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建设富有韧性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

联合国《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强调了矿产资源在工业制造、能源供应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石作用。我国关键矿产领域对外高度依赖问题突出，对外依存度大于50%的矿种超过10种。一旦全球供应链遭受到地缘政治冲突、贸易制裁或资源垄断等影响，国内关键产业将面临供应链断裂的严峻考验，风险将急剧攀升。因此，构建与大国地位相符的、具有韧性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既是稳固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压舱石，更是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大国博弈中把握抵御风险主动性的重要物质基石。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战略物资储备的战略地位亟待提升

关键矿产、能源等战略物资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国博弈的焦点，主要经济体已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全球不确定性风险叠加背景下，美、欧、日、澳等众多国家/地区已将关键矿产资源的获取、储备、定价等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以确保在未来大国竞合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主要经济体立足全球供应链系统性视角，不断加大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审查与风险评估的环节与范围。特别是美国与其合作伙伴及盟友之间的“去中国化”矿产资源战略协同与政策联动日趋紧密，这给我国战略物资保障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战略物资成为世界各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制高点过程中的关键一环，特别是稀土元素中的钕、铽、镝等被用于制造强力磁铁来支撑5G基站的建设和芯片的高效运转；高纯度的硅、镓等则直接决定了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力。这些战略物资的供应稳定性不仅关联着技术路线突破和产品研发效率，更影响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跃升。大国博弈与逆全球化浪潮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战略物资所具有的多尺度、多主体、多维度复杂特征易引发各种新旧风险多重震荡、交织叠加。

2024年1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增加了“第五章 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明确规定“国家构建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结合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但是，现有针对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的宏观布局多是在特定领域专项规划、行动方案里提及，如《“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全篇多次提及“储备”，《有色金属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强调了“有色金属国家储备”。综合来看，尚缺少针对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体系的基础法与国家专项规划，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战略物资储备的战略地位。

我国战略物资储备体系现存的主要问题

战略物资清单的更新力度有待加强。美国立足战略物资供应链安全保障，自2018年起多轮更新《关键矿产清单》，至2022年已扩展至涵盖50种高度依赖进口且对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具有不可或缺作用的矿产，展现了高度的敏锐性与响应速度。欧盟从2014年的20种增加到2020年的30种，澳大利亚已从2022年的26种增加到2024年的31种，通过不断扩充其关键矿产清单，以适应全球竞合格局的新变化。我国自《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明确将稀土、晶质石墨等24种矿产纳入战略性矿产范畴以来，虽已奠定坚实基础，但在面对新兴战略物资尤其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关键制约的矿物时，清单的更新步伐尚显滞后。以氢能电池产业为例，其核心材料如铂族金属等在全球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却在我国当前的储备规划中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与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