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的《出塞》，被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而最精妙的，便是开头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用秦、汉、关、月四字交错“互文见义”，用秦时、汉时设定时间跨度，勾勒出关山月，晕染出伤离别的苍凉感。眼前的明月，是曾照耀过秦汉的明月；眼前的边关，曾是秦汉战事一直未曾间歇的边关。开篇就有了一种独特的意境和穿越时空的历史感。
“时”是会意兼形声字，是“時”的简体字。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说文解字》古文里的“时”字均写作“旹”，上部为止，表示行进，下部为日，表示太阳的运行。古人计算时间，是根据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位置，或者它在地上投影变化的情况来确定。繁体的“時”字则出现较晚，睡虎地秦简里的“時”为小篆，止已变为寺，由“日”“土”“寸”组成。《说文解字》解释为“時，四时也，从日寺声”。段玉裁注：“（时）本春夏秋冬之称，引申之为凡岁月日刻之用”，把太阳的运行描述得更为细致：太阳的影子是一寸一寸从土地挪移过去的，测日记时。由此，“时”既表示每日的时间流光推移，也表示每年的四时轮转更替。“时”与“天”合，组成“天时”，顺天应时，观时顺变。《尚书·舜典》里有一句话，叫“食哉唯时”，意思是解决老百姓粮食问题的关键是把握时令、顺应天时来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无不是把“敬授民时”作为施政的首务。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很深，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这一特点，在中国古代农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吕氏春秋·审时》提出“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的命题，并以当时主要粮食作物为例，详细说明了庄稼“得时”“先时”和“后时”的不同生产效果，指出“得时之稼”籽实多、出米率高、品质好，味甘气章，服之耐饥，有益健康，远胜于“失时之稼”。西汉《汜胜之书》讲旱地耕作栽培原理以“趣（趋）时”为首。北魏《齐民要术》则拟定了各种作物播种的“上时”“中时”和“下时”，施肥要讲“时宜”，排灌也要讲究“时宜”。可见，中国古人观察日月轮换，推测草木荣枯，揣摩天地性情，应和着大自然的时令和物候来安排生产生活的节奏和律动，“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从而做到顺天应时。古人把世间的一切变化归因于时间的流转，而时间的流转传递的就是天道运行的法则。“时”便从最初单纯的时间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概念，集中体现出古人“顺时”的信仰和原则。与此同时，儒家还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动植物既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同时这些自然资源也是有限的，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讲究时节，遵循生物的生长规律，主张“取物顺时”。《礼记·王制》里就有这样的法令：“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就是说，对山林、山麓、川泽等自然资源，要按照相应的季节进行采伐、狩猎和采集。孔子十分热爱生命，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孟子根据动植物依“时”发育成长的生态规律，主张循节气变化“不违农时”。如此，既保护了环境，也保证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期洛阳著名商人白圭，善于“乐时观变”。他认为，商家“知时”，就要根据气候周期的往复变迁、农事的丰歉，作出明晰的判断，及时调整经营手段和方法。白圭的这种经商思路和方法，是察时顺变、顺天应时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