造特色品牌活动，通过专题宣传与媒体展示，扩大劳动教育影响力，树立劳动教育典范，弘扬劳动精神与荣校情怀；另一方面，依托教育部“育人星光计划”，构建“行为−积
分−激励”的正向循环机制，将劳动教育融入线上育人系统，通过积分兑换等形
式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引导其自觉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与劳动意识。此外，以二十四节气为脉络，构建“探春、嬉夏、品秋、暖冬”四季劳动教育体系，组织学生参与绿化养护、环境维护等实践活动，增强劳动教育的实践性与育人实效。
三是完善基地建设布局，打造劳动育人的多元课堂。立足多校区资源优势，统筹推进劳动教育基地建设，构建覆盖全域、形式多样的实践育人平台。在延庆、海淀、昌平、管庄等校区分别打造综合性劳动教育基地、“劳动责任田”、生态种植园等多元实践阵地，通过“分年级承包+全周期管理”等模式，让学生全程参与耕耘、养护与收获，体验劳动的全过程与价值。依托不同校区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打造兼具地域特色与育人理念的劳动课堂，推动劳动教育扎根生活、贴近自然，让学生在躬身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才干，切实提升劳动教育的实效性与覆盖面。
将劳动教育嵌入后勤全过程，构建课程化、品牌化、基地化、常态化的劳动育人体系，推动劳动教育从活动化走向制度化，从形式化走向实效化，深刻彰显后勤劳动育人是连接校园与社会、知识与实践、个人与国家的重要桥梁，是培养钢筋铁骨高素质人才的关键支撑。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文章通过对北京科技大学后勤育人实践的深入分析，发现只有以大思政理论、三全育人理论、隐性教育理论、组织育人理论、环境育人理论、服务育人理论、协同育人理论、劳动教育理论为支撑，构建党建铸魂、景致润心、暖心服务、协同聚力、实践砺行“五位一体”的无边界后勤育人模式，才能真正实现后勤从保障支撑向育人阵地的系统性转型。这一路径既立足行业特色高校文化基因，又契合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全国高校推动后勤高质量发展、构建特色化育人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与实践借鉴。
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调研及提升策略研究&以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例
沈阳建筑大学图书馆孙鹏
0.引言
近年来，ＡＩ素养的内涵不断被丰富和完善，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场景和专业背景，从技术、教育、随着以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生成式Ａ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人类社会正加速进入智能时代，ＡＩ素养已经成为社会各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要促进ＡＩ助力教育变革，并要求制定完善师生数字素养标准［1］。同年7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为ＡＩ素养教育提供了全面且深入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推动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进程［2］。作为支持高等教育改革与科研创新的信息枢纽，高校图书馆具备将ＡＩ素养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空间、资源和人员优势［3］。
为更好地引导大学生合理、合规使用ＡＩ，并规避ＡＩ带来的潜在风险和负面影响［4］，助力ＡＩ素养教育创新发展，本文以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为调研对象，通过网络调研、文献调查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ＡＩ素养教育的现状及不足，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以期为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1.ＡＩ素养概述
1.1ＡＩ素养及ＡＩ素养框架
ＡＩ素养一词最早可追溯至1972年，学者ＡｇｒｅＰＥ将其初步定义为ＡＩ从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素养［5］。随着ＡＩ技术的突破，ＡＩ素养于2018年正式进入大众视野并引发学界的研究热潮［6］。于晓雅在ＡＩ视域下将ＡＩ素养定义为人机共存且虚实并行的知识、能力、素养和人格的全方位综合素养［7］。ＬｏｎｇＤ等从工作场景出发，将其定义为批判性评估ＡＩ技术，与之进行有效沟通合作并在多种场景中将之作为工具的一系列能力［8］。由于所处领域视角以及针对对象范围的不同，国内外学者对ＡＩ素养的定义虽存在一定差异性表述，但核心观点基本相同，即ＡＩ素养是在生成式ＡＩ时代背景下，个体应该具备的一种新型能力集合，不仅强调对新兴技术的适应能力，更重视伦理意
识、批判性思维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职能应用等跨学科的多元视角，探索构建了不同适用主体的框架，以对ＡＩ素养内涵进一步阐释。ＷｏｎｇＧＫＷ等最初提出的由ＡＩ概念、ＡＩ应用、ＡＩ伦理三个部分组成的框架成为了ＡＩ素养框架的基础组成部分［10］；蔡迎春等基于维度设置的归纳，从数字素养出发，结合数智时代特征进行释义，构建包括知识、技能、伦理、情感和跨学科思维的五层框架［11］；施雨等综合学者理解，基于素养间辩证关系，从学生的学习阶段、职工以及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视角出发，分析了相适应的ＡＩ素养框架维度设置［5］；黄如花等整合多种来源的学术数据，综合参考政策报告以及动态需求，构建认知、技能、应用及伦理的普适性框架［12］。
1.2ＡＩ素养教育
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球不同地区90个国家的高校ＡＩ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90％的受访者在专业工作中使用ＡＩ工具，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ＡＩ应用于教学或研究时感到不确定或犹豫［13］。随着Ａ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应用，如何将ＡＩ素养教育纳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以进一步确保ＡＩ在高等教育使用中遵循伦理性和人文性，正变得日益迫切。
当前，国内外众多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ＡＩ素养教育。在课程设置上，部分高校图书馆与校内外机构合作，共同开发了ＡＩ素养教育课程，并通过嵌入式教学探讨生成式ＡＩ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如2023年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与李政道研究所等合作，举办了“当‘复杂与简单’遇上元宇宙”主题工作坊，指导学员围绕主题，使用ＡＩ工具进行艺术创作［14］。在教育形式上，更多聚焦于工作坊、培训、公开课等教育活动，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推出ＡＩ专题培训，包括信息素养公开课和研究生学术训练营［15］。在教育内容上，国内高校图书馆普遍以信息素养教育为基础，嵌入生成式ＡＩ工具的工作原理和应用场景、ＡＩ伦理道德等内容。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将ＡＩ热点和核心信息资源服务融合，与校内职能部门合作，举办“ＡＩ＋超学科训练营”、ＡＩ办公技能训练营、ＡＩ制图比赛等活动［16］。国外高校图书馆以实际案例作为支撑，强调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解决，以此来培育师生的ＡＩ素养。如哈佛大学考特威医学图书馆举办“医学数据治理中的对话机器人技术”系列研讨会，以多种方式探讨大语言模型在临床数据管理中应用的隐私保护技术与合规实践［17］。
2．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实践现状分析
在ＡＩ素养领域的研究历程当中，ＡＩ素养框架紧跟ＡＩ技术的发展前沿不断延伸拓展。ＡＩ素养教育的内容，从知识、应用、伦理三个初始维度出发，逐渐发展到如今以技术为导向，借助工具驱动，不断创新拓展内容并密切关注伦理层面，即形成了“认知—技能—应用—创新—伦理”五大核心维度［18］，这一共识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本文也以这一框架维度作为研究基础。各维度内容及内涵如表1所示，其中，认知作为ＡＩ素养的基础，强调对ＡＩ概念和技术原理的系统理解以及技术双向影响的批判性思考；技能强调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整合ＡＩ技术、工具与资源以解决实践问题；应用强调通过实践技能完成特定情景下的任务，并将ＡＩ技术深度融入特定行业与领域；创新强调个体在整合前三者的基础上，借助创新性思维持续探索ＡＩ未知领域的发展潜力；伦理维度是ＡＩ素养的底线要求，强调个体保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确保ＡＩ技术发展始终与人类价值统一。
2025年3月1日至5月30日笔者对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19］官网及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调研，查找其发布的ＡＩ素养教育资源和相关教育活动，剔除重复内容后进一步按照教育形式对调研结果进行分类，同时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调研，最后将涉及的教育内容引入上述五大核心维度的ＡＩ素养框架当中。调研发现，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借助信息素养教育，以图书馆为主体，联合其他学院，跨部门协同推进，在ＡＩ素养教育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下文主要介绍存在的问题。
2.1不同地域发展水平不均衡
大部分高校图书馆都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ＡＩ素养教育，但不同地域之间又存在显著差异。如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在内容设计上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多元性，而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则在内容设计上相对简单。为了揭示不同地域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间的共性与差异，以及深化多维度理解，按照地域将42所高校图书馆划分为7个片区，并选取区域内代表性高校图书馆进行分析，其开展的活动内容如表2所示。
我国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发展水平在各地区不同层次高校之间呈现较大差距。从地域划分来看，华北和华东地区拥有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ＡＩ相关领域人才，在ＡＩ技术的研发及创新方面具备优势。这些地区的高校图书馆不仅自身具备较强的科技研发、创新能力，还拥有便利的合作条件和充足的科研
经费，通过借助较新的科技产品，在使用ＡＩ工具辅助科研学习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践教育。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设计了讲座培训、应用竞赛，以及工作坊实操的ＡＩ素养教育全流程内容。华东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注重学生与社会的接轨，开展了学生进社区教学以及ＡＩ时代大学生生产指南对话等实践活动。
华中地区由于图书馆发展历史悠久，以武汉大学为首的高校图书馆多以信息素养教育为基础，将ＡＩ素养教育融入其中，开发教育课程以及开办系列讲座，辅以多种形式的阅读推广和技能竞赛活动。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借助学科发展基础，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备的ＡＩ素养教育体系，包括利用先前成立的数字素养教育中心开发ＡＩ素养教育相关的慕课资源、编写教材、开展大学生科研训练营等活动。西北地区的高校受国家扶持政策影响，专业性较强。这些地区的高校图书馆根据自身专业优势的不同，在医学和园林等专业领域，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活动，以提升专业能力。
然而，现阶段大部分高校图书馆受限于本馆ＡＩ技术发展水平和自身资源等因素，只能通过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接入部分简单的ＡＩ助手或ＡＩ搜索引擎，不能为师生提供充足可用的工具或开展专项技术实践。如重庆大学、东南大学和山东大学等的图书馆仅开展了以使用ＡＩ工具助力论文写作为主题的讲座，在ＡＩ素养教育方面的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
2.2活动形式欠丰富
总体来看，我国“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开展的ＡＩ素养教育形式可以分为专题资源建设、主题培训、技能竞赛、阅读推广以及项目工具五大类型，如表3所示。各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培养形式多为举办各类型的讲座活动，并辅以ＡＩ工具服务，其他活动形式覆盖率不足。
注：技能竞赛只包括自主举办相关活动的高校图书馆，如ＡＩ主题信息素养大赛等不计入。
第一类是整合自身拥有的ＡＩ素养教育资源，以网页导航的方式，为学生提供清晰的服务概览。如四川大学图书馆建设的生成式ＡＩ专题网页，包含了ＡＩ介绍、新闻资讯、ＡＩ工具以及图书馆ＡＩ工具使用指南等内容。这种形式需要高校图书馆自身具备成体系的相关资源，调研发现仅有4所高校图书馆开展。图书馆缺少专题导航，学生难以获取ＡＩ素养相关的基本常识。引进的工具资源在缺乏深度支持服务的条件下，学生因无法获知、缺少使用方法或不了解具体应用而难以有效利用。
第二类是通过开设讲座、举办工作坊实操以及开发慕课和通识课程等方式，为学生提供ＡＩ基础知识和技能应用等方面的主题培训。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建设ＡＩ素养提升班，开设多种课程培训，并辅以在线资源教学。主题培训是ＡＩ素养教育最常用的形式，被调研高校图书馆均开展了相关内容，但实践活动及开发课程较少。单一的讲座模式参与度较低、实践性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教学反馈和深度思考，而且缺少实操内容导致学习过程被动，培训效果难以得到实践验证。
第三类是通过举办ＡＩ技能竞赛的方式，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检验所学知识和技能，以提高ＡＩ应用能力。如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举办的“ＡＩ赋能，素养跃升”系列竞赛，不仅在赛前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培训，后续还通过高校信息素养数据库强化训练学习内容。技能竞赛是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受到ＡＩ主题信息素养大赛的影响，多数高校图书馆均参与其中。但图书馆主办的竞赛较少，当前高校图书馆多依靠信息素养大赛间接开展竞赛，该竞赛主要考验参赛者利用ＡＩ进行信息搜集的能力，缺少ＡＩ素养其他部分的内容，并且也难以了解到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无法为后续教育的开展提供参考。
第四类是通过在微信公众号或其他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的文章内容进行知识科普，或者通过举办书展、沙龙、研讨会的方式进行阅读推广，并进行作品征集，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扩大ＡＩ素养教育的影响范围。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开展的“我与ＡＩ的故事”读书分享活动，鼓励学生展现自己的ＡＩ应用成果，分享使用图书馆ＡＩ资源的心得。但ＡＩ素养教育与阅读推广活动结合的形式不够多样，难以做到二者的深度融合。这种供给端的单一化使得需求端参与不足，进而影响学习兴趣，制约了ＡＩ素养教育的普及和推广。
第五类是通过建设ＡＩ资源平台或接入ＡＩ工具的方式，助力师生提高科研和学习效率并拓展研究边界。在ＡＩ服务层面，我国高校图书馆已全面接入ＳｃｏｐｕｓＡＩ、星火科研助手等ＡＩ科研工具，部分高校图书馆还开通了ＡＩ数据库资源试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开发建设了“精工智教”———北京理工大学课程教学全程智慧辅助系统以及北京理工大学国家ＡＩ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多种项目工具，以促进ＡＩ与教学深度融合，提升教学效率。
2.3教授内容较浅薄
调查显示，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ＡＩ素养教育内容从初期的概念
普及与技能培养，向场景应用不断深化，并伴有一定的伦理教育，但创新激发尚显薄弱。如表4所示，“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在知识维度和技能维度的活动开展数量均达70余次，活动覆盖率超过80％。但涉及应用维度、创新维度、伦理维度活动的高校图书馆，均不到半数。
首先，绝大部分被调研图书馆已开展了涵盖知识维度与技能维度的ＡＩ素养教育活动，但体系化发展与深度不足。被调研图书馆的教育内容多从社会现象出发，以ＣｈａｔＧＰＴ、ＤｅｅｐＳｅｅｋ等生成式ＡＩ大模型作为引入内容，为学生讲解ＡＩ的基本概念、发展趋势以及基本原理，以此阐释ＡＩ的能力边界，旨在建立学生对ＡＩ技术的初步认识。但这种基本认知层面的通识性讲座缺少对ＡＩ发展历程以及更为深入知识点的讲解，难以为学生构建一个清晰的知识图谱。而且，当前知识传授主要是对一些ＡＩ工具的识别与使用，教导学生如何利用ＡＩ学术搜索引擎和文献分析工具进行高效地信息检索与调研，知识传授还包括通过提示词工程进行文献解读的教学。教育内容往往只针对当下的热点技术，缺少从理论知识到前沿动态的循序渐进式知识传授过程，整体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
其次，应用维度与伦理维度虽有涉及，但教育内容结构失衡。在应用维度，当前教育内容一贯以助力科研为主要目标，忽略具体的实践应用以及创新创业等方面。而ＡＩ素养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助力科研，更是为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学科专业层面，需要加强ＡＩ与学科背景的融合，激发学生动力，培养跨学科思维。在非学术层面，需要加强探索ＡＩ在职业生涯规划、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创新创业等场景的应用教学，进一步提升ＡＩ素养教育的应用广度。在伦理层面，教育内容普遍涉及数据隐私与安全、算法偏见与起诉、ＡＩ的公平性、学术不端等。特别是生成式ＡＩ大模型的涌现，使得ＡＩ写作与学术诚信成了各高校图书馆普遍开展的教育内容。但目前伦理教育多以警示及规范宣传为主，缺乏深入的、基于实际案例的批判式探讨教学，难以让学生将其与自身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相关联。
最后，创新维度是ＡＩ素养教育的高层次之一，也是目前较为薄弱的环节。被调研的图书馆当中，仅有9所开展，而且为数不多的几项实践活动也仅围绕着科研创新、教学创新展开，而非创新方法论和思维模式的塑造。图书馆由于自身资源条件不足，在支撑学生创新方面面临挑战，缺少与ＡＩ技术创新相关的直接教育内容。
综上，我国42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在ＡＩ素养教育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同时也发现了不足。不同地域、不同层次高校图书馆之间ＡＩ素养教育差异较大，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教育内容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整体协作意识不强，多数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以简单的培训、课程为主，却忽略了效果最为明显的实践环节，使ＡＩ素养教育过于理论化。
3.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提升策略
3.1构建图书馆协同发展网络
ＡＩ素养教育发展水平在区域间、校际的不平衡，根源在于资源、意识与能力的差异。若想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能力的提升，可以提高图书馆主体协调作用，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协同发展网络。
在国家层面，应由权威机构牵头，制定普适性的ＡＩ素养教育指导框架，为全国高校图书馆提供统一、科学的行动准则和评估标准，避免ＡＩ素养教育部分缺失或盲目跟从。同时设立ＡＩ素养教育专项资金，对资源相对薄弱的高校给予经费支持和政策倾斜，以帮助其顺利开展基础性的ＡＩ素养教育活动。
在区域层面，可以依托已有的高校联盟或图书馆协会，建设地区性的高校图书馆ＡＩ素养教育共同体，形成区域发展协同。首先，可以共建共享ＡＩ素养教学课程，降低开发成本，构建具备不同特色和案例支撑的课程体系。其次，可以积极推动馆际协作，支持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流动授课，以丰富教育内容。最后，可以合作完成ＡＩ项目开发的全流程，根据自身优势选择科技创新、产品研发以及试验推广等环节中的一环，以弥补资源或技术上的不足。
在校级层面，图书馆需加强与校内各个部门的沟通协作。在开展ＡＩ素养教育活动之前，图书馆与教辅单位形成合力，保障设备场地、技术安全等前期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教育框架的构建中，图书馆可以借助交叉学科融合与优势学科特色，协调各个学科的教师和科研人员，设计面向学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内容，并且融合各学科内容，为师生的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3.2构筑渐进式多元教学体系
为有效提升师生的ＡＩ素养，高校图书馆需要创新教育活动形式，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理论实践结合、短期长期互补的多元立体教学活动体系。
首先，要持续系统地丰富与ＡＩ相关的教育资源，逐步配备先进的智慧学习设施以打造良好的硬件环境，引入ＡＩ相关的纸质和数字资源，以及引进或
合作开发ＡＩ专业工具或学科研学平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师生提供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其次，要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丰富课程设置。可以利用其他高校已经开设的网络课程、公共平台，以及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ＡＩ学习专栏等现有资源强化课程设置，借助图书馆门户网站打造面向全体师生的ＡＩ通识课和公开课。在此基础上，根据馆藏特色进一步开发嵌入式课程，开设学科专业课程以及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背景学生设计培训课程。通过设计慕课、微课等网课形式构建课堂内外双推进的渐进式ＡＩ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全面涵盖ＡＩ基础知识、工具使用、应用场景以及风险与局限性等主题［20］。
最后，在实践教育活动领域，可以利用图书馆场地加大ＡＩ工具的使用、工作坊实操、ＡＩ孵化训练营等内容的比重，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动力。联合学科教师继续增设学术沙龙、专题讲座及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以混合教学的方式将理论与实践融合，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通过竞赛和夏令营等体验活动鼓励学生利用ＡＩ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在互动情景中思考人与ＡＩ的关系，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深度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3.3创新拓展多维度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是ＡＩ素养教育的核心，受到师资队伍、技术资源以及学科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图书馆应开拓思路，不断拓展教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为强化基础认知和概念普及，图书馆可以联合本校其他教学及行政管理部门，吸纳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将ＡＩ素养教育与学科教育深度融合，以扩大ＡＩ素养教育工作的影响力。如ＡＩ相关学院或科研组织能够为图书馆开发课程提供具备专业背景的教师以及资源，形成脉络清晰的ＡＩ知识框架，加快ＡＩ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21］。其他学院教师与图书馆员联合开发跨学科课程，开展具备专业特色的实践活动，激发师生对ＡＩ的创新动力。
为加强技术应用与创新，图书馆在整合本校资源的基础上，可以与企业、研究机构以及公益组织合作，弥补自身在ＡＩ技术和工具方面的不足，进一步拓展ＡＩ素养教育的深度。如通过建立ＡＩ素养教育实践项目，图书馆与校外组织联合打造ＡＩ人才培养体系，建造实验室和实践基地，并依托和借助企业开发的ＡＩ技术产品和优秀技术人员，开展教学培育、实操演示以及项目开发等活动。将企业案例融进教学课程体系能够将ＡＩ素养教育的应用场景具象化，
帮助学生理解并代入具体情境，进一步提升ＡＩ素养教育的成效。
为确保ＡＩ技术的合理使用，图书馆必须系统嵌入ＡＩ伦理和法制教育。首先，图书馆应根据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权威文件，建立ＡＩ伦理教育标准，为师生提供规范化、系统性的ＡＩ伦理教育内容［22］。其次，图书馆要发挥自身平台与资源优势，在强化科研学习场景下的伦理教育基础之上，区别学科背景，在不同场景中深入开展ＡＩ伦理教育。最后，要强化教学实训与反馈，通过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实践情况，用真实案例向其传输以人为本等伦理观念。
高职院校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及对策探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李还胜
职业倦怠是工作压力引发的心理行为极度疲劳耗竭状态，严重影响教师身心健康、工作满意度与教学效果。长期倦怠会降低教师职业幸福感，使其教学热情减退、方法僵化，减少对学生的关注指导，进而影响学生发展。心理学领域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颇丰，但高职教师群体因兼具理论教学、实践指导、校企合作及实习管理等多重任务，其倦怠问题具有独特性。探究该群体倦怠问题及应对策略，对提升教师幸福感、促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就此分析其问题与对策。
一、基线资料及方法
（一）基线资料
本研究以2021年1月6日至2024年1月6日期间接受问卷调查和访谈的88位高职院校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教师35例，占总样本的39.77%；女性教师53例，占总样本的60.23%。88例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7.2±7.5）岁。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在高职院校全职任教，具有教师资格证书，从事教学工作满一年以上，能够理解并配合完成本研究的各项调查和评估，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详细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且目前处于发病期的教师；近半年内有离职、转岗、休长假等情况导致教学工作中断的教师；因身体原因无法正常履行教学职责的教师；存在认知或语言障碍，无法正常沟通和完成问卷的教师。
（二）方法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88位高职教师的工作倦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
1.问卷调查：应用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MBI），对受试者开展调查。详细内容为：情感衰竭、去人性化和个人低成就几个维度。共22道题。使用Likert7点计分原则，评分范围从“从来没有”一直到“每天都有”，分数和工作倦怠程度呈正比。
调查受试者基本信息，详细为：教师的基本信息，工作情况，对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的满意度等。问卷共发放88份，回收有效问卷88份，回收率为100%。
2.工作人员针对所有受试者，开展深度访谈。访谈提纲主要围绕教师
的工作压力源、工作倦怠表现、工作期望和应对策略方面进行。
访谈采取半结构的形式，根据教师的回答，工作人员对问题进行适当调整，以获取更加丰富、深入的信息。
（三）观察指标
1.对比两组情感衰竭维度分数。
2.对比两组去人性化维度分数。
3.对比两组个人低成就感维度分数。
（四）统计学原理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一）受试者情感衰竭相关表现
不同工龄教师每日因教学产生疲劳感的天数存在差异：工作1～3年教师为1.25±0.58天，工作4～6年教师为2.56±0.89天，工作7年及以上教师为3.89±
1.23天，疲劳感天数随工龄增加呈上升趋势。在情绪相关指标方面，受试者因教学压力引起的情绪波动频率为每月3.65±1.32次；
情绪波动后负面情绪持续时长为5.28±2.15小时；
因教学压力引发情绪失控的教师共15人，占比达17.05%。
（二）受试者去人性化相关表现
去人性化是职业倦怠的核心表现之一，指个体在工作场景中对他人产生冷漠、疏离的态度，主动减少情感投入与有效互动的心理及行为状态。不同教学年限教师每周对学生表现出不耐烦的次数存在明显差异：教学年限1～3年的教师为1.12±0.45次，教学年限4～6年的教师为2.36±0.78次，教学年限7年及以上的教师为3.58±1.02次，不耐烦次数随教学年限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在师生互动态度方面，面对学生提问或求助时，采取简单敷衍回应的教师共45人，占比51.14%；刻意回避与学生单独沟通的教师共28人，占比31.82%。在同事协作与交流层面，不同教学年限教师每月主动参与同事间教学交流活动的次数呈递减趋势，其中教学年限1～3年的教师为3.25±1.13次，教学年限4～6年的教师为1.86±0.97次，教学年限7年及以上的教师为0.98±0.64次。团队协作态度相关数据显示：
对团队合作表现出消极态度的教师共36人，占比40.91%；在协作任务中采取敷衍了事做法的教师共22人，占比25.00%。
（三）受试者个人低成就感相关表现
本研究中，在教学成果相关自我怀疑方面，教学年限1～3年的教师每月因教学成果不满意产生自我怀疑的次数为1.35±0.62次，教学年限4～6年的教师为2.68±0.95次，教学年限7年及以上的教师则达到3.81±1.24次，自我怀疑次数随教学年限的增加呈显著上升趋势。整体来看，认为常规教学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教师共52人，占比59.09%。在职业发展前景迷茫频率上，不同工作年限教师的差异同样显著：工作年限1～3年的教师对职业发展前景感到迷茫的频率为0.86±0.43次/年，工作年限4～6年的教师为1.97±0.78次/年，工作年限7年及以上的教师为3.12±1.06次/年，迷茫频率随工作年限增长逐步升高。在职业价值感与同行比较相关指标中，因职称评定、科研成果等挫折觉得自身努力未获得应有回报的教师共48人，占比54.55%；每月因看到同行成就而产生自我贬低情绪的教师共37人，占比42.05%；在竞争环境中，因与同行比较而强烈感觉自己不如他人的教师共29人，占比32.95%。
三、讨论
职业倦怠的成因呈现出多元交织的特点：职业倦怠的核心诱因是职业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此类矛盾在相当一部分教师群体中更为突出；制度和管理机制不健全也为导致此类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评价体系量化导向偏斜，令教师工作压力增大；由于高职院校“跑教”模式造成的人际联系弱化和职业教育特有的高强度情绪劳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加剧教师职业激情耗竭。
本研究显示，高职教师情绪疲劳随教学推进持续加剧，初期仅大型公开课、课程设计等任务引发疲惫，后期常规备课、授课、作业批改亦产生难以快速恢复的疲劳感。为适配行业发展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法，叠加学生个体差异大、学习动力不足、纪律薄弱等问题，教师心理资源持续大量耗竭，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频发且强度提升，心理调适能力下降。长期情感衰竭易诱发失眠、焦虑等心理问题，且教师课堂情绪状态会直接传导至学生。
职业生涯初期，教师仅对个别调皮学生偶尔不耐烦，随着教学推进逐渐对多数学生缺乏关心耐心，减少情感交流，根源是未从学生处获得足够积极反馈，付出未得回应致情感投入递减。工作之初教师积极参与同事交流合作，后因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竞争加剧及资源配置失衡，部分教师为规避冲突、减轻压力，
减少沟通协作，趋向独立封闭工作。
教学初期教师能客观看待教学不足，后期却因自我设定过高标准、过度关注学生进步，常觉教学未达预期，学生表现不佳时易归咎自身，产生自我怀疑。严苛的职称评定标准与激烈竞争，叠加科研资源有限、教学任务繁重，努力未得回报，陷入职业发展迷茫。在竞争环境中，教师与同行对比时易放大自身不足，产生自我贬低情绪，长期低成就感严重侵蚀工作热情，削弱职业认同感，对高职教师队伍稳定与教育教学质量造成不利影响。
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需承担授课、备课、作业批改、课程设计等工作，实践教学重视度提升后，实习实训指导进一步增加工作量；同时科研压力大，院校对科研成果要求高，教学科研双重负荷令教师身心俱疲。学生管理难度加剧，生源结构复杂，部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习惯不良，需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引导。
晋升机会有限，职称评定标准严苛、竞争激烈，科研成果等要求难达标；职业发展路径模糊，教师规划迷茫，工作积极性逐渐消磨。院校管理重量化考核、轻人文关怀，教师遇压力难获支持；同事互助氛围薄弱，家庭因工作失衡难获理解，压力无法得到有效缓解。
高职教师肩负教学、实训指导、科研多重任务，工作负荷繁重；生源结构复杂、学生管理难度大，需投入大量精力引导。职称晋升标准严苛、竞争激烈，职业发展路径模糊；院校重量化考核、人文关怀不足，社会支持体系薄弱。加之教师自我效能感偏低、心理特质存在差异，多重因素叠加共同加剧其职业倦怠。
对于以上问题，应当构建相关解决对策。一是优化学校管理机制科学分配工作任务。依据教师专业背景、教学能力、科研专长及身心状态，合理划分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工作比重，避免任务分配不均导致的超负荷劳动；针对教龄7年及以上、倦怠程度突出的教师，可适当减少重复性教学任务，增加学术交流、教学创新等弹性工作内容。
改革评价激励体系。摒弃“唯科研、唯论文”的单一量化导向，建立涵盖教学质量、育人成效、学生满意度、教学创新等多元指标的评价体系；将情绪劳动、实践教学指导等纳入工作考核，对表现优异者给予职称评定倾斜、科研经费支持等奖励。强化人文关怀与心理支持。设立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定期开展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专题培训；建立“老带新”帮扶机制，缓解青年教师适应压力，同时为高年资教师提供职业转型指导，破解发展困境。
二是提升职业认同感
强化价值宣传与政策扶持。通过媒体平台宣传高职院校教师的育人贡献与职业价值，破除“重普教、轻职教”的社会偏见；政府加大职业教育资源投入，设立教师专项奖励基金，对长期坚守职教岗位、成效显著的教师给予表彰。
搭建实践与合作平台。推动校企深度合作，为教师提供行业一线实践、技术培训等机会，助力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接轨，降低因知识更新压力产生的倦怠；鼓励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支持，拓宽职业成长路径。
三是教师主动自我调适，增强抗倦怠能力
优化心理状态管理。主动学习情绪调节、压力缓解等心理知识，经过运动、冥想、社交等方式释放负面情绪；理性看待工作中的挫折与不足，避免过度自我否定，建立积极的职业心态。
确定职业发展规划。结合自身优势与行业趋势，制订短期、长期职业目标；积极参与培训、教研活动，更新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提升自我效能感。
结束语
综上所述，职业倦怠是一种由教学负荷、管理压力和职业发展困境等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系统问题，不仅关系到教师的身心健康和职业生涯，而且对高职教育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指出：情感耗竭、去人性化和个体成就感低下的三方面特征，可为精准干预提供实证依据。要想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坚持“协同治理”，采取有效方式，优化学校制度、实现社会价值认同和教师的自我调节。在后续工作中，需要积极深化对职业倦怠影响机制的动态追踪，总结运用针对不同教龄、不同学科的差异化干预策略，为高职院校教师队伍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路径。
高职院校廉洁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李远帆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机制的重要举措。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2025年1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要求“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讲好中国反腐败故事”。高职院校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部署，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结合所在地区和行业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学校自身特点，把廉洁文化建设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宏观层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之举
当前，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近年来党中央在全党持续开展主题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构筑起坚固的思想堤坝，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同时，党中央针对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展专项治理，严肃查处一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聚焦“已病”，大力抓好“治”，也要关注“未病”，提前谋划“防”。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和专项治理的必然要求。“廉洁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息息相关，通过加强廉洁文化的宣传教育，能够把清廉熔铸到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群众的思想之中，使敬廉崇洁成为一种新风尚，在大学校园厚植清廉的种子，从而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二）中观层面：传承文化服务地方的必然要求
高职院校是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阵地，承担着为行业发展培养所需专业人才的重任，也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助力。首先，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能够传承和发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地方文化产业，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其次，地方和行业发展离不开高素质人才，人才的品德直接决定了是否能够发挥所学专长，为企业和社会发展起
到正向促进作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廉洁教育和校园文化等方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良好的品德，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三）微观层面：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的必要举措
当前，青年干部和学生干部问题引起的热议不断，一些“90后”甚至“95后”干部年纪轻轻便因贪腐问题身陷囹圄，由此带来的腐败“年轻化”和“低职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网上频频爆出一些高校学生社团等组织“官僚化”，学生干部摆架子讲排场，欺凌同学等问题，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下沉”高职院校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象牙塔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法外之地。高校反腐倡廉任务同样艰巨繁重，甚至还会面对一些‘独有难题’，廉洁文化建设与持续教育显得尤为关键重要”。因此，如何抓住青年价值观念成长的关键期，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成为重要课题。高职院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德育是贯穿整个教育过程始终的重要环节，要遵循学生发展的规律，抓住德育的关键期，通过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帮助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新世纪人才。
二、当前高职院校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一）部署谋划上不够系统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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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67篇）2026年5月调研报告汇编
链接地址：http://www.bibiwenku.com//index/article/detail/detail_id/446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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