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石
郡县制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上地位特殊，其起源与发展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郡县制的起因来源于诸多综合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促使采邑制被废除，新型地方行政机构得以建立；县和郡最初都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逐渐由临时措施发展为固定制度，郡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功能。经济发展、城市兴起、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各项制度变革催生了郡县制的形成。
郡县制产生的标志是春秋时期郡制出现和郡统县情况的出现，到战国时郡县制形成，秦统一后推广至全国，至两汉臻于完备。从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观点来看，郡、县在战国时代都是军区，并不是行政区，至秦统一后才真正完成行政上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在诸侯国中逐渐蔓延。楚国县的发展较早，楚武王克权后，权县的设立标志着楚国设县的开端，此后楚国通过灭国、利用旧都或别都等方式设立了多个县。但春秋楚县尚不是郡县之县，其性质经历了从封建邑向国君直属邑的过渡，县尹仍带有封建性邑主的影子。秦国在春秋时期也开始设县，秦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此后秦国不断拓展县的设置。在春秋初期，秦国的县可能为“县鄙”之县，后来逐渐发展为“县邑”之县。到战国时期，经过商鞅变法，县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具备了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职能。
晋国县的发展有其自身特点，县的涵义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春秋早期，晋国的县多为卿大夫的采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县的性质发生变化。晋文公时期，县开始由国君直接控制，后来由于卿族势力强大，部分县又转化为卿大夫的采邑。春秋末期，晋国的县开始向郡县制演进，县的军事性质逐渐增强，行政与财政职能也不断发展。
齐国县的发展相对较晚，春秋早期和中期，县的“县鄙”之义仍广泛应用，管仲改革时提出的县制设想未得到真正施行。直到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齐国的县才逐渐发展为“县邑”之县，战国时期完成了向“郡县”之县的转变，县级政权的经济职能也逐渐显现。
春秋时期，郡的发展相对缓慢。郡最初作为国君的公邑存在，主要分布在国都周边或边境地区，为军事防御而设。《国语・晋语二》中晋公子夷吾对秦公子絷许愿的记载，以及《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之誓，都反映了春秋时期郡的存在，但此时郡的发展较为滞后，其地位和重要性不如县。
进入战国时期，郡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郡由君邑的泛称变为辖县的军区，这一转变客观上源于战争规模扩大导致的分区防守需要，主观上则源于春秋末期晋国社会的变化。战国时期，郡主要承担军事职能，郡守是军事长官，郡域是军区而非政区。不过，到了战国末年，郡逐渐向政区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加速进行。
秦代确立与发展。战国时期，秦国和其他诸侯国已广泛置郡。秦国所置郡能确定者有22郡，如魏的上郡被秦吞并成为秦郡，出土兵器可佐证；韩、赵、魏的上党郡最终也为秦所有；秦惠文王置汉中郡，秦昭襄王置南郡等。其他诸侯国所置郡能确定者有21郡，如楚有新城郡、洞庭郡和苍梧郡等，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等，魏有西河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