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富尔访华：中法建交的“前站”

1963年富尔访华：中法建交的“前站”

1963年10月，北京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是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出面邀请，以“私人名义”访华，却不仅住在钓鱼台国宾馆，而且还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接待。这位特殊来客，正是为1964年中法建交作出实质性贡献的法国前总理富尔。

富尔访华何以成行

富尔生于1908年，曾在1952年和1955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在多届内阁中担任部长级职务。在对华态度上，富尔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至6月，富尔夫妇曾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之邀，以私人名义首次在华访问。在中国，富尔受到了热情招待，毛泽东亲自接见，周恩来也同其有多次交谈，而且几乎不受限制地走访了许多地区。访华期间和访华后，富尔多次主张法中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富尔回国后，借鉴毛泽东诗词中的“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写了本专著《蛇山与龟山》介绍中国，主张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在二战期间即担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副秘书长；戴高乐1958年上台前夕，富尔第一个表示公开支持。戴高乐曾在1960年召见富尔，商谈远东问题。富尔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半官方顾问”。

富尔之所以能在1963年再度访华，除了他对华友好、同两国领导人有私交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法两国的外交战略及对彼此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法国在美国影响下并未予以承认。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员的中国，当时也把欧美相提并论，很少考虑发展同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格局从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态势演进，美欧矛盾和中苏分歧的加剧，中国开始把美欧区分开来，把西欧地位提高到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间接同盟军”的战略地位，并在主要观察美法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就请参加“八大”的使节抽空多读读戴高乐的回忆录，因为戴高乐在其中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大鱼吃小鱼”关系。

从1961年开始，在同法方有关人员的接触中，中国领导人开始有意强调要发展两国关系。1963年2月，外交部拟就《关于当前开展对法工作的请示》，提了6条关于发展中法关系的意见，其第四条为“即着手邀请少数接近戴高乐而又对我友好的政界人士访华”，初步考虑的对象中就有富尔。对此，周恩来批示，邀请法国人士访华须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不要强求”。实际上，此时戴高乐也在谋求打开对华关系大门。自1958年再次执政后，戴高乐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把发展同苏联、东欧、中国的关系，作为体现其独立外交、提升法国大国实力的重要方式。从1962年年中开始，戴高乐在同其政府官员、同盟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较多地谈及发展法中关系问题，并提出了承认新中国的设想。在戴高乐看来，无论人们喜欢与否，都存在一个现实的中国；中国有5亿人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人不会与邻国为敌，即便他们有了原子弹；中苏分裂的事实，也给法国同中国直接接触提供了契机。

在中法希望发展关系时，富尔恰在此时要求访华。1963年8月20日，富尔拜访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向中方表示，希望能以私人身份于10月访华。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中方同意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李清泉于8月31日向富尔口头转达了张奚若的邀请。而富尔在收到邀请前，戴高乐接见了他，并请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去中国。戴高乐后来还给了富尔一封类似委托书的信函，表示自己重视和中国“各方面关系的问题”，并“完全相信”富尔“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就这样，本想以“私人身份”访华的富尔，成为肩负谈判中法外交关系的总统“特使”。不过，富尔多次向中方强调，对外还是宣布前一身份。

富尔访华何以成功1963年10月21日，富尔与夫人自深圳入境抵广州，22日乘机抵达北京。自10月23日至11月2日，周恩来、陈毅同富尔进行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了在三项默契基础上的中法直接建交方案。11月2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周恩来、陈毅陪同。毛泽东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