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众多经典中，他对《庄子》有较多的引用阐发，并曾引用“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告诫共产党人要开阔眼界、储备知识、提高能力，克服“本领恐慌”的问题。
“褚小者不可以怀大”，唐代成玄英疏解为“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意思是小的器皿里盛不下大物件。孔子就曾指责管仲“器小哉”，在世人眼中，管仲有“九合诸侯”的功劳，然而在孔子看来管仲不知俭，不知礼，囿于一己之私欲，未能真正匡正天下，导致天下复归于乱世，夫子痛心疾首。那管仲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有救世之情而未讲于君子之大道也。”君子之大道也就是孔子在《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实现“天下为公”，则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不为利禄而进，不为得失而退，竭尽心力。
可是，乱世春秋，行大道者几希。战国时期的士人游走列国，常常为了自己的功业，心慕力追，不问计策良善。《史记》记载，商鞅曾三次向秦孝公兜售自己的治国方略，第一次以五帝天下为公之道劝说，无功而返；第二次以三王德治之道进谏，失败而归；第三次索性改说春秋五霸之道迎合秦孝公，获得青睐，终成秦国的座上宾。然而，商鞅心知肚明，以霸道治国难以企及三代之治，究其原因，是“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历史也证明了，商鞅变法尽管成就了秦帝国的一统辉煌，却也造就了国祚短促。所以司马迁对于商鞅的评价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在《史记》中，类似的“投机分子”还有不少，如苏秦初入秦国时，意气风发、口若悬河，意图以连横之策游说秦惠王，但却惨遭拒绝。一年之后，他再次复出，并将目标转向东方六国。凭借着对天下各国实力的分析，苏秦提出合纵抗秦的主张，进而一跃成为纵约长，佩六国相印。荀子就曾以“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批驳苏秦，他认为苏秦只是会些阿谀奉承的小道，懂得博取君主宠幸末技的“态臣”而已，以此来否定苏秦的行径，荀子更是作出结论：“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相较于荀子，孟子以“天爵”与“人爵”的概念肯定了君子的操守，“天爵”即是“四端”，“人爵”即是权力。在孟子看来，世人往往是“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只有君子具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精神，持续涵养着“大丈夫”品格与天下情怀。
因此儒家向来强调君子要“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尚书》记载，当周成王消灭淮夷返回王都后，与群臣共商国是，周成王感慨道，“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意思是周王朝之所以现在取得了丰功伟业，正是因为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有着宏远的志向，兢兢业业地处理公务，少了些蝇营狗苟之辈。孟子有言，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人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重重磨炼成就伟业，正是因为他们有着远大的理想和仰之弥高的道德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