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深化对D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3
坚持和加强D的全面领导8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16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23
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方法3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路明灯4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54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的根本遵循78
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83
深刻把握大D独有难题的哲学意蕴92
深刻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向100
提高领导干部思维能力必须做到“四个把握”109
提升运用D的创新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本领124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首都贡献128
法治思想指引法治中国建设135
新时代加强D内民主的政治建设研究144
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行动指南166新质生产力本质是高新科技驱动的生产力180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D的自我革命184
在“第二个结合”中巩固文化主体性190
在风雨中写实“人民至上”答卷197
在经济规律体系中深入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199
在团结奋斗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219
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228
中国式现代化：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35
中国式现代化与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251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268
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关系279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当代中国共产D人的重大时代任务和庄严历史责任。D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基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形成具有揭示事物本质的深刻性、展示事物内在联系的普遍性、预见事物发展趋势的前瞻性、促进现实社会发展的实效性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为不断深化对D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学深悟透对D的理论创新的阐释与要求，8月15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把握理论创新规律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研讨会”在沪召开，与会专家结合新实际，共同探讨如何在研究D的创新理论领域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深刻把握D的理论创新规律
中国共产D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运用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D的创新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胜利的历史进程中，我们D取得了坚持理论创新这条宝贵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把回答时代课题作为推动理论创新的现实动力，这是坚持理论创新的时代要求与重要规律。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认为，我们D是在持续观照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和巩固社会的经济基础中不断推进D的理论创新的。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明理提出，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是理论创新之源，理论创新引领与推动了社会发展。同时，要准确把握“两个结合”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规律。其中“第一个结合”揭示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内在规律。“第二个结合”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契合规律。
推进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是深化对D的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表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的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如何保持实践定力，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
坚守D的理论创新的魂与根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D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丹看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
“纵观中国共产D的百年思想历程，‘两个结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各个历史时期与重要理论创新成果之中，形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路径与发展轨迹。”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鹏颖提出，实事求是作为思想活的灵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叙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标志性成果。实事求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启“第二个结合”，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第二个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上推进“第二个结合”。
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央D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唐爱军提出，之所以将“第二个结合”看作“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根本原因在于它着眼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世纪难题，在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思想进程中实现了D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颜晓峰进一步表示，讲准“第二个结合”不能脱离“第一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中国具体实际，要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具体实际中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准“第二个结合”，就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框架内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融为一体。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友认为，“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D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
我们D始终坚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理论创新的智慧。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耿步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D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源自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D带领人民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永贵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回答了人类历史的主体和动力问题，指明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要继续推动理论创新，就要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经验，上升并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这是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和重要方向。
编者按
D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D、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D的重大时代课题，突出全面从严治D这个主题主线，提出一系列管D治D、兴D强D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关于D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了帮助广大D员干部深刻理解关于D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我们特邀请中央D校（国家行政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专家学者撰写系列解读文章，敬请关注。
2023年6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用“十三个坚持”集中概括了关于D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在“十三个坚持”中，坚持和加强D的全面领导是第一个重要的方面，是D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深入学习领会关于D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这一根本原则。
准确把握坚持和加强D的全面领导的丰富内涵
坚持和加强D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只有深刻领悟、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把D的领导充分贯彻、落实并体现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方面面，使D始终成为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才能真正实现D“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以坚持D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D权威是政治认同的一种特定形态，是执政D普遍追求的目标。列宁在充分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政D权威观基本要义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批判了自由主义、分散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并结合俄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D建设实际，系统论述了“权威”和“集中”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明了“D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D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D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的领导原则。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苏联共产D之所以走向“红旗落地”的境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削弱了D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终难逃分崩离析的命运。可见，无论何时弱化或者漠视D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都会给D和国家带来巨大危害。D员干部必须将维护D中央权威视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组织原则，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毫不动摇地支持D的集中统一领导，迅速而准确地落实D中央决策部署，确保D的全面领导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以坚持D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为核心。坚持D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对D的全面领导范围的规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D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明确指出：“D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当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在愈益残酷与艰苦的斗争中，中国共产D始终坚持对其他组织的领导，确保了D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及时准确贯彻与执行到各根据地的工作中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D这七个方面，D是领导一切的。”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D执政规律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D人坚定的信仰与高度的自信。
实践证明，坚持D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D治国治军等一切方面和所有领域的全面领导，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制度优势，同时可以避免D的领导被弱化，进一步维护D的肌体健康，确保D始终具有蓬勃的生机与旺盛的活力。
以加强D对自身建设的领导为关键。D的二十大报告从D的建设高度明确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D体系”的要求，充分体现出D中央统筹D的全面领导与全面从严治D的同步性与同构性的总体思路。中国共产D之所以能够在百年风雨中实现长期执政，究其根源在于D始终注重加强D内治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新时代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D，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管D治D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D的建设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
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认识到，D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共产D员的D性不是随着D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要巩固D的长期执政地位，就必须加强D对自身建设的领导，以清醒的头脑与坚定的意志坚决清除一切损害D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以崇高的信念与强大的信心提升D的全面领导的综合能力，从而以高质量D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严格落实坚持和加强D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要求
强调：“加强D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和贯彻D的全面领导，始终同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维护D中央权威，旗帜鲜明做到“两个维护”。要将“两个维护”作为最根本的政治要求与政治准则，作为D员干部必须遵守与牢记的重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引导D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对新时代D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意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D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将“两个确立”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政治和行动自觉，始终坚持在D言D、在D忧D、在D为D，任何时候都同D同心同德，以绝对的忠诚紧密团结在D中央周围，服从D中央的统一指挥、调度与部署，不断增强D中央领导核心的“向心力”。
增强执政本领，全面提升D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大D治大国的格局下，不断提高D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既是对我们D执政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客观阐述，也是新时代加强D的领导、D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具体目标。D的二十大通过的D章修正案提出，加强D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将“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纳入破解大D独有难题的“六个如何始终”，不仅拓宽了D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建设的理论视野与实践领域，还明确了D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内在而紧密的关系，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和现实导向。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D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世所罕见。因此，只有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强化D在政治领导、科学发展、依法执政、群众工作等方面的本领，才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确保D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D。全面从严治D不仅是保护D的肌体筋骨的有力屏障，更是实现D员干部对D忠诚的坚强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D治D，是我们D最鲜明的品格。”D之所以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就是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以自我革命推动D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敢于刀刃向内破解“自我监督”难题，在风云变幻中永葆D的立场原则、政治品质、优良作风，确保D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我们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D，以自我革命魄力做对D忠诚的最好诠释者。
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D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
D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建立健全D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是坚持和加强D的全面领导的关键所在。进入新时代，D的全面领导制度逐渐从“建章立制”转向“体系构建”阶段，制度内部结构更加周延，各制度层次、制度类型衔接更加紧密，D的全面领导释放出了更为强大的治理效能。
不断健全D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推动全D恪守D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为坚持和完善D的全面领导奠定思想基础；以维护D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项制度推动D对一切工作领导的有效落实，为坚持和完善D的全面领导筑牢制度保障；以D的全面领导制度确保D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坚持和完善D的领导明确覆盖范围；以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夯实D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为坚持和完善D的全面领导指明方向；以提高D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坚持和完善D的全面领导提供能力支撑；以全面从严治D制度不断推进D的自我革命，为D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根本保障。这六个方面的制度之间既有各自的任务和明确要求，又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科学有效的有机整体，深刻体现出D的建设布局在治D与治国，D的建设与D的领导，D领导自身建设与领导国家事务、经济事务、社会和文化事业方面的有机统一，从深度与广度上深化了对D的领导制度体系的认识与把握，从理论与实践维度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D学说和国家学说。
努力完善D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执行能力。指出：“必须坚持D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D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D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D的领导制度体系，把D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其一，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各项具体制度。正确把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D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健全正确处理上下级D组织工作关系的具体制度，确保形成D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实现D的组织和D的工作全覆盖，保证D的各项方针政策“一竿子插到底”。其二，加快建立完善“优化协同高效”的D和国家管理体制，改进D和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形成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设置、坚实有力的组织架构以及联动有效的工作体系，充分彰显D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其三，提高D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执行能力。将D的领导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提升D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每项制度都落地落实执行到位，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促使D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其四，严守“D要管D、全面从严治D”的政治立场，将遵循政治规矩与遵守D内法规统一于坚持和加强D的全面领导全过程，树立起坚持D的全面领导的鲜明旗帜，有力地保证D的全面领导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D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将坚持人民至上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空前团结，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D的根本政治立场
一个政D是否具有人民性，关键看这个政D为谁立命、为谁谋利。指出：“中国共产D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D人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为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而奋斗。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我们D是马克思主义政D，人民性是D的鲜明特质，D性和人民性历来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我们立D立国、兴D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同志曾指出：“共产D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D，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我们D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我们D的一切实践都是从D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从历史和现实上看，我们D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促发展，都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让人民过上好日子。D团结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改革开放，都是为谋求人民根本利益。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我们D永远保持共产D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创造人民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而奋斗。
从责任和情感上看，中国共产D从成立那天起，就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人民利益深深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无数共产D人和革命先烈为此作出了巨大牺牲，正是由于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巨大牺牲，把D和人民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进入新时代，我们D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尽责，交出人民满意的高分答卷，赢得人民的真心拥戴。
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指出：“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人民”二字，在心中位置最高、分量最重。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着力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一是坚持D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我们D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强D兴国的根本所在。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D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D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把最广大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形成工作合力，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办实办好。 二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更加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同时，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是依法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D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实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目的就是为了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D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D和国家长治久安。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让法治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满足人民在D的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平和正义。
坚持人民至上，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人民是我们D执政的最大底气。强调，“我们D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中国共产D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一路走来，我们D紧紧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在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一切工作中，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创造新的辉煌。
站稳人民立场。指出：“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D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D区别于其他政D的显著标志。站稳人民立场，就是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汲取人民智慧。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蕴含极大的创造激情和创新源泉。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我们做决策、定政策、搞规划、抓落实，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自觉以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真正深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不断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营养和力量。
推动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人民主体地位、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就难以实现。我们要真诚真实地依靠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在实践中形成先富带动后富，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D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对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为我们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在D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D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大发展引发社会生产方式大进步和人类生活方式大变革，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大转变的历史进程。实践证明，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最根本、最深层的决定性因素。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必须把发展作为D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要认识到，当前我国已经不具有高速增长的客观条件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再盲目追求高增长，会进一步加剧风险和经济的不平衡性。在现代化建设阶段，既要推动量的合理增长，更要重视质的有效提升。只有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也表明，现代化转型是发展转型，也是体制转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完整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国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从当前看，我国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是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适应发展阶段转变的要求，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转变发展方式，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最大程度激发内生动能，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高质量发展内涵十分丰富，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
从理念看，高质量发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D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开放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还包括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安全等内容。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在于，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及就业、收入、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这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不一样，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从过程看，高质量发展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辩证统一的发展。“质”通常是指经济发展的结构、效益，“量”通常指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从一定意义上讲，高质量发展等于质量系数乘以速度。一方面，质的提升为量的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核心是要通过“三转”（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增长动力转换）、“三变”（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四链融合”（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放大乘数效应。另一方面，量的增长为质的提升提供重要基础。D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提出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按14亿人、汇率不变、不考虑物价因素计算，要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门槛，2023年—2035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速要保持在4%以上。同时，这也是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开展大国战略博弈的需要。因此，既要着力推动质的有效提升，也要努力保持经济增速在潜在增长率水平以上。如果没有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合理增长将不可持续；如果没有量的合理增长，经济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民生福祉改善都将是无本之木。
从结果看，高质量发展是居民有就业、职工有收入、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民生福祉，核心是实现高质量就业，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同时，企业也要实现合理的利润回报，只有这样，企业才有扩大投资和发展的动力，才能不断给社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此外，政府税收也要保持合理增长，才能不断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及存在问题
D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一是经济实力实现大幅跃升。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6.2%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54万亿元提升到2022年的121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8%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折合美元从6301美元提升至1.27万美元，赶上并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二是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全社会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2012年1.91%提高到2022年2.55%，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在信息通讯、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核电、深海深空深地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跻身世界领先水平。三是结构优化取得重要进展。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年1.3万亿斤以上，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首位。东部与中、西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分别从2012年的1.69、1.87下降到2021年的1.53、1.68。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88∶1降低到2.5∶1。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53.1%提高到65.2%。四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成效最好的脱贫攻坚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五是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持续提升。大宗商品、原材料保供稳价有力有序，粮食安全、能源供给得到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不断增强。此外，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美丽中国等方面，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也要看到，当前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人口、投资、技术创新等要素条件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经济潜在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凸显，科技创新体制还不适应建设科技强国的要求。最终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还不够强，一般产能普遍过剩与高品质、高性价比、高附加值产品供给不足并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还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还存在不少卡点、堵点、脆弱点，科技、产业、金融循环还有待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循环畅通面临障碍。一些重要初级产品高度依赖进口，保供稳价压力加大。稳定制造业发展任务艰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网络和信息安全等方面面临较大的压力和挑战。总的看，当前我国既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也拥有迈上更高台阶的机遇。只要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周围，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诸多战略性有利条件，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砥砺前行、奋发有为，就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跨越这个关口，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D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推进高质量发展作了全面部署。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关键是要抓好落实。
一是着力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保持经济中长期增长在合理区间。把稳增长放在突出位置。着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形成强劲有力的国内大循环。加强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机结合，熨平经济波动，解决结构性问题，努力保持经济增长在潜在增长率水平。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重点是要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发挥数字经济在增加年轻人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就业，扩大服务业就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持续稳定发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压实各方责任，防止形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能源、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建设，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二是紧紧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加快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大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实用性创新。在大力推进硬科技创新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创新和实用性创新在提高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着力优化创新创业创造生态，培育形成更多瞪羚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人才基石。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切实推进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
三是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稳住基本盘。实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降成本专项行动，切实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大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保持传统制造业合理的比重。加快突破中高端。全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加大国内市场、技术、人才和上下游企业支持，加快供应链国产化替代，着力培育链主企业，加强对产业核心技术全生态链的支持。大力培育新支柱新引擎。着力营造有利于新技术产业化和新企业成长的良好体制和政策环境，加快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适应工业化发展规律，加快科技研发、教育培训、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繁荣发展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
四是深化改革攻坚，着力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建立健全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规划指标体系。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完善产品和服务质量、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标准体系。加快建立反映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体系。发挥政绩考核的激励、约束和导向作用，建立体现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政绩考核机制。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采取一些标志性举措，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着力增强民营经济发展信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切实抓住、进一步厘清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完善产权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加强法治和信用体系建设，建立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五是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水平。推动国内国际生产的联动循环。推动重点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国内国际科技创新的联动循环。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发挥我国科技人才规模庞大、应用场景丰富、市场需求巨大等优势，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联动循环。加快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进一步增强对国际高端资源要素的吸引力、推动力。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推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联动循环。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落实好外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多元拓展油气、粮食等重要初级产品进口来源，有效利用国际资源。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
2023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强调，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面对这一重任，我们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立足已知、研究未知、探索新知，加快建构独树一帜、世界领先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谱写人类法学知识体系发展的新篇章。
加强对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系统研究
法治思想是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法治理论体系，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意义的新范畴、新判断、新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大理论增量，为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南和理论宝库。
加强原创性范畴研究。现代法学知识大厦建立在科学的法学范畴体系基础之上，构建科学严谨的法学范畴体系是建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思想通过总结中外法治建设的实践经验，提炼了一系列覆盖理论法学、公法学、私法学、程序法学等领域的科学范畴，为建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范畴框架。例如，在法学基础范畴上，法治思想明确提出并深刻论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区域法治、涉外法治、依规治D等范畴，有力增强了中国法学范畴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底色、民族特色。以法治社会为例，法治思想通过赋予其共建共治共享、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社会纠纷多元预防化解等新内涵，打造出中国化时代化的法治社会范畴。
加强原创性判断研究。法治思想坚持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把握法的普遍规律、洞察法的时代精神、总结法的科学认识，提出了一系列蕴含着深刻的法律哲理、法治公理、法学原理的法治新判断、新命题。例如，“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这些以格言金句形式表达出的新判断、新命题，是对古今中外法律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规律性认识的理论提炼和思想升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传播力、感染力。将这些新判断、新命题转化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骨干性、基础性元素，必将有力提升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加强原创性理论研究。现代法学知识体系实际上是由众多法学理论按照一定逻辑结构组合而成的知识系统，构建科学完备的法学理论体系是建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工程。法治思想立足全局观法治、着眼整体谋法治、胸怀天下论法治，深刻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法治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D的领导、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经济、法治文化、生态法治、法治军队等众多原创性理论，撑起了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以法治体系理论为例，法治思想创造性地将中国法治体系划分为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D内法规体系五个子体系，使纷繁复杂的法治要素组合为相互关系清晰、逻辑结构严谨的有机整体，从而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科学化、系统化、可操作的施工图、路线图。
加强对中华法律文明精华的学术挖掘
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扎根独树一帜、博大精深的中华法律文明，深入研究中国古典法律思想和制度，深入挖掘中华法律文明的精华和精髓，提炼出具有深厚民族基因、文化根基的自主法学知识。中华法律文明所蕴含的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独创性智识资源，为建构更为先进的法学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知识元素，为创造更高水平的法治文明新形态提供强大的文明基因。
奉法强国、变法图强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思想精华。古代先贤深刻认识到法对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影响，提出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明法者强，慢法者弱”等思想。古代改革家把“变法”与“图强”二者连在一起，把富国强兵作为改革的根本理据和最终目标，形成了历久弥新的“变法图强”传统。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是一场通过法制变革保障和促进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探索。系统总结提炼中国古代奉法强国、变法图强的思想和智慧，不仅有助于建构法律与发展等领域的自主法学知识，还能为新时代新征程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
预防性治理是中华法律文明的实践精义。古代先贤把治病于未病、治乱于未乱当作社会治理的最优策略。《黄帝内经》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道德经》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在对违法犯罪的治理上，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先富后教、先教后刑等预防性治理方案。强调：“古人说：‘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这是对古代预防性治理思想的创新性发展。面对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法学研究者应认真总结古代预防性治理思想和智慧，构建起中国气派的预防性法治理论，为加强人民权益法治保障提供理论支撑。
加强对中国法治实践经验的提炼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D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大量难以用西方法学理论解释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构成了法学知识体系建设最深厚的本土资源。不过，这些知识仍主要是以行业性话语、操作性技巧、默会性经验形式存在，迫切需要学术界对之进行学理提取、原理提炼、哲理提纯，升华为学术形态、学科形态的法学知识体系。
以政法实践为例，政法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法律范畴，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特色，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70余年来，中国政法实践在破解西方政治学关于变革社会难以保持稳定的魔咒、创造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过程中，已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本土性、自主性法律知识。法学研究者应认真对待这套本土性知识，进行学理化、逻辑化、系统化加工，提炼出一系列具有解释力、变革力的法学新范畴、新原理、新知识，进一步丰富充实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以纪检监察实践为例，纪检监察是中国法治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的防控公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制度。在新时代，D和国家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织密织牢公权力运行的法规制度笼子，在加强公权力制约和监督上取得了开创性成就和经验。法学研究者应全面总结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新范畴、新命题、新理论，建构中国纪检监察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为解决世界性的权力制约和监督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加强对中国制度文本的学理研究
以法律为代表的各类制度文本，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价值理念、文化精神、治理智慧的权威性表达，也是该民族和国家法学思想、原理、知识的规范性来源。我国的制度文本主要包括国家法律、D内法规、社会规范三类。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加强对国家法律、D内法规、社会规范等各种典范性制度文本的研究，从中解析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智慧，提炼出原创性法学思想、原理、知识。
加强国家法律典范性文本的研究。以宪法为代表的中国法律文本，无论在形式、内容上还是在理念、精神上，都同域外同类法律文本呈现出明显差异。例如，中国民法典作为21世纪世界最新民法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出鲜明的价值导向、道德取向、文化指向。加强对国家法律典范性文本的阐释性研究，打造出更多自主性法学范畴、命题、理论，乃是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加强D内法规典范性文本的研究。以D章为代表的D内法规，是中国法治体系的金色名片和显著优势，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D治D治国治军的独特理念、独特逻辑、独特智慧。加强对D章等D内法规典范性文本的研究，既有助于构建起自主性、原创性的D内法规学知识体系，也有助于深入把握中国之治的治理密码和成功经验。
加强社会规范典型性文本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一直注重传统的民间法、习惯法研究，从中挖掘本土性法律知识。今后，应更注重对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新型社会规范典范性文本的研究，从中提炼出具有深厚民意基础和文化基因的自主法学知识。
加强对全球公共性法治议题的理论回应
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法学界不仅要自主思考中国法治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还要自主回答世界法治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加快建构对全球法治议题具有引领和攻坚能力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肩负起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提供国际公共理论产品的使命。
深化国际法基础理论研究。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法律秩序，需要更具时代性、包容性、共识性的国际法理论引领。提出了建设国际法治、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际法新思想，迫切需要用国际法话语、范畴、命题清晰表述其价值指向、制度内涵，推动构建中国气派的国际法理论，为国际法治发展提供中国理论。
深化国际法制度机制创新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世界大变局就是世界大变法，意味着现行国际法规则的改变、现行国际机制的改变，甚至是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变。应坚持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深入检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制度设计和国际行为模式，探索创设新的国际法制度和机制，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
深化全球治理规则供给研究。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应深入推进全球治理公共性问题的法学理论研究，在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上提出有竞争力、实效性的方案，建构起系统化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中国历史研究院建筑似鼎如尊，气势恢宏。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6月2日，走进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先后参观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了解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并不时询问相关研究工作进展。随后，察看了中国历史研究院部分馆藏珍贵古籍和文献档案，并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工作成果展前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
考察结束后，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向全D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的重要讲话，视通万里、融通古今，为强国复兴谋深虑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举旗定向，充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创新精神，展现了大D大国领袖的坚定使命担当和战略气魄，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指南，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深刻回答“中华文明何以伟大”的重大课题
新石器时代“7000岁”的陶人面像、朱书文字陶扁壶、彩绘龙纹陶盘，夏代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商代象牙杯，周代铜牺尊……一件件精美的出土文物，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足迹。“4000多年前的东西这么精致”，“这个技术在那时是很先进的”，“真漂亮！制作工艺太精湛了”……在中国考古博物馆，边走边看，由衷赞叹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有什么特殊之处？中华文明究竟何以伟大？在这次座谈会上，开宗明义对这个事关中华文明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作出深刻阐释。他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用大历史观观察和审视我们民族发展的历程，精准概括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清晰标注出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用科学理论夯实了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在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沿着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强调，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的提出，既清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又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特殊优势，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支撑。
“突出的连续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贯通古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这是世界文明的奇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突出的创新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充满活力、敢于创造的人类文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生发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追求，阐发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哲理，孕育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改革政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突出的统一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保持稳定、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人类文明。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理念，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人心，强化着中华民族的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注入精神力量。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突出的包容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兼容并蓄、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历来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为理念，展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突出的和平性”，意味着中华文明是坚持求同存异、追求公平正义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历来以“君子和而不同”为信条，以“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为追求，以“天下大同，声教远被”为志向，凝练出“以和为贵”、“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品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D同伐异”的小圈子。
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论述，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为深厚基础，以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为参考观照，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阐明了中华文明绵延永续的根本原因，体现出深刻的哲理性、强大的思辨力和科学的指导性，为赓续中华文脉、创造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下了牢固的思想根基。
深入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合生万物。”“结合”是中华民族一贯提倡的科学方法和政治智慧。
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结合”，是一个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件。中国共产D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熟练掌握和运用“结合”这个传统政治智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这个来自欧洲的思想，为何能在万里之遥的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为20世纪以来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创造？其奥秘就在于中国共产D科学掌握了“结合”的精髓要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D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邃思考，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命题。“第二个结合”，是我们D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明我们D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D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D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新时代继续做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关键要在“结合”上下功夫，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在这次座谈会上，进一步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结合、怎样结合”的重大问题。“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五千多年璀璨文明中承继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的精华养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就一定能焕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踔厉奋发、一往无前。
科学指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念兹在兹的大事，也是这次座谈会发出的最清晰、最响亮的时代强音。早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他就深情指出：“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她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一路走来，对中华民族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热爱与致敬，始终如一、愈加深厚。
在这次座谈会上，开篇即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郑重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时代的呼唤、D和国家的需要、中华民族的期盼。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明确提出这个使命任务，充分展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宏阔历史视野和思接千载的历史眼光。强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科学回答了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历史和时代课题。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指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自信才能自强，我们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沿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坚定向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秉持开放包容，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指出：“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开放中成长，在包容中发展，在借鉴中丰富，为中华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注入了不竭动力。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为理论和制度创新奠定更加坚实的文化基础。秉持开放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就能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源泉、动力和路径。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守“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坚守中国共产D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同时，要固本开新、勇于开拓，不断提出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是创造了高度文明、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民族，中国共产D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深厚文化情怀的伟大政D。新时代中国共产D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让伟大的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即向中国共产D人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历史课题。经过逐步积淀，这样一种意识至1938年在D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而达到完全自觉。在理论上，对应这一过程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研究与阐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这片国土上、这种文化中扎下根来，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当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归根结底是因为其科学真理恰恰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历史需要尤其是近现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需要。但此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方面的相契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D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其实现机制，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相契并不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就直接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因子，而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于此可以相对较为容易地为人们所接受与认同。多年来，学界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维方法、人生态度、理想追求等方面的相契性。比如，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相通性，共产D人的人格范型与中国传统德性人格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相合性。应该说，这种思维方法、人生态度、理想追求等方面的契合确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有效的助推作用。然而，必须看到，以上诸方面并非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的全部。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这些朴素辩证法和传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显性层面，不断见诸典籍，广泛流布后世，乃至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众所周知的标志性符号，所以最易拿来比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与价值追求。但如果认为仅仅以上诸方面的相契就能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领域更易扎根的话，恐怕有欠准确、并不周延。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对于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有自己的理论设定。相对于思维方法与价值观层面的流传，这种理论设定及其指导下形成的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更为稳固，也更为深刻地内化在整个民族的民族心理与集体无意识之中。外显的易于观察，但深层的却更为根本，如果没有传统政治运作深层逻辑与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共产D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高度契合，仅仅朴素辩证法与价值追求的相似，恐怕还不足以使得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子与广大国人头脑中迅速扎根。
而如果这两种逻辑不相契合，乃至差别极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会遇到数千年塑造形成并不断内化的民族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惯性的巨大抵抗，即使少数先知先觉者能够以极大毅力破旧立新，接纳马克思主义，但广大民众则难以如此，这势必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效果。进而言之，即使少数先知先觉者也未必那么容易克服民族政治心理的强大惯性。当然，相契并非完全相同。一方面，对于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必须要做辩证审视与历史分析，其毕竟根植于传统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糟粕的一面，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相关剥离的工作，下文相关处还将对此做具体分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D的政治运作逻辑，即使受传统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D也会对之进行改造，把握其优秀、合宜的一面，按照自身逻辑进行选择性的吸纳、借鉴、阐发，赋予其新的时代性涵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
一、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与共产D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什么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设定的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共产D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两者在哪些方面相契呢？本文认为，所谓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设定的传统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是指以天道为最高原则、以圣王为主宰、以民心为天道显现，圣王通过天道获得正当性、通过民心获得统治基础，并作为权力中心与教化中心进行大一统治理的运作逻辑。尽管在传统政治思想中所谓天道只是一种理论设定，但其发挥的作用是真实的，认识与遵循天道是整个现实政治运作的逻辑起点：一切都源出于天，政治统治与政治运作在逻辑上最终都要追溯到天道、天理或天命。天道主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无言而民有心，天道政治即是民心政治。而圣王则是天道的代表者、人心的体恤者，是在天道人心之间发挥起承转合作用的中枢与纽带，必须上遵天道而下体民心，其统治的正当性取决于是否深刻认识并秉行天道，是否深刻认识并关照民心。自从中国进入王权社会，数千年时间，在被现代民主政治冲击重塑以前，中国政治几乎都是在天道、圣王、民心的政治话语与历史传统中运作，不管其具体表现形式有多大差别。
与之相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D的政治运作也有自己的深层逻辑设定：以遵循历史规律为最终依据，以政D特别是政D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为领导主体，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政D认识真理、践行规律，把握民意、发展民生，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发挥主心骨与顶梁柱作用。在这样一个运作逻辑中，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极为关键，因为历史规律为共产D的诞生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趋势、明确使命担当，D的诞生才具有意义，才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在此意义上，把握与遵循历史规律成为共产D政治运作的逻辑起点：D的一切行为都离不开对规律的认识与利用，都必须具有合规律性，脱离规律则D的任何行为都不具有合理性与有效性。但是，规律隐藏在社会历史的深处，如何切实地认识与把握呢？对规律的认识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但深入实践，倾听人民意见、了解人民愿望、把握人民意志基础最关键。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真实而生动，他们的普遍性利益诉求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的广泛性意见反映着社会的未来走向。就此而言，规律就在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之中，在人民群众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而在整个共产D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中，政D特别是政D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是历史规律的探索者、把握者、践行者，是民众愿望诉求的整合者、提升者、代表者，一方面把握规律，一方面升华民意，发挥着连接上下、起承转合的中枢与纽带作用，在两者的结合中展开政治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内，规律、政D特别是政D领袖集团和领导核心、人民构成共产D政治运作最为核心的三大要素，三者的关系展开形成D政治运作的深层逻辑，决定着D的其他政治活动，具有最为根本的解释力。
以上对两大深层逻辑的归纳都是高度概括的。那么，这两种政治逻辑如何相契呢？这两种政治逻辑的相契首先是整体框架性的：都有一个超越性的原则发挥统摄作用，都有一个政治主体发挥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都有一个现实性的民意基础发挥人心向背作用。这种整体框架的相契具有前提性，使得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的中国共产D人能较为容易地接受具有相似政治运作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政D学说。在这一整体框架中，三个构成要素又一一相契：天道对应规律，都是超越性的原则；圣王对应政D特别是政D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他们都是起中枢作用的政治主体；传统民心对应人民愿望，都是政治权力的民意基础。要素之间的关系甚至也具有相契性：天道显现于传统民心，规律体现于人民愿望。
二、超越性原则的相契：天道与规律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命、天道、天理都是较为基础性的范畴，三者的涵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都指一种具有超越性、指导性的原则与力量，但又有差别。天命的提法较早，春秋及以前运用最多，思辨性相对较弱；天理的提法主要见于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和朱熹，思辨性相对较强；而天道的提法见于诸子多家之说，在思想史上长期持续，既具有天命之意，又可以做像天理一样的思辨阐释，因而具有最大的公约性。正因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才有著名的“道统”一说。基于此，本文用天道作为一个概括性的统称。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始终带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化神的色彩，春秋之前尤其如此，这与人类文明脱离原始社会不久有内在联系。比如，殷商时期，天道是以人格化的帝或上帝的形式来体现的。《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西周此种观念亦非常浓厚。但春秋之后，天道作为非人格化的抽象原则的一面逐渐凸显。《论语·述而》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实际就是对天或天道作为人格神的敬而远之。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的认识水平与思维能力产生了质的跃升，时代的知识精英开始从更为抽象、更具理论性的层次来思考宇宙、历史与人生，对天的认识逐渐变得思辨化。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承认存在一个超越性的抽象原则并高度重视、积极阐发其作用。这一超越性的抽象原则对于现实世界是逻辑在先的，看似客观却又带有应然的价值内涵，代表着一种恒常的、体现特定价值取向的运行逻辑与客观力量。当然，不同学派对于天道到底代表何种价值内涵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概念表述也不完全一致，但都试图在这一最高原则支配下，将整个人类社会整合进一个宏大的天人合一的理论框架，用一个超越的原则理念来指导现实的人间生活。当然，这一原则虽然超越却不在彼岸，而就存在于此岸的事物与事务之中。实际上，这种看似神秘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抽象原则，不过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价值规范的高度抽象化而已。经过历史的竞合，儒家文化最终能被确立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主流与正统，就在于其提出了最符合中国传统农耕经济基础的文化理念。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河南程氏遗书·第七》）的中庸之道，其实追求的就是一种基于农耕经济基础的高度伦理化、政治化的伦理原则与价值秩序。至南宋，宋儒理学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伦理原则与价值秩序最为思辨化的系统论证，天道以天理为名高悬于万物之上，又融贯于国家治理、人伦交往乃至万物生存之中，永恒不变。此后，天道作为天理束缚、压抑人性的一面愈益突出，传统天道所承载的价值原则的消极效应愈益明显。迄至近现代，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适应的一面彻底暴露出来，强势冲击下救亡图存的困境呼唤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而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则必须提出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政治理论。在近现代西学东渐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很多主义如昙花一现，虽溅起小小水花，但未见大的波澜，这或者是由于理论自身存在严重不足，或者由于与中国国情严重水土不服。但这期间，有两种思潮需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进化论思潮，一是马克思主义。进化论思潮进入中国早于马克思主义，最初影响也大过马克思主义，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桥梁与中介作用。近现代中国各种进化主义，不管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都秉持同样的历史必然进步的确定信念：“进化不仅使历史进步合理和正当，它还使未来的历史成为‘宿命’，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设定的未来乌托邦目标，不仅‘应该’，而且‘必然’；进化主义使中国知识分子勇气倍增，危机和落后，都是暂时的，未来注定是属于中国的；进化主义使中国知识分子快乐，痛苦和不安最终不过是加大他们快乐的‘良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进化的公理设定，民族危难之中知识精英的信心何在！应该看到，进化主义这种历史向前的进步史观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循环史观或复古史观尽管存在根本差别，但其与传统政治思想却共享着同样的思维方式，即都认为历史的运行遵循某种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原则与必然性的内在逻辑。这种原则与逻辑在传统政治思想中称之为天道，在进化主义中称之为公理。公理是宇宙天地的运行法则，既是客观规律，又带有浓厚的价值意蕴，体现了应然的发展趋向，现实对之不能悖逆并将最终演进至越来越光明的境地。这仍是一种新的天人合一的思维逻辑。“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历史潮流代替天意，……传统思想模式中的应然与实然的结合，宇宙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得以在转型时代以一个新的形式延续。”
进化主义对于传统天人合一思维的继承，对于作为进化公理的抽象原则的设定，对于历史发展的进步信念，都为知识精英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奠定了前提性的思想基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最初为中国少数知识精英所接受并奉为信仰，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决定性关系，但进化主义思潮为其做的思维铺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D的建D元老不少是由最初接受进化主义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比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唯物史观影响日增，进化主义的天演公理就逐渐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历史规律所涵括、吸纳、整合、统摄。
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建构与马克思主义政D的实际政治运作，都具有基础性。如同天道范畴之于传统政治思想，公理范畴之于进化主义，历史规律作为基础范畴支撑起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宏伟大厦，如上所述也为马克思主义政D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正当性证明。当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范畴带有强烈的神秘色彩，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规律是一个严谨的科学范畴，但天道与规律都意味着必然性、意味着对现象的超越、意味着对人们现实活动的指导与规定。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规律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内不只具有纯粹客观的内涵，而是体现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规律本身是客观必然的，但规律揭示着历史的发展方向与进步前景，本身就生成着一种价值期待。在此意义上，天道与规律都体现了必然与应然的统一、逻辑与价值的统一，都共享着天（超越的原则）人（现实的世界）合一的思维模式。
天道与规律的这种相契尤其是对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共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少奇所著的被誉为共产D人“道德经”的《论共产D员的修养》所遵循的正是这一深层思维模式：“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共产D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D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D性、阶级性）。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换言之，现实世界的道德修养依据历史规律这一超越原则。在谈到理想信念时也强调：“中国共产D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2021年8月中宣部发布的《中国共产D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在阐释中国共产D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时，也专门谈到了中华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三、中介性角色的相契：圣王与政D特别是政D领袖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作为虚置的最高原则必须要作用于现实人世才有意义，而这就必须找到沟通天人的中介。这一中介即是圣王。《大盂鼎》称：“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天人合一由此导向天王合一，王成为一个沟通上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角色，天道成为王道。春秋以降，学下民间，社会的理性思维能力大大提升，知识的力量进一步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圣又被赋予了沟通天人的地位与角色。各个学派对于圣人有不尽相同的论述，但对这一角色的理解则颇多相同之处。“只有圣人才能通过‘体（修）道’，通达‘天（地、人）道’，实现‘知（得）道’，把握天人本质和规律，进而与天合一。”由此，至少天道在逻辑上就存在两个沟通与代言角色，一个是王，一个是圣。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这两个角色既存在一定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合二为一。之所以说存在张力，是因为这两个角色一个是依靠权力占有，一个是依靠体道明理，天道的中介形成机制不同。正由于此，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才存在著名的“道统”与“治统”之别。这就是清末王夫之提出的：“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儒家思想强调道统的重要性，主张政统必须合于道统，并以儒家伦理观念评判乃至有时强烈批评现实政治。但另一方面，王与圣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合二为一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下三点。首先，儒家理想的人格类型就是内圣外王，所谓外王就是治国平天下，而现实中，能实现外王的只能是政治权力的占有者。换言之，儒家实际上期待的是现实中的王能具有圣的品格与境界，实现两者的合一。即使不具有，也要通过教育与劝谏使之具有。“在政治理想的层面，‘内圣外王’代表儒家特有的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这个精神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政治领导交在这样一个‘完人’手里，便是人类社会‘治平’的关键。”“君主不仅是统治中心，也是教化中心；不仅是驾驭政府，统率万民的政治领袖，也是以德性通天的精神领袖。”其次，儒家思想所论证的是一套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秩序，这套秩序恰恰为圣王合一做了最为有效的体制性论证。帝王受命于天，御海内、察四方、理万物、抚百姓，本身就带有神圣性。可能某个帝王不符合道的要求，但王权体制是符合道的，道与王制不可分。这是一种体制性的圣王合一。最后，在传统政治的实践中，历代帝王一般都非常注重用儒家思想来论证自身统治的正当性，非常重视圣人之教、治国之道，强调“继道统”，至少在形式上努力做到圣王合一。综合来看，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王、圣作为天道的中介与代表，其张力虽有，但二者合一却是主流。张灏也谈到中国传统政教合一观念存在内在张力，是个不稳定的均衡，但他通过研究明确强调圣王合一、治统与道统合一或者说政教一元是“儒家政教关系思想发展的主趋”。
必须看到，传统政治思想对于这种圣王合一的强调是以内圣为基础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没有政治主体踏实勤勉的道德修养、精深高远的道德境界，是无法实现外王事功的。即使天命庇佑，但天命靡常，如果政治主体自以为得授大命就可以任意而为，不能敬德保民，最终就会导致天命丧失。正是在此意义上，政治主体自身能动性的发挥极为重要。纵使已经天授大命，还需战战兢兢、诚意正心、力行德政、泽被苍生，才能国祚久远。“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艰难。”（《尚书·君奭》）剔除维护专制统治的因素，这种对于政治主体能动性尤其是对德性修养的重视具有重要时代价值与长久现实意义。
这种内圣外王、圣王合一，圣王作为天道中介、沟通天人的思维模式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文化性格。当然，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与作用需要做全面、辩证而历史的分析，但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其很大程度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D政治运作的相关逻辑设定。通过下文的分析，可以认为这种相契性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较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天道需要中介，天人合一才能更好实现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内，历史规律同样也需要一个必要的中介才能澄明并作用于现实。而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特别是先锋队的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
按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承担着破旧立新的伟大历史使命，但无产阶级对于历史规律与自身使命的认知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而由自发到自觉的实现则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即马克思主义政D的领导。也就是说，相比于广大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D能够更为自觉、更为深刻地认识与把握历史规律。“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进而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政D而言，其对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同样是需要区分为不同层次的。其中，具有深厚理论素养、处于核心地位的政D领袖是对历史规律与发展大势最为敏锐、最为自觉、最为深刻的发现者、认识者、把握者。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D宣言》中作了明确阐发：“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段话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身理论素养与历史使命的一种表述。他们究天人之际，是历史规律由隐到显的揭示者，是历史规律由自发发挥作用到对之自觉加以利用的中介者。没有这种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知与自觉利用，就产生不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才被称为伟大导师！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自发性与无产阶级政D自觉性之间的差别，更为详细地区分了工人阶级、D的组织、作为D的领袖集团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D来领导的；政D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种划分实际凸显了D的领袖集团在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当然，列宁没有进一步论述领袖集团中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其本人因为卓越贡献成为了俄共（布）的领导核心。正是在列宁这里，D的政治领袖与D的思想领袖开始实现真正的合二为一。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尽管他们参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德国社民D等的相关活动甚至一些创建与领导工作，但其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理论的研究与阐发上。特别是就德国社民D而言，尽管他们经常提供重要指导，但并非实际的政D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necht）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甚至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意见相左。而列宁则既是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又是D的最高领袖，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张的民主制发展为民主集中制。在D的建设方面，中国共产D受列宁主义影响更大更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中国共产D一直强调自身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以及初心使命担当，强调“D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D特别是D的领袖集团一直致力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自身领导和执政的规律，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强调自身对于规律探索与理论创新所负的使命责任。D的领导核心在探索与把握历史规律方面尤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共产D由之也形成了主要由领导核心发现规律、深化认识、推动理论创新的深厚传统。
如同在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逻辑设定中，圣王必须积极发挥主体能动性方能保有天命一样，马克思主义政D在认识与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也需要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才能更好地践行规律，实现使命。即使把握了规律，如果消极懈怠，寄希望于历史规律的自发实现，共产D也无法成为先锋队。共产D应该通过自己的积极奋斗、不懈努力、持续付出甚至巨大牺牲，在把握历史主动中加速历史进程、推进社会发展。只有这样，共产D才是一个真正建基于历史规律的D，一个真正顺应并引领时代的D。此外，由于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具有远大理想追求，同时受到中国传统德性观念、德治思想的浸润，中国共产D高度重视D员的德性修养，特别是强调D的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在此方面的典型示范与榜样作用。在此意义上，D的领袖集团尤其领导核心集深厚的理论素养、卓越的外在事功与崇高的德性修养于一身，可以说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实现了“内圣外王”——当然，这一范畴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按照共产D人的价值观赋予全新的涵义。
基于以上分析，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圣王合一的权力主体明达天道，作为中介沟通天人，作为权力中心与教化中心而存在。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德才兼备的共产D人及其领袖认知规律，洞悉历史奥秘，并作为先锋队教育、启蒙人民，利用历史规律改造世界。圣王与政D及其领袖这种中介的角色设定，这种主体能动性发挥的共同要求确实非常相契。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思维逻辑的相契作为必要条件，中国共产D由领袖揭示规律、创立理论的传统才得以有效形成并得到迅速认同。当然，必须强调，这种相契仅仅是指圣王与政D及其领袖在各自思维逻辑框架中角色的相契，而不是世界观、历史观的相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历史观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自然非中国传统思维所能相比。
四、现实性基础的相契：传统民心与人民愿望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心是天道的载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王者以民人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统治者要了解民心民情民意，贵民、安民、利民、养民、恤民，如此方能上体天道。否则，就是对天道的悖逆，就意味着自身统治的正当性出现了问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这一观念最初是由周公确立的。周取代商而确立统治，但如何解释曾受上帝庇佑的商丧失统治的正当性呢？周公做了开创性的解释：唯命不于常、唯德是授。上帝所赐予的大命不是固定不变的，殷商失德，不顾民难，违背天道，所以被废除大命，周则因有德代之。“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尚书·康诰》）“德是一个综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用于政治，最重要的是保民与慎罚。”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为了更好地保有大命，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别强调政治主体要发挥主体能动性，而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关键就是修德，做到以民为本。正如《中庸》所云：“德为圣人，尊为天子”；“故大德者必受命。”周公的解释开创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于天道的民本理解范式，抽象的天道很大程度上变得现实化、具体化，特别是道德化了。这种理解方式以及由此肇始的德性政治传统对后世影响广泛而深远。正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讲：“盖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王既是天道的人格化，也是黎民利益的人格化代表，必须主动地、积极地、诚心诚意地为民谋利，尽管王权通常情况下掌握着天道的解释权，但却不能违背最根本的这一条。这样，民服从于王，王敬畏于天，天顺意于民，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的逻辑架构。由于民后面有一个发挥不可抗拒作用的天道，惠民养民就被赋予了神圣的、必然性的色彩。很多情况下，王权对于黎民百姓未必多么关心，但却不得不考虑民心民情中所显现的神秘天道，这实际构成一种内在的约束力量。传统社会帝王常见的“罪己诏”不少就是基于此而发布的。剔除传统民本思维中的专制因素，对民的重视以及对民心所表征的历史必然性的敬畏可谓传统文化之精华。
中国这种基于天道的民本政治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延续中不断得到强化，支配着人们的思维逻辑，形成强大的思维惯性，而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逻辑设定相互契合，从而在一个方面助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按照上文的分析，历史规律不会自动显现，需要马克思主义政D尤其领袖的探索把握。而要想把握历史规律，除了深入的理论学习以掌握对规律的已有理论成果，以及亲身实践以加深对现象、事物的理性认识之外，深入群众、把握民情、了解民意更为根本。“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规律不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之外，而就在其中。天道通过民心而显现，人民的愿望与活动则体现着规律。D的二十大报告在阐发“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时，也强调要把握人民愿望。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政D特别是D的领袖就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以把握人民群众普遍性的愿望诉求，逐步形成针对社会主要矛盾与时代重大课题的正确理解，进而在此基础上把握相关规律。只有如此，才能使D的活动更好地体现历史必然、顺应历史趋势、把握历史主动，更好地夯实D领导与执政的历史根基。通过持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持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就可以逐步达到对于真理的认识与深化、对于规律的更为深刻完整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既是被深入调查的对象，同时也是规律性认识的教育对象，而D员干部则是把握规律的能动者与规律性认识的教化者。群众确实需要自己教育自己，但这种教育不是完全由自己进行，而必须有D的领导与有效参与。D实际发挥着真理教化的中介者的角色，类似于传统圣王的功能。共产D把握民意、认知规律不是根本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此，这种主动的代表角色也极为鲜明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D的历史主体性。而这正如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圣王基于对天道的感悟与理解，应该主动践行天道，行德治、佑万民的逻辑一样。在D的领导人的讲话与D的文献中，也经常引用传统文化的词句，比如“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等等，此类引用也充分说明了共产D的人民逻辑与传统民本逻辑在较大程度上的相契性。也正是由于强调对规律的主动把握、对于人民的主动代表，政D自身尤其领袖本身的素质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也契合了上文已经分析过的传统政治思想对于圣王人格的理论设定。
五、结语
纵观人类思想史，既有的思想观点固然往往难以改变，更难以改变的是积淀为无意识的深层思维逻辑。从这一角度思考可以看到，正是上文分析的传统政治运作深层逻辑与共产D政治运作深层逻辑的相契，作为深刻的文化因素助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种相契当然不能做神秘化理解，而是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与复兴的进程需要一种能提供确定进步信念、给人们以鼓舞和激励的历史必然性理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D组织来领导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伟业，为广大民众的福祉而奋斗。归根到底，是历史任务决定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需要这样一种以历史规律为最终依据，以政D特别是政D领袖为领导主体，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的政治学说。而正是在这一新的政治学说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传统政治思想以天道、圣王与民心为核心要素的深层运作逻辑得以与之对接并有效发挥了思维铺垫作用。没有这样一种历史的需要，就谈不上两者相契的问题。
此外，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相契并非相同，毕竟历史语境与时代条件存在根本差别，传统政治运作逻辑适应于传统农业文明，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一种新的现代文明的视域中阐发共产D的政治运作逻辑。深层逻辑的整体框架与构成要素虽然相互对应，具有相契性，但两种逻辑在内容方面却有质的区别。传统政治运作逻辑虽然包含着可以借鉴与时代化的思想元素，但毕竟归属于王权政治，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专制王权，其产生与运作的社会形态早已终结。而共产D的政治运作逻辑则不仅超越了传统王权政治，也超越了资本主导的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着一种基于唯物史观、体现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政治形态，把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运作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D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积极发挥先锋队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没有这样一种新型的政治运作逻辑，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此而言，传统政治运作逻辑与D的政治运作逻辑虽然在思维逻辑上相契，但决不能忽视历史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忽视“圣王”与共产D及其领袖的根本区别，忽视“传统民心”与当代“人民愿望”的根本区别，不能将传统文化抬高到不恰当的地步。也正是因为两者既相契，也存在质的差别，所以两者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平台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交集、对接、碰撞。而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政治运作逻辑进行批判与扬弃的过程。这也说明，尽管深层思维逻辑难以改变，但绝不是完全不可改变，其形成于历史中，也必然变化于历史中。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具有普遍意义与时代价值的思想精华得以被有效继承、吸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得以时代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并开花结果，实现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这一过程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统一。
7月25日至27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全面学习贯彻D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D的中心任务，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深入推进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量变革，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此次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站高谋远、领航定向、把脉精准、针对性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的最新发展，是对四川发展最权威、最深刻、最有力的科学指导，赋予四川新的时代重任、寄予新的殷切期望，清晰指明了新时代新征程做好四川工作的总体要求、着力重点、突破路径和目标任务，为我们深刻认识谱写四川“战略大后方、生态大文章、文化大传承、产业大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提供了根本遵循。
牢牢把握四川“战略大后方”的历史地位
来川视察指出：“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必须保证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深刻认识四川“战略大后方”的历史地位，就要建好建强四川这个战略大后方。抗日战争期间，四川成为接收中国工业、文化资源转移的主阵地；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四川的投资占了全国的八分之一；进入新时代，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的优势地位更加凸显。四川是全国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是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农业大省、能源资源大省、人口大省和科教大省，可以作为战略资源的大后方、战略人员的大后方、粮食安全的大后方、能源资源的大后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大后方，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重要支撑地、国家先进制造完整产业链重要集聚地、国家重要物资和战略资源储备供应保障地、国家实现稳藏安康和经略周边的战略要地，具有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大后方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牢牢把握四川“生态大文章”的责任担当
来川视察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地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做好。”对保护自然遗产、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殷殷嘱托、语重心长，令人备受鼓舞。四川要坚决担当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使命责任，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在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上见行见效。四川是中国青藏高原到中东部平原盆地的重要生态屏障，是长江、黄河“两源”的重要发源保护地，是碳达峰、碳中和“双碳”战略的重要实施地，是全国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标杆样板地。四川在落实的重要指示上，在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部署要求上，理应走在前列，作出示范。四川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上，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探索上，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上，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和若尔盖国家公园创建获批上，在擦亮四川生态旅游强省的“金字招牌”上，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让美丽四川更美丽，生态四川更生态。
牢牢把握四川“文化大传承”的时代使命
来川视察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对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念兹在兹、意蕴深长，为四川在传承发扬巴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上指明了正确方向、作出了科学指引。在源远流长的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上，巴蜀文化是一颗璀璨而耀眼的明珠。巴蜀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星堆遗址被公认为是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代表了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古蜀文化面貌和发展水平，是同时期长江流域文化最丰富、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巴蜀文化独具魅力、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基因深厚，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完美融合；巴蜀文化的传承发展，不仅是今人连接古人，也是今人传向后人，更是巴蜀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必然要求。四川应坚决担当起巴蜀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以敬畏之心保护好传承好巴蜀文化，用心用情守护好古树名木，加快推动三星堆、金沙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系统推进三星堆等重要遗址考古研究，挖掘阐释好巴蜀文化的丰富内涵，讲好扬雄、司马相如、杜甫、薛涛、“三苏”等历史名人故事，让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名扬天下、享誉全球。牢牢把握四川“产业大发展”的殷切期望
来川视察强调：“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前瞻部署未来产业，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殷切期望四川充分发挥产业发展中全国战略腹地作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更好承担起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依托制造业的独特优势，积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四川要坚决担当起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坚持“川渝一盘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更走心，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扛起经济大省重任；发挥四川高校密集、青年人才汇聚、科技人才集聚的优势，坚决扛起打造西部创新高地的使命，加快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军工科教大省的应有贡献；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水风光氢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互补发展，聚集和培育绿色节能、清洁能源装备和动力电池等产业集群，擦亮农业大省“金字招牌”，建设打造保障“天府粮仓”粮食产地和战略性矿产资源生产供应地等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坚决担负起积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服务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切实构建起富有四川特色、优势特色显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落实领袖的殷切期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D的十八大以来，科学总结D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D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D的自我革命重大命题，并在全面从严治D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是关于D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D学说的重大发展，标志着我们D对马克思主义执政D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D人推进D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主动和战略自信。2023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D命运比较和我们D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我们必须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保持D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清醒，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D，以D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促进自我革命，确保D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提出的管D治D规律性认识
D的十八大以来，一再告诫全D必须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把全面从严治D伟大实践向纵深推进，创造性地提出了D的自我革命重大命题。2015年5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明确提出“勇于自我革命”这一概念。2016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D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号召全D“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D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正式将“自我革命”运用到D的建设领域。2017年10月，D的十九大报告将“勇于自我革命”纳入新时代D的建设总要求。2021年11月，D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D的十方面历史经验之一写入D的第三个历史决议。2022年1月，在D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用“九个坚持”精辟概括了我们D管D治D的规律性认识，即“坚持D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D要管D、全面从严治D，坚持以D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D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九个坚持”是源于新时代D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的思想结晶。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以坚如磐石的钢铁意志、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勇气，打出了一套推进D的自我革命的“组合拳”。概括地说，就是坚持以D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D的基础性建设，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坚持增强D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把全面从严治D伟大实践向纵深推进。一系列重大安排、重大成果，拓展了D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全新境界和有效路径，使D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也使D在实践中深化了对于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D、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D的规律性认识。“九个坚持”作为管D治D的规律性认识，源于实践，也必然指导实践，指引全面从严治D继续向纵深发展。
“九个坚持”的提出，标志着我们D在管D治D理论创新上达到新的高度。“九个坚持”分别构成D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战略方针、政治方向、基本态度、有效形式、关键环节、价值追求、主体力量和制度保障，体现了我们D对百年来D的自我革命经验和规律的高度把握，深化了中国共产D人对政D建设尤其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D建设规律性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D建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九个坚持”的提出，使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理论框架得以确立，并由此构成一个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思想体系。
2.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指引全面从严治D开创新局面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引领伟大的时代。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管D治D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D、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D的重大时代课题，指引新时代全面从严治D开创新局面，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形成了中国之治、中国共产D之治的新气象，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第二个答案”。我们D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同志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余年奋斗尤其是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我们D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以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为指引，我们D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得到显著增强，管D治D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D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实现了D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确保D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为破解大D独有难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我们D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D，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政D属性的先进性、使命任务的艰巨性、宗旨意识的人民性、组织规模的宏大性，决定我们D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必然有着区别于其他政D的独有难题。“六个如何始终”，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是我们D面临的大D独有难题。指出：“我们D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D，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D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既充分彰显了我们D勇于自我革命的执着追求，也充分体现了我们D全面从严治D的政治清醒和战略定力，为我们D破解大D独有难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保持解决大D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是深化D的自我革命的必然要求；不断深化D的自我革命，是解决大D独有难题的根本途径。正是以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为指引，新时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D，为破解大D独有难题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行动指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D。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D就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D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又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越是接近宏伟目标，越要保持冷静清醒，越要坚持自我革命，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决不能滋生全面从严治D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厌倦情绪。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唯有坚持以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为行动指南，始终以永远在路上的精神状态推进D的自我革命，不断提高D长期执政的领导能力，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从多维度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D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标志性成果，是对我们D百余年奋斗历程、宝贵经验的深刻揭示和科学总结，也是新时代D的自身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当前，可从世界、历史、现实等维度，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
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D命运比较中，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政D以解放全人类为政治理想，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追求，并且在严峻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创建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培养了坚强的D员干部，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规范，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苏联共产D等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一再警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执政D如果缺乏自我革命的精神，不能刀刃向内正视和及时解决D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犯下系统性、颠覆性的错误，最终难逃亡D亡国的悲惨结局。在不同场合多次反思苏共亡D的惨痛教训，追问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D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D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D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警醒全D，“曾几何时，苏共何其强大，苏联何其强大，现在早已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因此，我们要善于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D命运比较中，尤其是从苏共垮台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中，进一步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
从D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中，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D区别于其他政D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D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共产D百年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和动力源泉。D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从D的历史上的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从延安整风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D，都是D以伟大自我革命精神主动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完善自身、走向胜利的典范。D之所以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D员发展壮大为今天拥有9800多万名D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D，历经百余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最根本的就在于D始终围绕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D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自身建设、进行自我革命。D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思想资源宝库，我们要善于从D的百余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把自我革命推向前进。
从D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D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D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我们D作为百年大D，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是D保持同人民血肉联系的关键，也是我们D实现长期执政的强大支撑。我们D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D，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只有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打造与锤炼自己，保持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才能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当前，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D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要求我们必须深化对D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切实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革命精神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把新时代D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D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D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D，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D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D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以“六个如何始终”原创性地概括了“大D独有难题”的主要表现及其破解之道，为新时代新征程锻造一个初心不改、无坚不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D指明了方向。深刻把握大D独有难题，需要以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和系统观念认识其必然性、独特性并系统性思考破解之道，增强历史主动与行动自觉，永葆D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的先进本色、生机活力，使D的基业常青。
1、以历史思维深刻把握大D独有难题的必然性
任何一个政D面临的难题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任务和复杂的时代特点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深刻把握大D独有难题，需要在历史规律中把握历史任务，以历史思维深化对大D独有难题必然性的认识。
大D独有难题是历史环境变迁与时代变局交织的结果。“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社会历史发展往往不会按照既定的纯粹的一般图式发展，而是具有跳跃性、曲折性。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因素和多变性特征，决定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社会环境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使社会历史在发展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链和问题域，这些总的矛盾和问题的具体展开，就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政D所面临的难题。大D独有难题正是我们D在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及其考验中产生的。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从国内看，我国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D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大D独有难题是无产阶级政D的初心使命和肩负的时代重任共同决定的。无产阶级政D是同一切旧政D完全不同的新型政D，其最终目的是推翻资本逻辑对人的统治，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历史重任决定了无产阶级政D必然面临“如何消灭私有制”“如何长期执政”“如何为实现共产主义接续奋斗”等诸多历史性难题，这些难题也是无产阶级政D必然要肩负的时代重任。回顾百余年历史，中国共产D自成立起就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不断完成一项项历史任务、破解一个个历史难题，使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践行初心使命、勇担历史重任的百年历程中，从只有50多名D员的小D，发展成为拥有9800多万名D员的世界第一大D；从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夺取政权的政D，成为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政D；从在计划经济和相对封闭条件下执政的政D，成为一个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政D，特殊的D情、复杂的治理形势和跨越式发展速度决定了我们D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然面临独有的难题。
2、以辩证思维深刻把握大D独有难题的独特性大D独有难题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中国共产D在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独有考验，具有特殊性、独特性。以新时代新征程的“大D大国”为现实视角透视我们D面临的独有难题和挑战，需要坚持辩证思维，全面深刻加以把握。
“大的样子”与“大的难处”。大D独有难题之“难”，首先在于其“大”，在于因其“大”而“难”。指出：“我们D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D，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深刻表明我们D的D员人数之多、领导的人口数量之多、D的组织规模之大；深刻表明政D属性的先进性、使命任务的艰巨性、组织规模的宏大性，决定我们D要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必然有着区别于其他政D的独有难题。把握大D独有难题需要坚持“大”和“难”的辩证逻辑，既看到D的队伍规模之大，也要看到管D治D之难，从“大”和“难”的关系深入理解大D独有难题的“独特性”。
“独特优势”与“独有难题”。中国共产D在百年奋斗中积累和形成了全面而独特的优势，主要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等。把握大D独有难题需要坚持“独特优势”与“独有难题”的辩证统一，既看到D的独特优势之多，又要看到D的独有难题之难，坚持从独特优势出发破解大D独有难题。回望历史，我们D发挥独特优势并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面向未来，我们必须着力解决以“六个如何始终”为主要表现的“独有难题”。“解决这些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D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D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只有既看到“独特优势”，又看到“独有难题”，以优解难，才能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把自我革命推向前进。
“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难题就是矛盾，矛盾表现为问题，破解问题就是化解矛盾的过程。深刻把握大D独有难题，既要坚持以“问题导向”查找“难题”，也要坚持以“目标导向”解决“难题”。同时，把握大D独有难题还需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抓住重点问题，也不忽视次要问题，在区分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基础上，“既注重解决好出现的新问题，又注重解决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确保D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3、以系统观念深刻认识解决大D独有难题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一辩证思维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观念，增强看待问题的系统性。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如何保持解决大D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既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长远的实践问题，更是一个艰巨的时代课题。我们应该坚持系统观念，深刻认识解决大D独有难题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
坚持系统观念，充分认识自我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始终坚持不懈、一以贯之推进自我革命。解决大D独有难题首先就是要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D的自我革命。D的十八大以来，我们D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D，解决了D内许多突出问题，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D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影响D的先进性、弱化D的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D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管D治D的长期性、接续性和系统性。指出：“全D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D永远在路上，D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D，深入推进新时代D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D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治国必先治D，D兴才能国强。充分认识自我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就是要坚持D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确保D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系统观念，避免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认识和把握大D独有难题，就要看到自身的不足、重视自身问题，始终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指出：“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穷途末路。”这深刻说明，大D独有难题之“难”在于其“刀刃向内”之难，在于其自身建设之难。这就需要树立系统观念，坚持以系统思维审视自身，坚持不懈用D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在自我革命中成长、发展和壮大，不断自我修正、自我革新、自我超越。
坚持系统观念，时刻保持解决大D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解决大D独有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以系统观念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深刻认识这一难题的全面性、系统性，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指出：“解决大D独有难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既需要常抓不懈，又需要集中发力，及时消除一切影响D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D的肌体健康的病毒，确保D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时刻准备打好自我革命的攻坚战、持久战，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落实新时代D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D体系，全面推进D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使我们D永葆先进性纯洁性，践行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总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D，我们要时刻保持解决大D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持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和系统观念，牢记全面从严治D永远在路上，充分认识和全面把握影响D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各种因素，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开创百年大D新的历史伟业，书写百年大D新的壮丽华章。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D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吹响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号角。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全面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系统回答了有关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充盈着中华文化独特气韵的光辉文献，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坚定文化自信，矢志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D、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D、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文化自信，不是自说自话、妄自尊大，而是融通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从理论逻辑看，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D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从文化根基看，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从D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D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再到D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充分彰显中国共产D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在庆祝中国共产D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第二个结合”进一步提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标志着我们D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面向未来，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实际，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保持战略定力，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在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上创造更多新辉煌。
2、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坚持守正创新，是我们D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的必然选择，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路径。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强调，“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创新是我们D一切工作的立场和方法，更是文化建设遵循的原则。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D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就是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立足新时代伟大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和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来，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开拓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努力创造出接续历史荣光、彰显时代气象的新文化。
“守正”与“创新”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们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用好用活“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魂脉”与“根脉”的深度融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立足“两个大局”，不断深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规律性认识
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强调：“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面对实践发展变化，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立足“两个大局”，对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怎样坚持和加强D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怎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怎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怎样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怎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怎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怎样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怎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怎样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怎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怎样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具体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办法。
踏上新征程，文化强国建设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增加，需要我们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时代的呼声”，深刻揭示文化发展、文明传承的内在规律，从理论、文化、历史和现实等多个维度把握建设文化强国的深层次机理。
4、突出人民主体性，激发建设文化强国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D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D区别于其他政D的显著标志，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鲜明底色。从源头和根本上说，文化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建设文化强国，就是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回顾百年来D领导文化工作的光辉历程，“人民”二字是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同志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同志要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同志“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鲜明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D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等会议上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彰显了深厚真挚的人民情怀。
D的二十大报告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把“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列入未来五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与人民同心同行，自觉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5、强化系统思维，开创文化繁荣新境界高质量推进文化繁荣，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应当看到，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这要求我们强化系统思维，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辩证统一的观点来观察、分析、解决文化传承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着眼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立足于赓续中华文脉、建设现代文明，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融通中国与世界，鲜明体现了我们D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一方面，把文化强国建设放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来审视，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抓紧抓好。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因此，必须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处理好各方面关系、统筹好各方面利益、调动好各方面积极性。另一方面，文化强国建设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作及其各个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要站位全局、着眼长远，整体推进理论武装、意识形态、哲学社会科学、新闻舆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精神文明建设、文艺创作、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等各项工作，以整体性、融贯性、系统性思维抓好牵一发动全身和具有乘数效应的关键环节，做到纲举目张、以纲带目。
6、秉持开放包容，积极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D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共产D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D的十八大以来，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到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创立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到举办中国共产D与世界政D领导人峰会，以同志为核心的D中央以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致力于促进和而不同、互学互鉴的文明交流。指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今天，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中国共产D领导下，中国不遗余力促进世界各国开展平等对话、相互启迪，探索出一条交流互鉴、美美与共的文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