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司马相如学写作策略
建元六年（元前35年），西汉官吏唐蒙受命说服夜郎侯归汉，得到夜郎侯的同意。为开发西南地区，唐蒙大规模征发巴蜀吏卒，巴蜀士兵役夫苦不堪言，或逃亡，或自残。为控制局面，唐蒙以军法诛杀其首领，引起巴蜀百姓惊恐不满。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回到巴蜀，“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圣上）意”，因此就有了司马相如这篇《喻巴蜀檄》。
《喻巴蜀檄》最早收录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其篇幅短小，仅几百字，但言简意赅、耐人寻味，特别是在谋篇布局上合乎古代“起、承、转、合”四字章法，其潜藏的写作策略可概括为“抬、择、摆、裁”四字。现结合原，赏析如下。
念好“抬”字诀：提高站位，从称颂汉武帝英明起笔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颡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堕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向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第一部分为“起”。司马相如并没有就事论事地从唐蒙“诛其渠帅”谈起，而是从高处着眼，拿出全五分之一的篇幅来彰显汉武帝“存抚天下，安集中国”的仁德，歌颂其安定四方、平定天下的丰功伟绩。这样做在政治导向上无疑是正确的，而且从当时看，塑造君王的良好形象对山高路远的巴蜀父老来说是必要的，可避出现所谓“夜郎自大”的误会。为重要的是，司马相如的这段铺陈，既生动刻画出汉武帝雄才大略的形象，也为后面的说理批评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的写作策略概括为“抬”（称颂汉武帝）。
念好“择”字诀：以区别，唐蒙所为非圣上本意
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第二部分为“承”。这一部分承接上，从宏大背景落到当前具体事件上。司马相如指出，唐蒙奉汉天子之命通西南夷，并不是要兴起战火，而是出于传播明、教化天下的目的。“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斥责了唐蒙惊扰百姓的不当处理，安抚了巴蜀民情绪，同时也把汉武帝的本来想法同唐蒙的错误做法作了适度区分。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的论证策略概括为“择”。
必须看到，唐蒙是朝廷命官，其“略通夜郎、僰中”的主张同汉王朝开发西南地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责备唐蒙是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必要行动，朝廷的真实意图显然不止于此。最后一句“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如图穷匕见，直接点明了这篇“告”的核心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