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唐爱军
(2025年2月21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并非孤立的理论创新,而是基于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可以从国情、世情和党情三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一判断成为我们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国情基础。新时代,新在何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环境、条件和任务。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我国在发展起来后面临诸多复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这些问题,包括发展与安全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之间的问题,以及国际竞争和外部压力的加剧。因此,新时代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并解决这些复杂问题,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
第二,面临新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变化可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理解:从需求侧来看,人民的需求已经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变为对高质量教育、医疗、公平正义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从供给侧来看,我国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显着成就,但在发展方面仍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在创新科技和高端产业发展方面。因此,解决主要矛盾需要依靠高质量发展,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三,迈向新的奋斗目标。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明确了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未来几十年的中心工作,这也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实践需求。
(二)世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为我们理解国际形势提供了重要视角。如何认识“大变局”、引领“大变局”,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时代任务。从唯物史观来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层面。当今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历史经验表明,谁掌握了工业革命的主导权,谁就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动。因此,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
第二,物质财富和经济基础层面。全球经济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一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
第三,政治上层建筑层面。世界政治格局呈现出“东升西降”的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不断崛起,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对衰落。全球治理格局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传统的西方主导模式难以为继。
第四,思想观念层面。当前,国际社会面临政治极化、逆全球化思潮等复杂问题,这些思潮对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则积极倡导经济全球化,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方案,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引领时代大变革、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内涵,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面临的严峻风险挑战。这一思想的形成,正是基于我们党对如何应对这一大变局中风险挑战的深刻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风险挑战作出重要论述,明确指出“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所谓“黑天鹅”指的是那些小概率但影响深远的风险事件,而“灰犀牛”则指的是那些高概率且破坏力巨大的风险事件。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以战略定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三)党情:党在新时代面临新的“赶考”
我们深入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不仅要精准洞察国情与世情,更要深刻剖析党情,即中国共产党自身在新时代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说,党在新时代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赶考”,而要答好这张考卷、破解管党治党的难题,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回答。这也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之一,即党情。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变化面前,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历史主动精神、非凡勇气与深邃智慧,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以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当之无愧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两个结合”的根本途径,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第一个结合”主要聚焦于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之间的辩证关系,着力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正是我们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革命道路,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课题。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功,归根到底是“结合”的成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的实际相结合,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历史性变革的发生,依然靠的是走“结合”的道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主要有四个着力点,即要深刻把握基本国情、洞察时代大势、聚焦现实问题、总结实践经验。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实现深度融合,其核心前提在于二者在方向和性质上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并非意味着二者在所有具体观点上完全一致,而是在根本理念和价值追求上存在相通之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二者在“四观”上的一致性,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就是相互促进、互利共赢。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得以融入中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真正的本土化、中国化,进而融入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同时,“结合”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时代活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所谓“化学反应”,指的是释放新能量、催生新事物,也就是在“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文化、新的文明形态。
第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我们所走的道路,即改革开放以来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下、在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中孕育而生的,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有机融合,继承并发扬了五千年文明的辉煌成果。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些历史的积淀极大增强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
第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今天的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激励我们更好地将传统文化融入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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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习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国复兴的“最强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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