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与守官
《新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褚遂良升任谏议大夫，同时负责记录皇帝起居注的工作。唐太宗问他：“你记录的君主言行，皇帝本人能查看吗？”褚遂良回答：“如今的起居注，就像古代的左右史官记录，无论善恶都如实记载，以此告诫君主不做违背礼法之事。但从未听说天子要亲自查看自己的史书记载。”唐太宗追问：“如果我有过失，你定会记录下来吗？”褚遂良答道：“守道不如守官，我的职责就是执笔直书，君主的举动必当如实记录。”大臣刘洎在一旁补充说：“即便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记住的。”唐太宗闻言感慨道：“我有三条行事准则：一是以前代兴衰为镜鉴，二是任用贤良共谋治国之道，三是远离小人不受谗言迷惑。只要我能坚守这些原则，史官自然就无需记载我的过错了。”
这里需要说明：谏议大夫是中国古代谏官的一种，主要职责是向皇帝进谏、评议朝政得失，监督和纠正决策错误，属于监察谏议体系。而史官（如太史、起居注郎等）专司记录历史、编纂史册，负责记载君主言行与国家大事。两者职能不同，分属不同官职体系。但是，唐代存在官员跨系统兼职的现象，尤其是皇帝信任的重臣。比如褚遂良因学识渊博，“以谏官兼史职”，就是这种情况。
“守道不如守官”的内在逻辑
褚遂良任谏议大夫时，同时负责记录皇帝起居注的工作。起居注是记载帝王言行的档案性文件，而秉笔直书是记录起居注的一大原则，这自然会引起帝王们对自己历史形象的极大关注。唐太宗也不例外，所以他问询起居注的记录情况。褚遂良的回答很精到，他在说了忠实记录君主的善行恶事，为的是告诫君主不做非法越礼的事情的大道理之后，又为自己的善恶皆记作了辩护性说明——“守道不如守官”。这样的道理，已经超越了起居注本身的单一功能，而具有了普遍意义。
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道”与“官”的互动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治理逻辑。褚遂良提出的“守道”与“守官”，本质上揭示了意识形态与制度实践之间既依存又制衡的关系。“道”的范围主要是儒家推崇的伦理与价值观，作为社会的道德纲领与价值准则，既包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体系，也承载着君主治国的理想追求，维系着社会的正统观念与政治的合法性；而“官”则是官僚体制的制度架构与运行规则，承载着规范权力、稳定秩序的现实功能，是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制度框架，比如唐代的科举取士、宋代的差遣磨勘（职务任命与考核升迁）。礼治文化之所以能维系封建社会两千年，正是因为“道”通过“官”实现了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化：科举制度考察举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并作为选拔标准；考课体系将忠孝观念作为地方治理的政绩指标；礼部仪制将伦理秩序编入法典条文。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官载道”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