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纪党课讲稿：纪律严明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当前，全党正深入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凝聚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新征程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障，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人民群众认识我们党、相信我们党、愿意听党话跟党走，是因为党的初心使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党的初心使命，是通过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出来的。确保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面有力、不折不扣执行，离不开党的纪律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总结党的28年奋斗经验时写道：“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里，他非常突出地把“有纪律”放在“许多宝贵的经验”首位。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也深刻指出：“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所以，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

对一个政党来说，纪律松弛，就会出现“破窗效应”，党的章程、原则、制度，党的路线和各项战略部署就会失去权威性和严肃性，党就不成其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整体，甚至会变成党员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威望一度很高，他们进入大中城市，接收日伪财产，但由于纪律涣散，接收变成“劫收”。李宗仁回忆北平、天津接收情况时说，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一入平津，“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几乎没用多长时间，国民党就惹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导致民心尽失、一溃千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权在党中央。实践一再证明，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和党的核心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强调同以A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要体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体现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这就需要纪律约束。因此，坚决维护A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首要任务。

遵守纪律是无条件的。党的纪律是对全党全局而言的，党内没有两种纪律。无论职务高低，无论资格深浅，无论关系亲疏，无论功劳大小，纪律之前人人一样。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有的人同组织讨价还价，以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最常见的是区别对待，合自己意的就遵守，不合意的就不遵守；地位高的话就听，地位低的话就不听；感觉对方能力大就服，感觉对方能力差些就不服。这都是不行的。如果给遵守党的纪律附加上条件，遵守纪律也就做不到了。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我们党100多年来领导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新征程上，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只有纪律严明，才能保证党的思想、意志和行动的统一，才能使党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才能保证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二、纪律要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A总书记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就是为了使纪律不流于形式，真正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

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共产党的纪律“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陕西发生过两起轰动一时的杀人案，两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反映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于执行纪律的不同态度。

一件发生在1935年底，国民党胡宗南部团长张钟麟悍然枪杀妻子吴海兰，吴海兰家人要求严惩凶手。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张钟麟被解往南京监禁法办。但只在监狱关了一年多，张钟麟就被悄悄释放。一桩轰动一时的“团长杀人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出狱后张钟麟把名字改为“张灵甫”，一路高升，到解放战争中在孟良崮被击毙时，已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党军整编74师师长。

另一件发生在1937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遂，开枪把刘茜打死。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为革命立过功。案发后，毛泽东同志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要求当着黄克功本人及到会群众的面，向公审会宣读，“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