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盐铁会议”中的义利之争
汉武帝刘彻将汉代发展推向了顶峰，实现了“大一统”王朝的鼎盛局面。也正是因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危机。汉武帝晚年极尽奢侈，纵情享乐，造成种种社会积弊，并留给了尚且年幼的少子弗陵和霍光、桑弘羊等一众辅政大臣。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作为深得汉武帝信任的近臣，主政内朝，他坚定拥护轮台诏令，希望转向宽缓施政，与民休息。御史大夫桑弘羊作为外朝领袖手握财经大权，主张继续施行战时政策。内朝与外朝政治立场相异，暗流涌动，双方关注的焦点汇聚于影响力最大的盐铁之策。
自古以来，盐与铁都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必需之物，相关政策也是维持国家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汉武帝为讨伐匈奴筹措军费，采用系统的盐铁官营制度，这一举措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税收入，但对当时的小农经济却造成较严重影响。公元前82年，霍光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凭借汉昭帝名义，以“问以民所疾苦”为由令郡国举荐民间贤良文学，次年来长安参与议政，进行以盐铁政策为中心的辩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数年后，汉宣帝时期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整理议文成书，名曰《盐铁论》。桓宽虽以“盐铁”命名其书，但“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和政府官员的交锋并不局限于经济政策，围绕盐铁专卖，与会各方对汉武帝时期政治、伦理、经济、社会、法律、军事等各方面政策展开朝野论战。《盐铁论》涉猎范围广泛，涵盖内容包罗万象，论辩者在唇枪舌剑中各抒己见，展现了各自的政治策略与治国理念，是西汉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
想要了解《盐铁论》所记录的思想争鸣与论辩价值，需要回溯“盐铁会议”的始终。“盐铁会议”从2月开始至7月结束，耗时5个月，共计60余人参与，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参与人数之多，自汉初以来是前所未有的。参与“盐铁会议”的贤良指品德高尚的有识之士，贤良主要从三辅、太常选拔而来；文学则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之人，更贴近民间。二者都是汉代察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主要构成，均属于儒生的范围。贤良文学代表儒家的政治立场，为社会平民代言述说，他们力主“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批判桑弘羊等推行的措施，尤其反对盐铁专卖。汉武帝之前，从盐与铁中获利的多为富商大贾，史记中记载“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商人积聚财富以至于影响中央的经济命脉。盐铁专营政策自公元前117年逐步开始推行，十余年后，桑弘羊主政，他进一步推进朝廷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力度，将盐铁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完全掌控于国家手中，不仅解决了战争引发的财政危机，也起到了抑制兼并、削弱豪强的作用。桑弘羊出生于商贾之家，成长在商业发达的大都市洛阳，进宫为侍中，他一直尽心竭力进行经济改革，除推行盐铁官营外还大力推广“均输”制度，建立“平准”机构，力图实现中央财政权的集中。在这场始于盐铁政策的论辩中，桑弘羊是官方一派的主力发言人，就发言次数来看可谓以一敌众，舌战群儒。据相关研究统计，在盐铁会议中，文学发言共123次，贤良共26次，而桑弘羊则发言113次，其他官方代表仅发言10余次。两派之外，盐铁会议促成者霍光的角色同样不能忽视。
桓宽编纂的《盐铁论》采用双方对话、反复论辩的形式记载整理了盐铁会议的全部，共60篇，按照篇目主题分类，会议主要讨论经济、政治、思想意识和军事四个方面。盐铁政策虽是争议的发源，但就《盐铁论》的记录来看，经济问题并未占较多篇幅，双方多用思想意识性质的语言说理，引经据典，侧重经济伦理等原则性内容，呈现了不同政治利益之间的对抗。双方辩论的核心主题是“义利之辨”，即道义和利益的优先性问题。在经济问题上，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述说百姓疾苦，责难豪强官僚的吏治腐败，由此引申出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原则与思想主张。他们主张“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将民利与国利区分，引用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呼吁国家让利于民。桑弘羊等人的反驳着眼于现实政治需要，坚持“务权利”的原则，即肯定国家之利的正当性。在他们看来贤良文学的理论华而不实，无法处理国家的实际问题。执政者关注国家之利，政府追寻利益是实行仁义的基础，治国理政须有强大的物质支撑，因此国家富强必然要集中财政资源。在政治问题上，义与利之争讲出了“德治”与“法治”的一些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