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研考察、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的调研报告3

一、引言

横向交流与调研考察是不同地区、部门之间传递经验、凝聚共识、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提升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常态化的横向交流，能够打破地域壁垒、行业界限，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借助深入的调研考察，能够精准把握实际情况、找准问题症结，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支撑。从理论层面而言，横向交流与调研考察的本质是“求真知、谋实策、促发展”，其价值核心在于“务实”与“实效”。

然而，近年来在各级各地的实践中，横向交流与调研考察领域的形式主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基层减负工作中亟待破解的突出难题。某省级层面通报的典型案例显示，某地短期内先后派出三批共计49人赴同一市区县学习考察，这种“集中扎堆、重复调研”的现象并非个例。在不少地区，横向交流沦为“走马观花”的参观打卡，调研考察变成“蜻蜓点水”的流程走过场，不仅违背了交流考察的初衷，更给基层带来沉重负担，浪费了公共资源，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决策部署，精准剖析调研考察与横向交流中形式主义的表现、根源与危害，探索标本兼治的破解之道，本报告基于多地通报案例、基层反馈意见及相关研究成果，结合典型现象分析，对该领域形式主义问题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深度研判，旨在为各级党委政府优化交流考察工作、破除形式主义顽疾提供参考依据。

二、调研考察与横向交流中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

形式主义在调研考察与横向交流中的表现形式多样，本质上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重形式轻实效、重过程轻结果的集中体现。结合实践案例与基层反映，其核心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统筹规划缺失，扎堆重复现象突出

统筹协调机制的缺位是当前交流考察中形式主义最直观的表现。部分地区和部门缺乏全局意识，对横向交流与调研考察工作缺乏系统性规划，存在“各自为战、盲目跟风”的问题。一是“集中扎堆”调研频发。如某县在一个月内先后接待了来自同一省份不同地市的12批乡村振兴考察组，其中8批考察内容高度重合，均聚焦“特色产业发展”，但各考察组互不沟通，分别要求基层重复汇报、重复陪同，导致县乡村三级干部疲于应付。二是“重复交叉”考察严重。同一地区的不同部门、同一部门的不同层级，针对同一主题多次赴同一地区考察，如某市发改委、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在半年内先后3次赴某乡镇考察农产品冷链物流建设，每次都要求基层重新整理材料、安排点位，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三是“盲目跟风”交流泛滥。部分地区缺乏自主判断，看到其他地区开展某项交流活动便盲目效仿，不结合自身实际需求设计方案，导致交流主题与本地工作脱节，考察内容与实际需求不符，最终“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二）政绩观严重错位，重形轻实倾向明显

部分领导干部将横向交流与调研考察视为“政绩工程”，把“开展了多少次活动、组织了多少人参与、形成了多少份报告”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而对“学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取得了什么实效”漠不关心。一是追求“规模效应”。在组织交流考察时，盲目扩大参与范围，原本只需业务骨干参与的专项调研，却要求“全员参与”，甚至邀请无关人员陪同，形成“考察团规模越大、重视程度越高”的错误导向。某省一部门组织赴外地学习营商环境建设，原本计划10人左右的业务骨干团队，最终扩大至32人，其中非业务人员占比超过一半，考察变成了“集体旅游”。二是热衷“痕迹管理”。将大量精力用于制作精美PPT、撰写冗长报告、拍摄宣传照片，注重“留痕”而非“留心”，考察结束后形成的报告往往空话套话多、实质内容少，缺乏可操作性的举措，最终被束之高阁。某基层单位反映，曾接待过一批考察组，全程花费3小时拍摄照片、录制视频，实际交流时间不足30分钟，考察结束后仅留下一份“内容空洞、缺乏价值”的报告。三是沉迷“表面热闹”。热衷于组织大型座谈会、交流会，邀请众多领导出席、媒体报道，追求“场面宏大、声势浩大”，但会议内容缺乏深度研讨，多为“相互吹捧、泛泛而谈”，未能真正碰撞思想、交流经验。

（三）主题定位模糊，调研缺乏聚焦导向

有效的交流考察需要明确的主题和清晰的目标，但部分地区和部门在开展工作时，存在“主题泛化、目标模糊”的问题，导致考察工作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是主题设置“大而全”。将多个互不关联的主题纳入一次考察，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短短几天内既要学习产业发展，又要考察基层治理，还要了解民生保障，结果只能是“浅尝辄止、浮于表面”。某地区组织赴沿海城市考察，主题定为“学习先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涵盖了招商引资、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生态环保等8个方面，考察时间仅4天，平均每个主题的考察时间不足半天，最终未能掌握任何一项工作的核心经验。二是目标设定“虚而空”。缺乏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考察前没有深入梳理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没有明确希望通过考察解决的具体事项，导致考察工作“无的放矢”。部分考察组在出发前未制定详细的考察方案，仅笼统规定“学习先进经验”，到了现场后“跟着接待方走、围着亮点看”，不清楚该问什么、该学什么。三是内容安排“杂而乱”。考察点位的选择缺乏系统性，既有先进典型，也有普通单位，既有与主题相关的场景，也有无关的“打卡点”，导致考察内容杂乱无章，难以形成完整的认知。某考察组赴外地学习基层党建工作，却安排了参观当地工业园区、旅游景区等无关点位，实际用于党建工作交流的时间不足总时长的三分之一。

（四）过程流于形式，缺乏深度互动交流

调研考察的价值在于“察实情、听真话、取真经”，但部分交流考察活动沦为“走过场式”的流程化操作，缺乏深入的互动与思考。一是“被动接受”式考察。考察组不提前了解接待方的基本情况、工作亮点与存在问题，不主动设计调研问题，全程按照接待方的安排行事，“接待方说什么就听什么、安排看什么就看什么”，既不提出质疑，也不深入追问，导致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停留在表面。某基层干部反映，部分考察组在参观时“脚步匆匆、相机不停”，很少与基层工作人员交流，甚至不清楚所参观点位的基本职能。二是“蜻蜓点水”式调研。在每个考察点位停留时间短，仅听取简要汇报、参观指定区域，不深入一线与普通干部群众交流，不查阅原始资料，不了解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堵点。某考察组赴乡镇考察乡村治理，在每个村的停留时间不足1小时，仅与村“两委”干部简单座谈，未走访一户村民，最终形成的调研报告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差。三是“互不碰撞”式交流。座谈会上缺乏思想交锋，考察组只听不说、只记不议，接待方只讲成绩、回避问题，双方均“有所保留”，未能实现“教学相长”的双向交流。部分座谈会变成了“汇报会”，接待方照本宣科读报告，考察组低头记录不提问，会议结束后双方均未获得实质性收获。

（五）惯性思维主导，路径依赖难以突破

部分地区和部门在横向交流与调研考察工作中存在严重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习惯于沿用过去的模式和方法，不根据形势变化和工作需求进行创新调整，导致交流考察工作逐渐沦为“仪式化”的常规动作。一是内容安排“一成不变”。某些考察主题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必要性，但随着相关政策调整、工作推进，其学习价值已大幅降低，但仍年年组织、重复开展。如某地区多年来一直组织赴同一城市考察“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但该城市已转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制造业的经验已不具备借鉴意义，考察组却仍按原有方案开展工作。二是方式方法“墨守成规”。过度依赖“听汇报、看点位、开座谈”的传统模式，不善于运用蹲点调研、随机抽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现代调研方法，难以全面、准确地掌握实际情况。部分考察组甚至害怕“打乱计划”，拒绝接待方提出的“随机走访”建议，坚持只参观提前安排好的“盆景式”点位。三是组织形式“千篇一律”。无论是产业考察、党建交流，还是民生调研，均采用“统一乘车、集中参观、集体座谈”的组织形式，缺乏个性化、差异化的设计，难以适应不同主题、不同对象的考察需求。

（六）接待工作异化，双向共赢难以实现

接待工作是保障交流考察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其本质是为了促进双方沟通了解，但部分地区的接待工作逐渐异化，偏离了服务交流的初衷，反而加剧了形式主义。一是“盆景式”接待盛行。接待方为了展示“良好形象”，精心挑选考察点位、包装汇报材料，只展示成绩突出的“亮点”，回避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甚至提前“彩排”汇报内容、安排“群众演员”，导致考察组看到的是“精心修饰”的虚假情况，而非真实的工作现状。某基层单位为迎接考察，提前一周对考察路线进行“环境整治”，临时布置虚假展板、编造工作台账，考察结束后便恢复原貌。二是“超标准”接待屡禁不止。部分接待方为了“讨好”考察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超标准安排食宿、赠送礼品礼金，将交流考察变成“人情往来”，既增加了财政负担，又败坏了党风政风。三是“单向输出”式服务。接待方只注重“展示自己”，不主动了解考察组的需求和困惑，不分享工作中的理念方法、经验教训，仅简单介绍工作流程和数据成果，导致考察组难以学到可复制、可推广的核心经验，双方未能实现“双向交流、教学相长”。

三、调研考察与横向交流中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调研考察与横向交流中的形式主义，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思想认识、制度机制、监督考核、能力素养等多方面问题交织作用的结果，其深层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偏差，政绩观扭曲错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核心是政绩观的扭曲。部分领导干部没有深刻把握横向交流与调研考察的本质内涵，将其视为“装点门面”“向上级表功”的工具，而非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手段。一是宗旨意识淡化。忘记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把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放在心上，反而热衷于搞“花架子”“表面文章”，试图通过形式主义的做法博取上级关注、谋求个人晋升。二是政绩观出现偏差。片面理解“政绩”的内涵，将“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指标当作核心政绩，认为“组织的考察活动越多、参与人数越多、形成的材料越厚，工作成效就越显著”，而忽视了“群众是否满意、问题是否解决、工作是否提升”等实质性指标。三是官僚主义作祟。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缺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的自觉性，将调研考察视为“完成任务”，而非“获取真知”，导致调研过程中摆架子、走过场，不愿与基层干部群众平等交流，难以听到真话、察到实情。

（二）制度机制不完善，统筹协调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