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建设历程

党的作风是观察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作风建设，在不同历史阶段培育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并以此激励无数党员为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就是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培育优良传统作风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优良作风是其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党就把作风建设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形成了很多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1921年至1935年，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其根源就在于脱离中国实际，一味盲从苏联经验。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其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主观主义对分析形势和指导工作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毛泽东还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进行批判，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正确主张，生动诠释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

大革命失败后，党要在白色恐怖下扎根农村、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扩大红军，都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汲取以往不重视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批评单纯军事观点。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在辗转江西途中提炼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即“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拉近了群众与红军和党的关系。进入中央苏区后，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密切联系群众及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在根据地盛行起来。“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传唱一时的歌曲，表达了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在险恶环境下存在和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党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艰苦卓绝的抗战培育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自1941年起，由于日军野蛮反扑，加上有些地方发生严重灾荒，各敌后根据地面临空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率先响应党中央号召行动起来，军队、党政机关、学校按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组成一支数万人的劳动大军，掀起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在杨家岭附近的山沟开垦了一块菜地，周恩来、任弼时在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王震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进驻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挖窑洞作为营房，自制工具开荒种地。短短几年，南泥湾变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经过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边区的物质生活明显得到改善。

延安时期，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仍然影响不小，而且有重新滋长蔓延的可能。针对这种情况，1941年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对主观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942年毛泽东又先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并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妥善解决了党内历史遗留问题，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来了一次大扫除，有力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也为党的七大召开作了铺垫。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第一次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在党的作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解放战争打响后，党为了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解放区积极开展整党运动，解决地方特别是农村组织中存在的作风不纯问题。同时，有序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在原来“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基础上发展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作风。其中，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贯彻执行，增强了革命军队的纪律意识和组织观念，培育了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传家宝。

随着革命节节胜利，党应当保持怎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在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继续高歌猛进之际，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对革命胜利后党的建设和国家前途的冷静思考，是“进京赶考”的积极心态和精神状态，更是我们党为即将经受执政的考验及时敲响的警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培育形成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作风。这些优良传统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历经千锤百炼更加坚强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继承和弘扬优良传统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为使我们党经受住执政环境下的新考验，党中央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党员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党威望大增，要求入党的人十分踊跃。仅1949年，新党员就达140万人。新党员给党增添了新鲜血液，但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没有达到应有高度，思想作风不纯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同时，党内一部分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贪图享乐情绪有所滋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有所抬头，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为防微杜渐，195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全党必须努力克服骄傲自满、贪图享乐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同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对全党整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一系列指示，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当年年底结束。整风的重点是整顿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一般由首长负责，总结报告工作，阅读指定的文件，讨论政策执行情况，检查思想和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制定出改进办法和建立健全必要的工作制度。经过全党整风，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得以遏制，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得到纠正，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在广大新区进行土地改革做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全党整风运动由于时间较短，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意识得以初步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未来得及纠正。随着政治形势、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1年2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以三年的时间进行一次整党，要求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下，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慎重进行城市及新区的建党工作，以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任务。1951年3月至4月，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两项决议，对整党及建党工作进行具体部署。这次整党运动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对广大党员普遍进行关于党纲党章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第二步是进行党员登记，第三步是党组织对党员作审查鉴定，最后是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组织处理。在整党期间，鉴于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化问题，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并下决心处决了过去对革命有功、但在执政条件下经不起考验的刘青山、张子善，对全党起到了极大的警示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整风转向整党，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这次整风整党，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了党员的政治素质，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而有效地巩固了新生政权。

我们党经受住全国执政初期的考验，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变革。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党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党的八大。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全党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党的八大召开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问题又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开门整风运动。尽管整风运动中发生偏差，但党也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解决自身问题的高度重视。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这些情况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料想到的。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搞调查研究。他说：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解决实际问题，并同全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共渡难关。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通过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为实现国民经济好转，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创造了必要条件，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