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邓江胡
关于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
目录
毛泽东重要论述
邓小平重要论述
江泽民重要论述
胡锦涛重要论述
毛泽东重要论述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
(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
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
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1年版,第156-157页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186页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
毛泽东:《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年6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
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
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地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
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
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
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2页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
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
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
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还只有苏联、中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国的党都还没有军事经验，所以我们的军队和军事经验特别值得宝贵。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9页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裙”，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我们学的学问，如罗迈同志所讲，有党的建设，联共党史，这些东西我们要长期地学下去，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是一定可以把这些学问搞好的，但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成的。
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苗合中由所沿右的或是同那此国家不相同的。这样：
（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
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觉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资部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外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606页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
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614页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667页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796页
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1941年6月），《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77页
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它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它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1941年6月），《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页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815页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
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00页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
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士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
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
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宜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
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
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7页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
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二本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希尔升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碳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位创造的。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3年版，第407-408
党书（指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两条路线》——本书编者注）请于九月五日前印出，以便交去华北干部带去敌后。
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1943年8月20日）
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944年3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4-95页
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芯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939页
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9页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学习和时尚》（1944年4月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
党校是学习搞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还有一些军事课，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你（指郭沫若——本书编者注）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276页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此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〇年不许提路线，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284页
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人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二十四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二十四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但中间被人家拦腰一枪打在地上，爬将起来又和他打，叫做土地革命。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主要是北伐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是国内战争，一九三七年至现在是八年抗日战争。现在的同志经历三个时期的不多，经历两个时期的那就很多。这是就我们全党讲。在座的代表中，这个统计还没有做，究竟是三朝元老多，还是两朝元老多，还是一朝的多，现在还不知道。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
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292页
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联共党史》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一九一七年就胜利了，三八年才由中央出版《联共党史》，经过二十年，可见此事不易。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四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297页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觉，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直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7-1098页
一九O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一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人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1515页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页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48页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1953年9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个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算起，经过了二十八年，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形势的改变，国内形势的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以苏联为首的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援，而取得了胜利。这是继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1953年），《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3-714页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毛泽东：《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1956年4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页
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以后，是第三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3页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毛泽东：《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63页
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42页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般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拚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286页
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烟旋形上升的。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328页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毛泽东：《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感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千历史间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276页
历来中国人没有写回忆录这样的习惯，中国人喜欢写历史。我们正在组织写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通史，即综合性的历史。我们还在写近百年的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
毛泽东在会见马里政府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6月24日）
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要懂一点。
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73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