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出版说明
一、千秋伟业铸巨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来的？
二、喜看稻菽千重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
三、沧海横流显砥柱——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何摆在首位？
四、神州人人皆舜尧——人民当家作主怎样通过制度来实现？
五、治国安邦倚重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如何保证公平正义？
六、高效协同更便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如何优化？
七、经世济民正其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何重大发展？
八、凝心聚神谱新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怎么守正创新？
九、惟愿苍生俱饱暖——民生保障制度如何惠及全体人民？
十、同心共筑平安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如何搭建？
十一、家在青山绿水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如何为美丽中国保驾护航？
十二、铁血丹心铸军魂——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为何动摇不得？
十三、历史大势不可挡——“一国两制”重要制度为什么完全行得通？
十四、命运与共同凉热——和平外交政策如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十五、激浊扬清织密网——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如何健全完善？
十六、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行稳致远？
出版说明
为深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帮助人们更好理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项决策部署，我们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梳理出16个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撰写了2020年通俗理论读物《中国制度面对面》。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际，紧密联系干部群众思想实际，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阐释，力求做到观点权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洁、形式活泼多样，可作为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助读物。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一、千秋伟业铸巨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来的？
2020年7月
长江黄河奔腾不息，神州大地物换星移。5000年、180年、100年、70年、40年、8年……在滚滚向前的时间轴上，这些节点诉说着中华民族的世事沧桑和苦难辉煌。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接续探索，为实现“中国之治”而不懈努力。
2019年金秋十月，硕果累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擘画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人们对中国制度的艰难探索感慨万千，对中国制度的博大精深由衷赞叹，对中国制度的雄浑伟力无比自豪。
一、上下求索吹沙见金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所谓制度，概而言之，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规范和准则。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任何一个国家，要保持长治久安、纲维有序，就必须有一套稳定成熟的制度体系。可以说，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理想。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制度文明，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的典范。据史料记载，隋唐朝贡场面盛况空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蔚为壮观。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当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和制度革命时，沉湎于“天朝上国”美梦的中国社会，却还在以历史的惯性向前运行。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面对他们带来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和信息，乾隆皇帝嗤之为“奇技淫巧”，对西方发生的一切不屑一顾。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中，清王朝的美梦很快就被戳破了。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不适应工业化大生产，在“洋枪洋炮”面前败下阵来。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发动侵华战争，由于那时制度的腐朽落后，注定了中华民族“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历史命运。为挽民族于危亡、扶大厦之将倾，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北洋水师的甲午惨败，深深地惊醒了国人，中国之败表面上是技不如人，根子上是制不如人。自此，中国走上了制度变革探索之路，先后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种种方案，但都一一碰壁，以失败而告终。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成为制度现实，让黑暗中彷徨无计的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但要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先进制度，必须有一个先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在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对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无论是“互助合作运动”还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无论是“三三制”还是“豆选法”……这些早期实践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和价值主张，为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从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立起了国家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劳动保险制度……全方位构建起社会主义制度大厦。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我们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存在的制度问题，还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对制度造成严重破坏。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总结制度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性”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立破并举、正本清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套制度对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特别是关系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巩固。比如，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同时，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到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科技体制改革到文化体制改革……这些“中国特色”，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对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相比过去，新时代制度建设更多的是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两次全会一以贯之，是新时代制度建设的“上下篇”。“上篇”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明确了制度建设的任务书和着力点；“下篇”系统梳理和集成升华了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描绘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拍脑袋臆想出来的，而是经过从理论到实践的反复探索、历尽千辛万苦形成的。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从鸦片战争引发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摇摇欲坠”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新中国成立为节点，第一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义为指向、为归依的百年求索，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百年复兴。
回顾近代以后中国立制、创制的艰辛历程，中国人民苦苦追寻、不懈探索、接力奋斗，有过山穷水尽的迷茫，有过屡试屡败的苦楚，有过照搬照抄的教训，有过成功探索的喜悦，书写了一部在困顿中觉醒、在艰难中摸索、在坚守中创新的壮丽史诗。
二底蕴深厚吐故纳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我国古代无数寒门书生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的生动写照。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了1300多年，将读书考试同入仕为官紧密联系在一起，破除了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打开了下层精英参与政治的通道，对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同时期，欧洲各国在官员选用上，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政党分肥制，容易带来阶层固化和权力垄断等流弊。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18世纪后备受西方国家的青睐赞赏，继而被效仿借鉴，成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直接来源。曾旅居中国的英国人格尔斯惊叹道，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发明，可以与中国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相媲美。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孕育并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丰富思想。公元前1000多年形成的周礼、周制，“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有效保证了周朝800年的“国祚绵长”；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历经几百年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封建制度，在皇权继承、中央集权、官吏、礼教、土地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百代都行秦政法”。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土壤。走向历史的深处，今天的很多制度都可以找到渊源。
比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观念。自秦汉以后，我国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就拿文字来说，从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开始，几千年来天南地北的中国人虽然口音差别很大，但文字是相通的，这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和心理基础。即便是处于战乱纷争、政权割据时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也成为时人对国家统一最强烈的表达。
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黎民百姓是统治阶级的衣食来源，是支撑国家运行的根本基础。同时，统治者也从历次农民起义中看到民众的力量，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自古就有“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治国理念。
比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礼教制度。古人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子》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强调的是，“礼义廉耻”对于国家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隋唐以后，历朝历代都设有礼部，专门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活动和科举取士等事务，对于维护封建礼法、稳定世道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代天巡狩、整肃纲纪”的巡察体系。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立了官职“方伯”，对各诸侯进行巡视监察；汉武帝时期，创设了刺史制度，对地方郡县进行监督和控制；隋唐以后，专设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等事务；明清时期，八府巡按的主要职责就是巡视各省、考核吏治。我国封建社会巡察制度是比较成熟完备的，巡察官员权威极大，“御史出巡，地动山摇”“八府巡按，手捧尚方宝剑，八面威风”。众所周知的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御史清官铁面无私、惩恶扬善，他们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绵延不绝的中华历史中，古人以其智慧创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为今天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镜鉴。
三一脉相承焕发生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国外一些人断言“社会主义倒台了”“共产主义终结了”，国内也有一些人质疑“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面对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邓小平同志坚定地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3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当我们重温那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历经时代的洗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不仅举稳了，而且举得更高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
以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出版为标志，社会主义诞生，历经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演绎了一幕幕兴衰成败的历史活剧。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制度有过很多设想，但大多只是理念和原则上的构想，并未真正付诸实践。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很多制度建设的经验，但后来逐渐走向僵化，再后来又在变革中改旗易帜，偏离了正确方向，直至亡党亡国。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国家更快发展起来，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制度探索之路。
“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国度里探索制度之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较为高级的制度形态，一般情况下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建立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如何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贫困状况，最根本的就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70多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牢牢扭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
“百舸争流千帆竞”，我们是在发展不平衡的国度里探索制度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自然禀赋和发展基础不同，城乡差异较大，“整齐划一、齐头并进”的发展是不现实、不可能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城市、搞活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等政策，使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这些年，国家不断加大转移支付、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力度，促进生产力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
“唤起工农千百万”，我们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探索制度之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总人口已突破14亿。在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17世纪，荷兰崛起时人口是百万级的；19世纪，英国崛起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国崛起时人口是上亿级的。如何将社会主义建设与10多亿级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变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党凭借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同心干，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
“乱云飞渡仍从容”，我们是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探索制度之路。从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有所消长，但总体上“资强社弱”的国际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社会主义中国从成立到发展，长期处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之中，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压力下谋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的封锁围堵和遏制打压，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的较量和竞争中，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还一步步发展壮大。
四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翻开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到，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独立发展，需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发展和完善自己。从我国古代来看，唐朝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宽广胸襟，成就了大唐盛世；清朝因“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狭隘眼界，导致了落后挨打。其中的道理不辩自明。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照抄，不能想象突然搬来一座“飞来峰”，必须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吸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天然就具有开放包容的品格，善于学习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在博采众长中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
先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我们以苏为师，走苏联人的路。当时有这样的说法，“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通过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再就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成果而言。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许多文明成果。其中很多成果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对社会主义同样有用。改革开放后，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某些先进做法。从引进现代化生产线到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从建立资本市场到股份制改革，从通信技术迭代到互联网发展……这些“舶来品”，经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发展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
列宁曾说，建设社会主义就像攀登一座未经勘探、人迹未至的高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是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是从近代以来深重苦难中求索出来的，是从我们党近百年接续奋斗中创造出来的，其过程无比艰辛，其成果无比辉煌。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彪炳史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发扬光大。
二、喜看稻菽千重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中华大地。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从武汉果断封城到全国各地严防死守，从数万名医护人员逆行驰援到19个省份对口支援，从全力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和维护安全稳定两不误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从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到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这场感天动地的伟大战“疫”，所迸发的磅礴力量横扫一切病魔阴霾，所彰显的中国制度优势让世人为之惊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疫情是制度优劣的“透视镜”，相较于某些西方国家抗击疫情效率低下、应对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社会号召力、群众组织力和资源调配力。2020年5月6日，新加坡一家民调机构针对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抗疫表现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以85分位居榜单之首，而西方主要国家的分数大都在全球平均分（45分）以下。衡量一种制度到底优越不优越，关键要从它在国家危急关头的现实表现来考察，从它的治理效果来评判。经过70多年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治理优势和效能，不仅能从理论上进行透彻阐释，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印证。
一中国制度好在哪儿
曾几何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被奉为圭臬，“往西看”“向西方取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唯一路径选择，“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几乎成了定论；而如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疾病缠身、麻烦不断，欧美国家乱象频发，一些追随者纷纷陷入“民主陷阱”“发展陷阱”。与“西方之乱”不同，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上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国制度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危急时刻都展现出强大的优越性和有效性。许多国家纷纷“向东看”，探寻“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希望从中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良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必须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说到底，就是因为它更能满足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对制度的要求，代表了当今世界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我们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最根本的就是好在这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这既是理论层面的概括提炼，也是生动实践的深刻总结，更是亿万人民的切身感受。
比如，这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引的好制度。道路决定命运。走什么样的路，如何避免走错路，关键是要有思想理论的科学指引。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建设和改革中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最根本的就在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之旗和精神之魂。这一思想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把人民福祉、党的使命和国家前途贯通起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成为指引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
比如，这是有党的坚强领导的好制度。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天然的共生关系，决定了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变不了色、改不了道。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来看，凡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能够江山稳固；凡是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会改旗易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党的领导不仅确保了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能够保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一以贯之，“一张蓝图绘到底”。而西方国家的政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多只能考虑任期内的事，没法从长远来谋划，即使制定了长期政策，也会被后任像“翻烧饼”似的推倒重来。
比如，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好制度。在我国制度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等，无不鲜明地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崇高理念。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名义上“民有民治民享”、实质上“以金钱资本为中心”有根本不同。举例来说，无论我国什么地方发生火灾，消防员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惜一切代价扑灭火情。而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同，2019年美国加州发生了一场山火，消防员“谁交费先救谁”，优先保护富人的豪宅，没交消防费的住户只能望“火”兴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产化为灰烬。肆虐的大火，犹如人间炼狱，烧出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真相。
比如，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制度。三峡工程18年移民130多万、扶贫脱贫几十年如一日、挖通一个隧道历时十几年、南水北调跨越半个中国……这些需要调动的资源和力量之巨是无法想象的，其他国家很难做到。特别是，这个显著优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集中体现。我们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全国之力，集优质资源，为战胜疫情形成了强大合力。在我国，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从而具有超强整合力、强大动员力和高效执行力；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从而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从而确保全党服从中央、地方服从全局，等等。所有这些，都确保了全党、全社会能够做到上下一条心、劲往一处使。
比如，这是为事业聚英才的好制度。在我国，选拔优秀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不是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是坚持天下为公、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有效避免了西方国家党派纷争、利益偏狭等弊病。我们每一级干部的选拔，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历经长期的政治锻造和实践锻炼。平均来算，一个干部从入职到成长为正部级领导干部，需要从700多万个干部中脱颖而出，经历时间至少23年。而在西方某些国家，连一天从政经验也没有的人，居然能堂而皇之竞选当上总统，并用一些职位来回报“金主”，这同我国的“贤能政治”有着本质差别。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国家之间的竞争表面上是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实力强弱的比拼，深层次上是制度优劣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
二“两大奇迹”的制度密码
京冀大地，凤凰展翅。2019年9月，拥有世界最大规模单体航站楼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这座现代化机场仅用了5年时间就建成，建筑面积约140万平方米，耗资800亿元人民币，年旅客吞吐量可达1亿人次，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多个之最，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英国《卫报》发布的“世界新七大奇迹”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列榜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评价，这座新机场是2019年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建筑。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惊艳亮相，是新中国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集中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威力和实践成效。7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性，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所谓奇迹，就是极不平凡、很难做到的事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新中国70多年来发展的伟大成就概括为“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是党带领人民长期不懈奋斗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显著优势充分发挥的必然结果。
发展奇迹“惊天地”。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百业凋敝、一贫如洗，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当时，我国的“人均钢铁产量只够打一把镰刀”，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现在，中国已拥有通车里程位居世界第一的高速公路，高铁运营里程超过世界2／3，掌握超过全球1／3的5G标准必要专利。短短70多年间，我国从白手起家到赶超世界、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建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9年我国GDP达到99.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
是什么推动中国经济腾飞？有人归结为人口红利、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等“比较优势”，但这些因素只能带来一时增长，无法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起根本性作用的是制度的威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通过改革激发出体制机制的活力，产量和效率就大大提升。西方有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我国发展的客观现实，却不愿承认其背后的制度原因。事实上，我们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资本主义有益因素结合起来，既强有力地主导经济发展的大局，又注重释放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能，确保中国经济列车沿着正确的轨道快速前行。
稳定奇迹“羡世人”。当前，我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联合国有关机构数据显示，我国每10万人中命案发生不到1起，低于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处于极低水平。在当今世界国际乱局交织、局部冲突和动荡不断、恐怖袭击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能在快速变革和发展中保持总体稳定，可谓独一无二。而有些国家宣扬人生而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事实上他们的国民拥有的却是恐惧中的自由。
是什么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在我国，有着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治理网络，确保整个社会大局平稳可控。同时，我国有着科学完善的利益协调、矛盾化解、诉求表达、决策参与和应急管理等机制，能及时有效消除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做到“明察秋毫之末”“防患于未然”。
评判一种制度是否行得通、有效率、真管用，实践最有说服力。面对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甚至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
三坚定中国制度自信
2019年年初以来，一档思想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在东方卫视热播，圈粉无数，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节目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通俗的表现手法，采用“演讲＋真人秀”的形式，不仅向观众呈现一个客观立体真实的中国，而且深度挖掘中国发展的制度原因。凡是收看过该节目的观众，都被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所打动，无不为其中透射出的强烈制度自信所感染。
制度自信，简单地说，就是对自己国家社会制度的认同、坚守和捍卫。在“四个自信”中，制度自信更具体、更显现、更刚性。可以说，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是增强“四个自信”的强大底气和有力支撑。自信常常是“顺境中易、逆境中难”。今天我们强调制度自信，就是因为有些人还有不自信的问题，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需要从思想上、精神上多补点“钙”。特别是在目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总体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增强制度自信关乎道路方向，关乎前途命运，尤为重要、非常紧迫。
宣传教育强认同。制度宣传教育犹如在人们心中播撒种子，必须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要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认识形成这套制度的宝贵经验和基本原则，切实增强认同感和自信心。制度宣传教育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要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体现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真正把制度自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讲好故事增了解。“酒香也怕巷子深。”700多年前东西方鲜有交往，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撰写的游记，把一个富饶强大的中国带到了欧洲人的面前。这本书犹如一把钥匙，向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对西方人的东方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对于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影响力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在国际上一定程度还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最要紧的是采取合适的方法，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适应受众的接受习惯，创新传播方式，善于借用“外嘴”说话，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制度的基本理念和特色优势。
正本清源辨是非。近些年来，国际上有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甚了解，有的还存在误解误读，甚至故意歪曲抹黑。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谬论试图搞乱人们的思想，动摇广大干部群众的制度自信。对这些错误观点必须旗帜鲜明予以批驳，明辨是非、激浊扬清。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性和独特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利于更充分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旺盛生命力。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继往开来，熠熠生辉的中国制度，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壮美航程；放眼世界，魅力四射的中国制度，必将为人类制度文明宝库增添璀璨光彩。
三、沧海横流显砥柱——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为何摆在首位？
2020年1月7日，北京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并对新的一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制度性安排从2015年开始，已经实施了6次，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意义十分重大，对于全党起到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作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为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供有力制度保证。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首要位置，突出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统领地位，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要害。这是对新时代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提出的根本政治要求，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制度保证。
一众星捧月定海神针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先后发生了著名的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武装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但由于缺乏先进领导力量和崇高社会理想，自发的工人运动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1848年，两个年轻人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有了自己的行动纲领，社会主义从人们的美好想象变为科学的革命运动。从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科学社会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潮起潮落中相伴而行、休戚与共。
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这决定了我国必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70多年伟大征程波澜壮阔，党领导人民在筚路蓝缕中艰难起步，在封闭僵化中勇毅破局，在严峻考验中坚强捍卫，在伟大斗争中砥砺前行……中国共产党同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
唯有高瞻远瞩的“领路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才能始终高高飘扬。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高高举起社会主义旗帜，确保红色基因代代赓续。新生政权刚刚建立时，针对中国应该选择何种社会制度，社会上还有不同看法，但我们党坚定地认为，中国一定要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改革成为共识，但往哪儿改、改什么还存在争论。对这个问题我们党非常明确，无论是对内搞活经济还是对外开放，都必须在社会主义原则下进行，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改革就有可能改向，变革就有可能变色。正因为有党的举旗定向，才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山永固、基业长青。
唯有不屈不挠的“革命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才能破浪前行。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航船开辟的是未知航道，前方有许多旋涡、暗礁和险滩，需要不断探索和突破。我们党是一个大无畏的革命党，敢于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伟大自我革命，一次次靠自我革命解决了自身存在的问题，纠正了所犯错误，使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正因为党具有鲜明的革命品格，才能破除思想观念的禁锢和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社会革命，使“中国号”航船涉深水、过暗礁、闯险滩，顺利穿越壮丽而艰险的时代航道。
唯有凝心聚力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才能巍然屹立。中国共产党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一个有14亿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地阔步前行，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不行的。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党内和社会上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行为，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基础容易受到侵蚀和消解。在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只有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才能形成统一意志和行动，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稳步前进。
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党从不讳言自己的利益追求，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与西方政党代表特定利益集团有着根本区别。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这不是争权夺利，更不是专制集权，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才能稳稳到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早日实现。
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中国象棋是一项古老的益智游戏，最早雏形距今已有3000多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象棋的魅力就在于，布局精妙、攻防有序，将帅稳坐中军帐，象相士仕列两旁，车马炮各展所长，卒兵英勇向前进。
治国如棋局，党中央就好比将帅，在全盘之中起着大脑和中枢的作用，对下好、下活全党全国这盘“大棋局”至关重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的重大原则，也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维护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问题。第一国际时期，面对巴枯宁鼓吹的反权威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严厉批判。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但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就遭到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为什么巴黎公社存在那么短的时间就失败了？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当时巴黎公社委员会每逢开会时，都实行会议主席的临时推选制，规定每个委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职权发号施令，导致革命力量松散混乱、各行其是，最终使公社政权遭受覆灭。后来恩格斯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也面临类似的考验。在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围绕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党内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孟什维克分子主张多中心领导，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央领导机构领导全党活动。对此，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进行了彻底的斗争，提出了要坚决维护中央委员会的权威。“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就成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最终决裂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长期努力，布尔什维克内部逐渐树立和强化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权威，确保党中央的决定能够得到无条件执行。正是有了这个坚强的政治保证，后来的十月革命中，在列宁等领导人的统一指挥下，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像潮水般涌入冬宫，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历史总是那么充满戏剧性。70多年后，也正是因为苏共主动放弃党的领导、削弱了党中央权威，才导致这样一个大党大国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形成并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在党成立早期，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导致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只有一个核心。”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革命才得以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才得以不断向前推进。即使是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内乱，有党中央的掌舵定向，党和国家事业也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航船依然在曲折中奋力前行。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全面显著提高，根本在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对此，每个新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都深有感触，由衷为有这样的大党领袖、大国领袖而感到无比骄傲。
三贯穿全局贯彻到底
利剑高悬，明辨忠佞。2020年5月中旬开始，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15个巡视组，对3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进行全面“政治体检”。中央和国家机关离党中央最近，服务党中央最直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在党和国家政治架构和组织体系中处于中枢位置，地位十分重要。此次巡视聚焦这些“中字头”“国字号”，目的就是要督促中央单位坚定政治立场、坚决履行职责使命，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在我国，党的全面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涉及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体现在各级各类组织的活动之中。要把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地贯彻好，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健全党领导一切工作的各项制度，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有了制度的刚性约束，才能确保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得到有效执行，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以往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立足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明确了6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只有全面贯彻落实好这些制度要求，党的领导这个本质特征才能体现好、这个最大优势才能发挥好。
在着眼夯实党的根基立场上，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以及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初心和使命映照着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必须通过制度要求将其深深扎根于广大党员干部心中，筑牢思想之基。2019年6—11月，分两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全党同志的思想境界普遍得到提升。为了巩固主题教育成果，《决定》专门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推动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为人民服务，是里子，而不是样子，为民解难就是为党分忧。《决定》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在着眼维护党的权威统一上，全会提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以及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近年来，我们党陆续制定或修订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党内法规，从制度上保证了党的领导全覆盖，保证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这次全会再次强调，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落到实处。同时，全会对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等方面作出部署，为强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有力制度保证。
在着眼保持党的先进纯洁上，全会提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以及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我们党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既要本领高强，也要自身过硬。《决定》从全党、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3个层面提出了能力要求，又对加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制度安排。特别是对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作出了专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把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起来，完善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
“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即将走过一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个古老民族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从羸弱到富强的苦难辉煌，正阔步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必将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四、神州人人皆舜尧——人民当家作主怎样通过制度来实现？
孟夏草木长，神州焕生机。2020年5月21—28日，备受瞩目、万众期待的全国两会在北京举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这次两会打破了23年来的惯例，推迟两个多月召开，注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8天里，虽然会期压缩、日程紧凑，但代表委员们坚持高标准履职尽责，认真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高”工作报告，围绕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编制“十四五”规划、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充分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全国两会的召开，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有效控制疫情的重大信号，也反映了党和国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坚强政治意志。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政治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如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和形成了一整套多层次、全方位的制度安排，最真实、最广泛、最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和崇高追求。
一以人民民主为生命
民主是人类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其本意是要求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专制是一个巨大进步，但这种民主建立在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基础之上，本质上代表的是资本拥有者的利益，因此它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专利。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和局限性，认为未来社会的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人民主体之上，是人民自己的作品。
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根本不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光辉旗帜。它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使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享有国家制度所保障的充分民主权利，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代表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那么，人民民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党和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国体、政体以及其他一切治国理政活动，都必须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制定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都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国家各方面治理活动和工作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过程。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政治制度安排，都是为了让人民享有最广泛最充分的民主权利。
人民民主如何通过制度来体现？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人们根据社会契约让渡一些权利，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来统一行使。而我国的人民民主与之有着根本区别，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所有政治制度的构建和运行都是围绕人民来进行的。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无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是确保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安排，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
人民群众怎么参与政治生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时，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听证会、电视网络问政、政务公开、领导热线、监督举报和意见征集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比如2019年10月31日至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最后共有约4.7万人提出超过5.7万条意见，未成年人的意见占近一半。其中很多意见得到吸收和采纳，使这两部关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更加完善。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前进道路上，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二全过程民主优势多
1989年11月，当150多公里的柏林墙开放时，西方世界为之欢呼，称其为西式民主自由的胜利。西方甚至还有人鼓吹，社会主义的命运行将终结，西方民主制度已经站上了历史巅峰，成为人类政治制度的最终模式。
30多年过去了，今天当人们在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时，却看到了与西方人的预想大相径庭的情形：西式民主并没有高歌猛进，不仅没有成为解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反而成为搞乱世界的祸害之源。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其高效、广泛、真实等鲜明特点，成为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星空中最耀眼的星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时，同正在参加法律草案意见建议征询会的居民代表亲切交谈。他特别强调：“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这个重要论断，道出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显著优势。
民主选举全过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经过逐级投票、自下而上选出的人民意志代言人。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例，在县乡直接选举、省市间接选举的基础上，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在35个选举单位选出2980名全国人大代表。我国现有五级人大代表262万多名，其中乡镇级188万多名、县级59万多名，占代表总数的94％。他们都是被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民主性、广泛性毋庸讳言。
民主协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谛就是有事好商量，把民主协商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全过程，在全社会形成最大公约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通过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把各方面的智慧和意愿凝聚起来，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
民主决策全过程。在我国，任何一项关乎全局的重大决策，都是经过充分的民主程序，最大限度地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作出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产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起草文件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各地各部门征集了109份意见建议；起草过程中，多次书面或召开会议征求意见，收到118份反馈意见和10份发言材料，共提出修改意见1948条，其中很多意见对《决定》的修改完善起到重要作用；全会召开期间和闭幕后，起草组对代表们在会上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研究和吸收，力求使《决定》最大限度体现全党意志。
民主管理全过程。我国法律规定，各类基层组织都要通过一定形式组织成员参与民主管理。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工会都会定期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事关职工利益的重要事项进行研究讨论；在社区和农村，也通过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和管理辖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住在哪里，都有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机会和渠道，“人人都是主人翁”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民主监督全过程。民主监督，指人民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对各级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以纠正各种违法行为，分为执政党的党内监督、其他党派的党际监督、人民代表的监督、人民舆论的监督和人民个体的监督等。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起一张严密的监督“天网”，确保监督全覆盖无缝隙全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保证了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统一，避免了西方国家“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进入休眠期”“国家权力被少数精英所把持”“政党轮替利益分赃”的虚伪民主。
三健全民主政治制度
1949年9月下旬，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胜利进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商讨新中国成立大业，标志着我国政治制度翻开了崭新篇章。自此以后经过70多年的探索，在民主实践不断深化的同时，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成效，就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出了许多硬招实招，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在根本制度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这次全会在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完善代表联络机制、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加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使人大更好地为人民握紧“权杖”。
在基本制度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这3个方面的制度，对于协调政党关系、解决民族问题、推进基层直接民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它们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独特优势和强大效能的制度创造。这次全会在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支持和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新举措，进一步夯实了民主政治基础。
在重要制度上，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通俗地说，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正因为有了这个制胜法宝，我们才推翻了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才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同心协力，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胜利。这次全会围绕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着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融洽，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1949年5月，当一个崭新的社会即将喷薄而出时，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发出这样的感慨，“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承载着让亿万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走过了光辉的历程，也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绽放更加绚烂的民主之花。
五、治国安邦倚重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如何保证公平正义？
2020年5月28日，万众期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表决通过，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编撰过程历经几代人，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7编正文，以及附则，共1260条，涉及每个人从孕育到死亡的所有方面权益，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可以说，民法典的诞生，就像把一颗颗散落的珍珠串成一条美丽的项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在法治中国征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方向，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70多年来，从颁布婚姻法到形成2万多部法律法规，从强调严格执法到建设法治政府，从设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到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普法运动到建设法治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恢宏图景不断绘就，法治中国建设伴随着时代号角阔步前行。
一法治建设显成效
法官，在人们印象中大都是在法庭上正襟危坐，手握法槌定分止争。然而，有那么一群法官需要时常走出法院大楼，背着国徽去开庭。在高山峡谷、雪原草地、田间地头、海岛渔村，都能看到他们主持正义的身影。这些基层法官身后的国徽，彰显的是法治的尊严和公平，映照的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点滴进步和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首先废除国民党旧法统，从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法制。我们有过法制建设的筑基搭台，也有过法治不彰的沉痛教训，有过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也有过司法改革的艰难破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探索中日臻完善，全面依法治国在实践中铿锵前行。
法律体系已成形。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第一道工序”，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已有法律270多部、行政法规700多部、地方性法规1.2万多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基本实现有法可依。
法治政府稳推进。行政机关是执法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大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行政法规的执法工作，都是由行政机关来实施。政府执法的效果，关系到法治能否落到实处。现在，《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设定的目标和任务基本完成，各级政府公正严明、廉洁高效的良好形象已经树立起来。
司法改革彰正义。司法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是法律实施的核心环节。70多年来，司法体制与新中国一同进步、日益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得到有效保障，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成效明显，一批冤假错案沉冤昭雪，阳光司法让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网站公开的文书总量超过9500万篇，访问总量超过450亿人次。
法治观念入人心。《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阳光下的法庭》……这些颇具知名度的法治题材影视作品，是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注脚。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真诚信仰。1986年以来，我国开展全面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已连续实施了7个五年普法规划，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得到广泛普及，各项事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明显增强。
新中国的法治大厦，是在法制废墟和人治积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程充满艰辛，成就影响深远。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历史性飞跃，完成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国家治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二法治道路坚定走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法律在定国安邦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历史、文化、地域、习俗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世界上形成了不同的法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华法系、欧洲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等。当苏联、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形成了社会主义法系与资本主义法系两大阵营。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与资本主义法治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分权制衡等理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障。由于指导思想、经济基础、组织原则、服务对象等方面的差别，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法治模式。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还必须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具体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国情，内外兼收，在实践中探索开辟的崭新法治道路。
植根实践，艰辛探索。“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正确的法治道路书上抄不来，别人送不来，凭空想不来，只能靠自己走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很多法治原则和成果，都来源于实践的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大制度设计。比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色。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又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又比如，近年来我国出台电子商务法、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就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这条道路是70多年来法治建设实践和经验的集中反映，是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在法律领域的具体体现。
我国法治道路从无到有，是从一片荒芜中走出来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的法治成果十分必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置，以及宪法、婚姻法、土地法、刑法等主要法律的制定，都是借鉴苏联的做法，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搭建起了法制框架。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活动大大拓展，我们也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法治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治保障。正是撷他国法治之精粹，才使我国法治建设获得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启迪。
树高千尺，根深沃土。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人治的根子非常深厚，但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韩非子的一句名言流传至今：“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秦朝统一中国后，制定的法律规范已涉及立法、行政、民事等诸多方面，可谓“秦皆有法式”；汉唐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尤其是《唐律疏议》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周边国家效仿的典范。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的宝贵资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丰厚滋养。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我们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充分发挥法治对道德的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同时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形成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道路千万条，管用第一条。纵观古今中外，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在法治问题上不存在最优模式，也不存在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唯一正确的法治道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三法治中国进行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500多部，推出司法体制改革举措100多项……进入新时代，法治建设按下快进键，法治中国成为响彻神州大地的嘹亮号角。
朗朗乾坤存正气，法治中国再出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作出顶层设计，从制度上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明确要求。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形成完备的“五大体系”，不断提升法治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宪法为本。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颁布实施的，即“八二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所有的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超越或违反宪法。在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上，这次全会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使一切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都依法得到撤销和纠正，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立法为先。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立法是法治的“最先一公里”。现在，我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下一步着重抓住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这个关键，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努力使我们的法律立得住、行得通。同时，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拓展，不断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尤其是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使立法适应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需求。
实施为公。汉代《说文解字》这样解释“法”：“平之如水，从水。”意思是不偏不倚谓之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是人民群众感知法治建设的一把尺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把公平正义这一价值追求贯穿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规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严格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防止出现“选择性执法”“倾向性执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人民心田。
监督为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马克思曾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实施部门，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才能依法独立进行公正裁决。近年来，各地普遍建立的防止干预公正司法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为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法干预和影响司法活动划出了“红线”，使“托关系”“打招呼”等插手具体案件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全社会也必须增强法治观念，特别是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应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杜绝“让别人守法，自己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特权思想，自觉接受监督。
公元前1776年，人类第一部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铭刻在石柱上这样的文字：“要让正义之光照耀大地，消灭一切罪与恶，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3000多年过去了，这部法律的条文已在历史的演进中失去效力，但其中透射出的一些法治精神至今仍受人敬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承载着亿万人民对公平正义的美好追求，在法治强国之路上不断谱写新篇章。
六、高效协同更便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如何优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时，设有35个机构。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此后进行了6次政府机构改革，到1981年国务院组成部门增加到52个、其他工作部门48个，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又先后进行了8次政府机构改革，到2018年国务院组成部门调整到26个、其他工作部门14个。可以说，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与事业的发展进步同频共振，政府的职责使命与国家的繁荣富强息息相关。
在当代中国，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枢纽，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承担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职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立足更好执行党和国家决策部署，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探索中国式行政
古往今来，政府在国家政治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政府和官僚体系，都是为实现皇权的统治而服务的。无论是秦汉“三公九卿”还是隋唐“三省六部”，无论是宋元“二府三司”“一省两院”还是明清内阁制，都是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而设置的集权工具。正如司马迁《史记》所言：“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近代以后西方国家的政府，作为政党政治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无论其掌控权在不同政党之间怎样倒手，代表和维护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国家的总统、总理、首相等政府首脑，虽然其各自国家的政体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言人。针对这种政治现象，恩格斯深刻指出，“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区别于以往一切旧政府，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是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而存在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党的领导下，把为人民服务、推动国家发展作为不懈追求和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层建筑就要适应新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基础就好比气候，政府体制就像衣服一样，气候出现冷热变化，衣服也随之增减。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和特点，人民政府不断改革调整自己的职能定位和内部架构，使行政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此时我国行政体制的建立和调整，基本上围绕着这一主要任务来进行。从最初政务院35个部门开始运转，到195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再到1956年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我国行政体制从零起步，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不断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的行政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而建立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政企不分、管得过多过细的问题。20世纪50—70年代，仅机械工业领域就有七八个部委。后来发生了十年内乱，使国家行政体制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机关得到大规模恢复和重建，但同时也带来机构臃肿、效率不高等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自此，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各方面工作不断深入的需要。这些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使政府角色发生重大变化，由“全能型政府”逐渐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各方面行政职能不断优化、逐步规范，实现了政府职能体系的重大转变。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新行业新业态新领域不断涌现，我国行政体制也围绕这些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围绕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合理设置地方机构4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对政府职能和结构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堪称一次系统性、整体性的重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按照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可以预见，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效能的初步显现，一个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正在形成。
回顾过去7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立足我国基本政治架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中国式行政。它之所以行之有效，就在于能够充分反映党的意志和人民意愿，能够调节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使经济社会既充满活力又有序发展。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
为企业松绑、为创新助力、为公平护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放管服”改革在神州大地激荡开来。国家层面大刀阔斧推进，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坚决砍掉各种“奇葩”证明，尽量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进行探索，如“最多跑一次”“一枚公章管审批”“不见面审批”“一门式一网式”等，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这场上下联动的行政体制改革，实现了政府机构和运行机制的华丽转身，使经济社会活力竞相迸发、财富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据统计，2019年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2377万户，平均每分钟有超过40户诞生；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企业负担得到大幅减轻；推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131项，缩减比例达13％，放宽了企业进入的领域。这些数据，集中反映了各级政府以断腕之痛打开市场活力之门所获得的巨大红利，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亮丽成绩单。
服务型政府，相对于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而言，通俗地讲，就是以服务人民、服务市场和社会为目标，并承担相应职责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些年来，围绕这一方向，我们持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促使各级政府加速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功做法，对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作出了整体性的制度安排。
由“大包大揽”走向“收放有度”，大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明确政府的职责边界，该由政府做的不缺位，该由市场和社会做的一定要放权到位，不能越俎代庖。这次全会提出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为转变政府职能指明了方向。形象地说，就是政府要当好国民经济的“领航员”、市场秩序的“裁判长”、和谐稳定的“守护神”、公共服务的“供给方”、美丽中国的“捍卫者”。
由“物理重组”走向“化学反应”，不断激发政府结构效能。2018年2月至2019年7月，一年多来，从中央到地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展开、压茬推进。国务院主要涉及23个部门，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各地政府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合并。这次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现在，改革已经完成合署办公、人员转隶、机构挂牌等“物理重组”，还需要通过继续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使之发生脱胎换骨的“化学反应”，让政府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
由“粗放式管理”走向“高质量服务”，着力提高政府工作水平。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近年来，随着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深入推进，各级行政机关服务群众的意识不断增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明显减少，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新手段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能力显著提升，“信息孤岛”“数据烟囱”“连接壁垒”等问题正在破解，但与人民群众更高期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19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群众评价的激励机制，推动政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三发挥两个积极性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一个亘古存在的政治话题。二者的关系处理得好，国家就能长治久安、繁荣发展；处理得不好，国家要么陷入内乱甚至分裂，要么失去活力乃至衰退。
我国古代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总体上是中央集权占主导。历史上几次大分裂时期，都与地方势力过大有关。元明清的统治者吸取了历史教训，通过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确保了延续千年的大一统格局。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遏制了地方的自主性，社会上出现的新兴生产力因素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使封建的腐朽统治又延续了好几百年，成为近代以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我国封建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来看，在“家天下”的统治框架内，无论王朝如何更替，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都是“零和博弈”的对立关系，是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
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我们党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代行人民的权力、代表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但我国是一个大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一个省比有的国家还大，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怎么做到既能保证号令统一又能调动地方积极性，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面临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为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既注重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又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使两个积极性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的历史高度，从制度层面对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关系作出刚性要求，努力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落实好全会精神，必须科学把握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提高政治站位，克服本位主义，形成上下一条心、合力办大事的生动活泼局面。
在事权划分上，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同时，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形成权责一致的管理体制。
在财权分配上，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按照分税制原则，把适合作为地方收入的税种下划给地方，为各级政府履行事权和支出责任提供财力保障。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那天起，人民政府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一路走来，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无愧于时代的业绩，深深践行了“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公仆情怀和使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