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中的史学观
清代初年，浙东史学学派由黄宗羲所开创，该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重史学研究，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清中期出现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章学诚。章学诚（1738年—1801年），浙江会稽人，清代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目录学家，他的《文史通义》在继承浙东史学学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倡六经皆史，力主史意（史义），创立了更为完善的史学理论体系，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高峰。
史学的源流
在《文史通义》开卷，章学诚即论述史学的源流：“六经皆史也”。章学诚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并不仅是“圣人立言以垂教之经”，而都应视为史学著作。历史上，经史有别的争论早已有之。北宋苏洵认为，经史自古泾渭分明，“经文简约，以道法胜；史文详尽，以事辞胜”。到了明代，潘府、王阳明、王世贞、李贽则认为经史无异，已有“五经皆史”的论述。清中期，章学诚再度提出这一史学研究命题，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在“浙东学术”部分，章学诚阐释：“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孔子倡言“见诸行事”，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史学所以经世，是史学的根本所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谈论史学。“六经皆史”命题之所以提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六经属政典，记录了中华上古的典章制度，因此史是先于经而存在的。“先王政典”须与“时王制度”有机统一，才能完整理解“六经皆史”的含义。比如《易》以天道切于人事，它因时而制，在致用中不断完善，并不是因循不变，而“变”则是万古恒常的。章学诚由《易》推论《诗》《书》《礼》《乐》《春秋》，甚至凡涉著作之林“无一非史”。
提出“六经皆史”显示出章学诚泛史学的倾向，但其核心目的还是扩大、深化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将史学的源流上溯至六经之前，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畴。同时，“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切人事”的致用之效，在乾嘉时期有着针砭时弊的意义。针对当时“舍今求古”的汉学与“空谈性天”的宋学两个极端导致的僵化学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表现出深刻的“经世致用”理念。
史学的范畴
史学发展到今天，通常认为“史料”是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材料，而“史著”则是在史料的基础上阐发“会通因仍之道”，寻求其“变通张弛之故”。章学诚《文史通义》对“史著”与“史料”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史书根据其内容，可分为“著述”“纂辑”两类。著述是史家独断之学，即史著；“纂辑”是文献资料汇编，也就是史料。基于这种认识，章学诚推崇“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纪事本末体，认为其“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兼有司马迁的《史记》这种纪传史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种编年史的优点。章学诚对于通史亦推崇备至，认为如宋代史学家郑樵撰述的《通志》是真正的史著，其特点有“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的“六便”，以及“具翦裁”“立家法”的“二长”，共计8个优点。但通史也有“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的“三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