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群众纪律建设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忠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切实加强群众纪律建设，在各个时期和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群众纪律。党史上群众纪律建设的历程与成就经验，对于映照现实、启示未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党的文献来看，虽然在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纪律”一章中，没有专门提到群众纪律，但就广义的纪律而言，当然也包含了群众纪律的相关要求。在革命实践中，“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党和军队开展群众纪律建设的突出表现。1927年10月23日，秋收起义部队为了上井冈山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于部队出发前，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在内的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城时，由于部队分散活动，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第一次宣布了包括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等内容的工农革命军“六项注意”。毛泽东十分重视群众纪律，据当时担任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回忆：“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因为有了严明的群众纪律，工农革命军赢得了井冈山地区老表的拥护支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开辟。1929年1月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群众纪律建设不断加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增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为了克服艰难局面，更加注重群众纪律建设。比如在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1935年5月19日红军颁布了《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通过严明的纪律，让各族群众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品质和优良作风。
延安时期，我们党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强了群众纪律建设。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要求全党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群众纪律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切实贯彻。比如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7年9月，邓小平在小姜湾村召开会议，颁布“三不准、三枪毙”纪律；同月，在光山县王大湾会议上，邓小平从实际出发，针对部队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制定了大别山版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捆稻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细节上更加严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