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发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及应对

西方主导的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基本特点的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变化

在现有文献当中，关于国际体系有多种表述，如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全球国际社会等，大体上都在表达类似的涵义。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国际体系这个表述。

现有国际体系源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所引起的全球范围的巨大变迁。第一次工业革命（1780—1840）的技术进步推动英国成为无与伦比的经济霸主。接续发生的第二次业革命（1870—1914）和第三次工业革命（1960—2000）赋予西方国家相对于广大亚非拉地区国家和人民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组织优势。西方国家正是借助这些优势在全球范围攻城略地，进行殖民扩张，剥削、奴役、控制、支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有鉴于此，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指出，19世纪的“全球转型”重塑了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化、理性国家建设和“进步意识形态”的复杂结构。这一转型以不均衡的形式发生，改变了原有的权力格局，即从“无中心的多元世界”（polycentric world）转向了“中心-边缘”（core-periphery）的世界秩序，西方则是这一秩序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的大多数物质特征、观念性特征和组织性特征早在19世纪期间就已经形成。

就其总体特征而言，工业革命以及其后西方殖民扩张过程中所形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高度不平衡的“中心-边缘”结构。西方处于这个结构的中心，世界上的非西方国家则处于边缘。同时作为中心的西方内部也不平衡，中心的内部也有自己的边缘。西方作为中心从人口角度处于绝对少数，譬如英国以3000万人口却控制了世界陆地相当大的面积，号称“日不落帝国”（虽然参与殖民扩张和殖民地治理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绝对少数），在经济、军事和组织能力等方面，形成相对于边缘国家的绝对优势。因此，这个体系的基本特点是全球范围绝对少数人口对绝对多数人口的控制与支配。

进而言之，1648年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双重结构”，对内是西方国家之间彼此承认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但这些原则并不适用于体系之外。他们认为自己是“文明国家”，对于体系之外的“野蛮人”，有“教化”的责任，即所谓“白人的负担”。在这个意义上，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里西方的殖民扩张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全球化。

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由经济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政治上的差异化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经济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政治上的差异化则将世界分成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西欧占据了中心地带，西欧的现代国家和美国一起成为中心国家，中心国家在政治上支配边缘国家、在经济上剥削边缘国家。

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框架之下，世界经济中存在一个坚硬的“玻璃天花板”，过去200年间只有屈指可数的非西方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有鉴于此，罗伯特·韦德认为，存在着几种试图永远维持世界经济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力量。第一种力量是全球价值链。西方，尤其是美国公司，占据着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第二种力量是西方公司高度集中的专利知识，尤其在工程、工具、化学和制药等行业。这两种力量都倾向于将全球公司收益流入主要位于西方国家的少数公司，使得这些公司对政府的国内和对外经济政策、“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具有重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强化“中心-边缘”结构。此外，还有名为金融化的第三种力量。西方作为中心，深度依赖来自金融资产、专利、品牌、软件版权、电影等的所有权产生的租金收入。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微软等科技公司，大型制药公司、军工企业和军事-智库联合体，正是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西方公司的代表。

如果说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依靠其所拥有的经济金融、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加持，得以维持这个国际体系，那么永久延续这个体系则符合其最大利益，也是其目标之所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继续维持这个国际体系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进入加速阶段。从一个中心控制全世界的企图，不可避免地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按照市场汇率换算，2022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73.6%，较1992年上升53.8个百分点，预计到2028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至78.5%。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于2007年超过发达经济体，2022年达到后者的1.4倍，预计2028年还将达到后者的1.6倍。

从国别来看，美国依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排名从1991年第9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2022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4.22倍，达到美国的70.2%，较1991年上升了62.7个百分点。

根据意大利学者阿里吉的观察，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性军事力量集中在美国和它最亲密盟友的手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却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和经济、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衰落中的霸权和它的盟友使用政治、军事力量干扰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到东亚的转移，就不足为奇了。

更为重要的是，超级全球化以及脱离监管的国际金融市场在西方国家内部造成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表现为严重的贫富分化，极少数富人越来越富，绝大多数人则越来越穷。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对社会严重分化的自然反应。经济不平等事实上正在摧毁西方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社会基础及其意识形态合法性。与此同时，民粹主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内部和西方之外找到新的“替罪羊”，“治标不治本”。从这个意义上，现有国际体系出现一定程度的松动，其原因首先来自其中心的内部，是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导致的。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的提升，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国际体系可以看作是由经济金融、制度、科技、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等多个不同层级组成复杂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