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述调查研究的
重要文章选编
目录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学习毛泽东经典调查研究文献1
从《寻乌调查》看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7
从三个维度做好调查研究工作14
红色文物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19【更多免费素材，微信：bbxzwk】
机关干部要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26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①32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②40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③68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④75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82
老一辈革命家是怎么搞调查研究的?85
周恩来与调查研究88
周恩来：这一回，看到实际情况了95
刘少奇：是我们请教你们97
刘少奇与调查研究99
朱德：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106
朱德与调查研究109
任弼时怎样开展调查研究117
邓小平：一个警卫员、一匹马，轻骑简从124
邓小平与调查研究126
陈云：同他们建立固定的、长期的联系134
陈云与调查研究136
在调查研究中提高本领——读《陈云与调查研究》有感143
习仲勋与调查研究148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55
关于调查研究，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值得反复研读160
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165
领导干部要深耕“解剖麻雀”之功168
善用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171
深大力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174
习近平在浙江如何作调查研究？183【更多免费素材，微信：wk0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方法论18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传家宝”19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基本功”200
新时代调查研究能力的内涵、价值与提升路径205
重温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213
党建评：调查研究要“三转三改”219
用好调查研究“24招”223
碎碎念‖青年干部调研方法18条229
调查研究要在“四深”上下功夫235
“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早在1931年作出的这一著名论断堪称妇孺皆知，其实它还有下半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则是其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调查研究始终是毛泽东了解国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和制定决策的关键依据。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当年大力倡导的这种工作作风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心理和核心诉求，才能更好地发动和引领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对于这番道理，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毛泽东就有相当认知。1917年和1918年，他专门抽出时间，到湖南的长沙、安化、沅江、浏阳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增进了对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
五四运动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毛泽东开始在调查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他笔下诞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典范之作。他撰写的调查报告让无数党员干部获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被当作“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还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不可分。大革命失败后，他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才能打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但如何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革命力量的源泉在哪里？他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中国农村，并于1927年9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国革命就此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敏锐捕捉到蕴藏在农村和农民中的伟力，与他在农村地区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
即便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下，毛泽东仍坚持做调查研究，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为当时的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也成为后人研究当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状况的宝贵历史资料。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实际上都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且都有一个核心指向，即发动和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取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向建设，毛泽东依然时刻不忘调查研究。1961年1月，他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为3个大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每个大组再分为2个小组，每组3人，调研时间为10天至15天。他在写信指示工作人员如何开展调研工作时提出，“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这样一来，便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整个村子的实际情况。调研完成后，3个大组去广州与毛泽东会合，向他汇报情况。然后，他们转入广州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为期1个月。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调查研究的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一以贯之。延安时期，他撰写和起草了《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章和文件，经过多年努力，他逐步把重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推广到全党范围内，为党员干部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调查研究是为了得到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真相。调查研究所花费的一切人力、物力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接近真相、发现真相、解析真相。而所谓真相，就是真实的国情社情、民心民意。
那么，如何才能找寻到真相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谈到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经常提到“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观察，了解人民群众的基本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察言观色”，还一直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这样做。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的方法灵活、技巧多样，甚至随时随地进行。《木口村调查》就是他途经江西省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时做的一次专题调查，尽管时间短暂，却收获颇丰。
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有过精彩阐述。他提倡调查会式的调查研究，并总结了7条技术，其中第二条是关于“调查会到些什么人”。他指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在7条技术的第五条，他还重点告诫党员干部搞调查研究“都要亲身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干部要学习的不是“本本”，而是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他提出，调查研究通常可以采用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法是指理论是从现实材料的分析得来，演绎法是指通过调查研究检验理论。二者相辅相成：运用归纳法时，必须制定调查规则，否则得到的只能是现象和随感；运用演绎法时，一定要围绕问题进行，否则容易把调查会开散。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带着问题去调研，并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打磨问题，让问题愈发清晰，最终找到解决问题之道。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调查，二是研究。仅做了调查，如果不认真加以研究，是无法发现事物背后的内在规律的。研究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提炼、总结；二是随时捕捉各类有效信息，窥一斑而知全豹。
毛泽东指出，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如何进行研究，他曾举例说，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毛泽东还强调，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并带头积极践行。如今，我们已步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党员干部很有必要把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传承好、发扬好。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得失的大问题。”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闽西进入赣南，攻克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寻乌县城，在寻乌开展了为期二十余天的社会调查。1931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镇，抽空将此次调查的资料整理成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一文。《寻乌调查》是一篇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光辉著作，也是学习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经典教科书，时至今日对于我们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调查研究，直接的动力在于其想改造中国；而为了改造中国，就需要形成正确的政策；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就必须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除了读书看报这个间接途径，关键是要了解现实社会；要了解现实社会，关键就在于进行调查研究。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开始了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这一崭新事业。在此过程中，他经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两次反“会剿”的胜利喜悦和“八月失败”的沉痛教训，经历闽西和赣南根据地建设的艰辛，遇到了土地改革、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如何科学处理和协调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如何正确处理革命根据地的阶级关系这一问题。
土地革命初期，中央对待富农的政策不断发生变化，令各根据地感到无所适从。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主张对富农采取在限制政策基础上的既联合又斗争的方法。但1929年6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又发布指令，要求各根据地将富农驱逐出农民协会，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富农。中央在政策上的变化，使毛泽东意识到要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关键是要深刻认识农村的阶级状况，尤其是认识具有一定复杂性的中国富农的基本情况及其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搞清楚其与地主的区别何在、搞清楚广大贫雇农对于富农的态度如何等。
此外，毛泽东对于城镇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工作亦相当重视，要作出正确决策，就必须了解当地工商业者的具体情况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
正是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毛泽东最终下定决心，在繁忙的军政工作中挤出时间，到寻乌做一番大规模调查研究。
毛泽东经过调查后发现，寻乌的富农是由半地主性质的富农与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组成，前者“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后者则“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
通过调查，毛泽东对寻乌富农的情况有了深刻了解，对整个赣南农村的阶级状况也有了真切认知，这些成果对中国共产党后来提出没收地主土地、限制富农、按照人口平均分配、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这一更加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了宝贵实践基础。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
任何调查都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做调查研究必须精心选择合适的调查对象和调查范围。
毛泽东为何要选择寻乌县作为调查对象呢？因为寻乌地理位置特殊。寻乌县位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是江西赣州和广东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物资的集散地，商业比较发达，且已开展土地革命。因此，选择其作为调查对象具有示范意义。
地点选择好后，就需要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毛泽东很注重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以防止片面化的产生。寻乌调查座谈会的组织者是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其余访谈对象主要涉及十人，均为颇有见识的当地人——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会长，家族从事布匹生意一百余年；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出身，当过小学老师，时任县苏维埃职员；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和小商贩，在陈炯明部下当过排长，时任县苏维埃委员；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时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维埃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后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时任区苏维埃委员；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时任乡苏维埃委员；钟步嬴，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时任区政府主席；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小生意和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参加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
这十一位调查对象颇具代表性，从年龄上看，最大的六十二岁，最小的二十三岁；从职业上看，有县委书记、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也有军人、商人、农民和教师。这样由老中青三代、拥有不同经历的人员组成的调查对象群体所提供的信息，相对权威细致，也为准确全面寻乌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保证。
除通过座谈会掌握寻乌基本情况外，毛泽东还在当地走访了四十七家商店和九十四家手工业店铺，以了解其所经营商品的来源、种类、销售额、行业竞争等情况。这些商铺涉及木器、伞、裁缝、黄烟、药材、水货（列出三十九种商品）、屠坊、豆、油、杂货（具体列出洋货一百三十一种）、盐等二十三个大类，几乎囊括当时南方城乡商铺的所有类型。
《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的考察分析。
第一章介绍了寻乌的政治区划，对全县七区作了大致介绍。第二章介绍了寻乌的交通，包括水路、陆路、电报、邮政、陆路交通器具情况。第三章“寻乌的商业”是《寻乌调查》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其中，在第八节“寻乌城”中，毛泽东列出二十五个条目详细记述寻乌城的状况，内容涵括寻乌城是什么、盐、杂货、圩场生意等。经过细致调查，他得出“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这一重要结论。第四章从九个方面对寻乌旧有土地关系加以调查。第五章集中介绍了寻乌的土地斗争，涉及分配土地的方法、山林分配等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城乡各地的政治、地理、经济、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深入（每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都尽量搞清楚）、细致（比如将农村人口成分分为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破落户、新发户、富农、中农、贫农、手工工人等十一个类型，有名有姓地统计出全县共有八名头等大地主、一百一十三名中地主）。如果没有如此翔实的调查研究，他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国情，也不可能进一步作出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此次调查研究的重点是了解寻乌的阶级状况。通过调查，他了解到寻乌县城的人口构成：在全城近两千七百人中，农民占60%，手工业者占11%，两者共占71%；城市贫民（包括游民和妓女）占16%，商人占5%。这些数据表明，该城仍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居民基本都出身农民，属于被剥削和被压迫阶层，他们对于目前的生活状况普遍不满，所以能够通过宣传引导使其参与到革命中来，很有潜力成为无产阶级在城市的同盟军，故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土地革命争取之。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细致生动地展现了南国苏区的现实图景，使其对中国红色革命的主力、路径、方式方法、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有了新的更加符合实际的认识，也为其制定正确的中国苏区革命战略和策略提供了“千里眼”与“顺风耳”。
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摆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调查研究的意义、内涵、方法、途径，并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为全党重视调研、深入调研、善于调研树立了光辉典范。学习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重视并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决策和部署就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向前推进；否则，就会造成决策失误，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运用好调查研究这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心怀“国之大者”，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本职工作做实做好。
九十二年过去，在寻乌这片诞生伟大文献的土地上，《寻乌调查》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实践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永远熠熠闪光！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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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可有效促使领导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破解难题，推动党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领导干部可从认知、方法、制度三个维度循序渐进，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传家宝。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转化为一种实际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人极其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邓小平指出，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上升到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层面加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制度，严格决策程序，切实做到没作过调查研究不决策、没经过科学论证和风险评估不作出决定，坚决防止和克服拍脑袋决策、随意决策，切实防范决策风险。调查研究作为一项优秀传统，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传家宝。
调查研究是提高领导能力的有效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高党的领导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经过长期调查研究，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邓小平调查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调查研究为党提高领导能力提供了可靠依据，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有效结合。
调查研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迫切需要调查研究。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深度调整，国际格局剧烈变化。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遇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相当复杂。解决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不能光靠经验，而是要深入调查研究，利用调查研究这个利器，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这样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把握未来发展的正确方向，沿着时代进步的逻辑前行。
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调查研究不能停留于口头，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实际工作中，基层、群众、重要典型和困难的地方，应成为调研重点，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和研究。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
做到上情与下情相统一。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
做到务实与自省相统一。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树立求真务实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领导干部必须正视现实，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上下级和干部之间相互逢迎、一叶障目。
做到调查与思考相统一。只调查不思考，就会蜻蜓点水；只思考不调查，就会脱离实际；又调查又思考才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结出丰硕成果。为了防止调查有余而思考不够的问题，要边调查、边思考，要多跑、多看、多记、多动脑，这样才会使调查步步深入，认清事物本质，得到规律性认识。
做到以往与当下相统一。调查研究应注重以往工作经验的总结，做到推陈出新。在信息化背景下，要调查研究的对象多、范围大，在坚持走访、蹲点等传统调查方法的同时，应注重运用现代化手段，创新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通过新媒体、大数据等方式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为研判形势、科学决策提供精准可靠依据。
完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陈云认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决策是一个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全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该通过什么调研程序决策的事项，就要严格执行相关调研程序，不能走捷径、图省事。
完善领导干部调研工作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调查研究，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调研程序的准备、调查、研究和总结阶段等皆不应缺席，且应拿出全局性指导性调研报告。
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是防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重要手段，也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领导干部要坚持这一制度，总结经验，不断完善。领导干部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始终关心基层联系点，关心联系点的群众。通过联系点调查研究，直接和及时了解基层干部群众所急所想。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一生极其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亲自进行过许多次社会调查，留下许多调查报告和著作，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还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认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是践行和推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中，系统展示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系列文物，主要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调查工作》以及毛泽东修改的《关于调查工作》。
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路线的怀疑和责难。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调查回来后，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并着手撰写考察报告。3月，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发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作序出版单行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正是这个版本。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指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报告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革命时期农民的一些所谓“过分”举动，正是革命的需要。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述。关于红军建设、根据地发展和土地革命的正确思想决策的形成，都是与他深入的调查工作分不开的。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接连开了10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他希望通过对寻乌的调查，大致了解赣南、闽西的基本情况。深入调研取得丰硕成果，毛泽东写出了5章39节长达8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就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一个月，毛泽东根据寻乌调查以及多年调查研究的感受和经验，写出了《调查工作》。文章开门见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生动地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文章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也就是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调查工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在党内最早把“调查研究”提到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
由于战争环境，《调查工作》君散失。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公社(今茶地乡)农民赖茂基将珍藏在居室泥墙中的《调查工作》石印本上交到当地政府，才使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失而复得。1959年中央革命博物馆(即后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从福建龙岩征集到这本小册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正是赖茂基珍藏的《调查工作》石印本。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汇集保存的1927年至1934年期间进行农村调查的材料，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1956年春，为了准备召开党的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分别听取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度过了紧张繁忙的43天。毛泽东经过充分细致的调查，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月18日，毛泽东在主持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讲话，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正值此时，毛泽东看到自己写的《调查工作》文章。3月11日，在广州召开的南三区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转发这篇文章，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他在批示中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了这份毛泽东修改批示的《关于调查工作》。
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逐节介绍《关于调查工作》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同日，在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指出：《关于调查工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964年，在将《关于调查工作》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毛泽东将该文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珍贵文物，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是党的宝贵的思想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要改进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著作，旨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重温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坚持和弘扬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机关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政策性工作为主。机关干部的重要职责，是为进行科学决策、制定和执行政策等当好参谋。调查研究，是我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机关干部必须要传承党的优良传统，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
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中阐明了调查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观点：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
陈云同志也曾指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毛主席说过，调查研究是“比什么大学还要好的学校”。1927年3月，毛泽东特地到湖南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调查使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的农村状况了如指掌，为他制定农村政策，解决战争时期制定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都起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机关干部要经常走出机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各级领导机关要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经常督促领导干部执行我们党关于调研的制度规定。
1.在求深上下功夫。“深”，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到田间、厂矿、群众和社会各层面中去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收到实效。
2.在求实上下功夫。“实”，就是作风要实，做到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科学方法，坚持务实作风。毛主席说过，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在党内，陈云同志注重调查研究是出了名的。他每解决一个重要的财政经济问题，每作出一个重大的经济决策，事前都有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过程。毛主席多次赞扬陈云，说他懂经济，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
3.在求细上下功夫。“细”，就是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分析问题，掌握全面情况。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1941年5月，边区政府作出动员边区人民运销六十万驮食盐的决定。个别干部心怀疑虑，认为用牲口长途运盐得不偿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解运盐情况，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毛泽东让西北局的同志写一份关于运盐的调查报告。8月13日，在边区政府工作的高克林找到刚从定边县盐池运盐归来的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三人，了解他们带队运盐的具体情况。经过算账，他们发现：一只能驮150斤盐的毛驴，运一趟可赚115元；好驴赚得多，弱驴赚得少。这一结论证明边区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高克林根据记录整理了运盐过程、沿途困难、经验教训等七方面情况，形成调查报告，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到这份不足3000字的报告后高度评价：“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他将其定名为《鲁忠才长征记》，并附上按语交《解放日报》发表。
4.在求准上下功夫。“准”，就是不仅要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实际情况，更要善于分析矛盾、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更由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随后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为此，毛泽东呼吁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他带头提倡下，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到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邓小平到北京郊区县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同时，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农业问题，并派出十个调查组分赴“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山东、四川等地的有关省区市调查。根据安排，习仲勋到河南长葛，廖鲁言到山西晋东南，胡耀邦到辽宁，王从吾到黑龙江，钱瑛到甘肃，陈正人到四川，王观澜到陕西，徐冰到山东，杨尚昆到河北安国和徐水，分别进行调查研究。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同志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研究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坚实的基础，而国民经济调整又成为推动调查研究广泛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两者起到了很好的互相推动作用。
5.在求效上下功夫。“效”，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较强操作性，做到出实招，见实效。1943年2月，刚上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就提出“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如何将服务意识转化成行动？1944年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习仲勋讲得很明白：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其他部门也要深入基层，转变作风，真正为群众想办法，办实事。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根据冬季农闲的特点，习仲勋主张办冬学。仅1943年，全区办起冬学905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70715人。由于不占劳动时间，冬学深受群众欢迎，成为绥德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各级机关党组织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提高机关工作科学化的水平，深化对调查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切实让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掌握和运用我们党的这个重要传家宝，都能通过调研练就了解实情、正确决策、制定政策这些机关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要教育、引导、组织机关年轻干部到基层进行深入、长期的调研和实践锻炼，通过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基层学习，了解国情社情民情党情，锤炼优良作风，提高能力素质；要积极推动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广接地气，倾听群众心声、了解群众疾苦、服务基层群众，让广大机关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中深化群众感情，增强群众观念，加强党性修养，提升素质能力，改进工作作风；要积极作为，经常组织年轻干部到基层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了解政策执行情况，了解党群干群关系情况，不断提高为民服务的能力。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
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仅仅从下面几次集中调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做调查研究的。
战争年代，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对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调查报告，长的达几万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写的《寻乌调查》，就有8万多字。也就是在作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等论断。他还特别强调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指明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理，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途径。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关于调查工作的通知时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开辟出正确途径。
到了延安时期，正是伴随着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步伐，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也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
20世纪50年代开展“十大关系”调查，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调研材料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动活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
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毛泽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到了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历时两个多月，他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20世纪60年代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进入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为此，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留下了许多调查研究的精彩篇章，这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泽东发起的这次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告诫做领导工作的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学习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工作能力、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指引。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注重调查研究，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革命战争年代，他通过密集的调研，写出许多调查报告名篇，如：
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了国民党和土豪劣绅的诋毁和迫害，也遭到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怀疑和责难，有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糟得很”。为了回击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诽谤和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迅猛的湖南进行考察。在32天时间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每到一地，都要“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亲自操笔把实地调查的情况写成报告。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发表。4月，汉口长江书店出版单行本，瞿秋白为单行本作序。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运动，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指出，贫民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报告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革命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报告认定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件。
2.《寻乌调查》。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始了创建中央苏区的艰苦斗争。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奋斗，不仅巩固和扩大了红色区域，红四军本身也得到很大发展。但在红四军党内，却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严重化的现象。有些人把共产主义决议和苏联经验奉为经典，致使许多正确的主张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党内团结也受到破坏。1930年3月，红四军先后攻占了大余、南雄、信丰、安远、会昌、寻乌等地，因分不清城市商业与地主财产的区别，一度将城市商业店铺查封、没收，造成城市生活不便，引起了城市贫民不满。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些问题。5月4日，他率领红四军二纵队来到寻乌县城，徒步对县城进行了详细考察，并一连十多天召开调查会。通过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土地分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确立土地分配“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对于寻乌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非常珍惜，经过长征带到延安，直到1937年筹备出版农村调查文集时才送到出版社，后来因故推迟到1941年正式出版。全国解放后，为指导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毛泽东又将《寻乌调查》细读了一番，亲笔将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作了精心修改，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1卷。
3.《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全国革命呈现出新的局面。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加紧其反革命活动，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也日渐尖锐复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右翼阴谋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是由于共产党“太包办”了。陈独秀只看到资产阶级的力量，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众，因而感到力量薄弱，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畏首畏尾，束手束脚，不敢斗争。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则只注意工人运动，也忘记了广大农民，因而感到力量不足，不知到何处寻找革命力量。毛泽东经过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和结论，初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并有力地驳斥国民党右派的言论，批评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倾向。
不逐一列举，毛泽东堪称开展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仅在革命战争时期，就给我们留下许多光辉名篇，如《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同时，他还注意写文章，论述他的思想，如《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关于农村调查》《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毛泽东认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调查；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不调查研究就要亡党亡国亡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调查研究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实质是一个作风问题。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把搞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径，多次强调“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那么，毛泽东究竟是怎样搞调查研究的呢？
一是要“躬身深入”“要和人民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毛泽东倡导搞调查研究，就是要深入实际生活，哪怕是革命斗争年代战火纷飞，条件再复杂，生活再艰苦，也要沉下心来搞调查研究，才能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以正确的思想引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二是要“甘当小学生”“拜人民为师”“以心交心，了解真正的实情”。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在韶山200多天，大半时间都在进行调查。他一家一家走访，一个人一个人长谈，并尽可能扩大覆盖面。不管是“好得很”的表扬还是“糟得很”的批评，他都要认真倾听。1926年12月，毛泽东找来老家的佃农张连初，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了张连初家基本情况，包括粮食、猪油、茶叶等支出情况，以及粮食收成、喂猪、工食等收入情况，并详细记录。毛泽东认为，搞调查研究就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可以“下车伊始，哇啦哇啦”。
三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认真思考总结”。毛泽东注重理论总结，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考。如，毛泽东长期深入群众调研一线，听真话，察真情，善于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分析研究事物的本质规律，因此提出了很多适合中国实际的好思路、好方法、好举措，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方向和指引。毛泽东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去思考，善于研究事物的本质材料，所以撰写的许多调查报告，都是传世经典之作。
上世纪60年代，面对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重重困难，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希望参会同志回去以后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在全党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有很强针对性的。1958年秋冬，党中央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不少问题。虽然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形势有所好转，但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期间，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新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以“农轻重”为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综合平衡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随后，党中央决心从调查研究入手，纠正一些地方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和“瞎指挥”风气，科学调整产业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1年1月，党中央八届九次全会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毛泽东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全党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逐步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中央发布施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于如何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强调做调查研究工作要目的明确。1961年3月，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并附上毛泽东所写《关于调查工作》（后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全文，要求县以上领导机关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信中要求县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身来，亲自进行有系统的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并将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5月，毛泽东针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中提到的“十多十少”问题，即“（1）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2）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3）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4）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5）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6）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7）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8）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9）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10）‘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的情况，作了批示，推动了全党形成调查研究之风。
咩咩：据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中国官方26日发布消息，国务院任命王正谱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
官方资料显示，王正谱1963年8月生，山东烟台人。2003年8月至2010年10月先后担任原农业部财务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财务司司长等职。履职国家乡村振兴局之前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
2021年1月开始，王正谱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
今天咩咩推荐给各位读友的文章是，2021年4月15日，王正谱在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一期暨“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第一期论坛上开讲第一课时的讲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摘选）。
这篇讲话围绕的主题是调查研究，为什么确定这个主题，一是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新的时代课题需要新的应对；二是新的队伍抓新的工作，需要尽快熟悉全面情况。这些都指向调查研究。只有把调查研究搞扎实，乡村振兴的道路才能走踏实，制定的系列乡村振兴工作措施才会更务实。
正如王正谱局长所言：“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在我们职能调整的过渡期，和大家交流调查研究，我觉得恰逢其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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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摘选）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正谱（2021年4月15日）同志们：3月16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启动“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活动以来，各司各单位组织全体干部，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农篇”“脱贫攻坚篇”“乡村振兴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学习。总的看，“大学习”活动，达到了预期目标。一是政治站位进一步提高。通过大学习，大家深刻领会到，将扶贫工作机构重组为乡村振兴工作机构，在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由农业农村部门管理，这是加强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举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乡村振兴一体推进，才能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二是责任担当进一步增强。通过大学习，大家深刻领会到，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新的历史方位。必须自觉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和党中央的精神，忠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三是工作定位进一步清晰。通过大学习，大家深刻领会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的主要职能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具体来讲，就是组织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帮扶、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开展相关考核工作；牵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农村文化，协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工作。四是精神状态进一步激发。通过大学习，大家深刻领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更加突出，丝毫不能松劲懈怠，必须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以更坚定的决心、更旺盛的斗志、更昂扬的姿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开好局起好步。“大学习”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各司各单位要再接再厉，结合工作系统学、全面学、深入学、反复学，进一步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往深里走、往实处抓。根据“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活动实施方案，下一步要启动大调研活动，请综合司会同各司各单位认真研究制定调研方案，细化调研问卷。局党组同志要分别带队，各司各单位都要派员参加，集中一段时间，赴有关省份进行重点调研，分析点上情况，指导面上工作。要组织各省乡村振兴（扶贫）部门同步开展调研。通过全国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到当前工作的瓶颈制约，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尽快打开局面。这次大调研活动，是乡村振兴局成立以来，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调研，大家务必高度重视，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下面，我就调查研究工作，结合工作和实践经历，从认识和操作层面谈些体会，与大家进行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对调查研究，我们党一直作为传家宝，纵观党的发展史，实际就是重视调查研究、不断解决问题的历史。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在我们职能调整的过渡期，和大家交流调查研究，我觉得恰逢其时，很有必要。对调查研究，我从中“尝到不少甜头”。无论是在农业部，还是到市一级，后来到两个省的组织部工作，我都把调查研究作为干好工作的“金钥匙”和“敲门砖”。在四川工作期间，我用1年4个月时间，跑遍了183个县；到2年5个月离开时，四川21个市州至少跑了2遍（多的去了9次，多数情况是白天到基层，晚上与领导班子成员逐一谈话），所有省属高校、国企、省直部门及在川全国重点高校基本全覆盖调研。对调查研究，我也经历了从不重视到重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受用到受用的过程。下面谈四个问题：一、如何认识调查研究的意义什么是调查研究？为什么要调查研究？大家都有些自己的认识和感悟。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第一，从理论和实践看，调查研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调查研究是运用科学方法去探索未知，认识事物发展方向，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是对客观事物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认识过程。调查研究是一门科学，这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遵循的是实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断地进到更高一级的程度。在认识——理论——政策——执行这一逻辑链条中，认识是起点，而调查研究则是认识的重要途径。从我们的工作实际来看，了解情况、认识事物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下基层调研；二是开会座谈交流；三是在办公室看材料。在工作中，要把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充分掌握情况。在这三个途径当中，调查研究的是直接经验，后两种方式是在间接掌握情况。所以，提高认识、加深认识，要更加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也是一门艺术，这是因为它的实践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有其自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这就决定了调查研究本身也有规律性，不是深不可学、无法可循，但也不是人人都擅长。要积极探索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只要我们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对工作的热爱、对工作的执着就能调动起来，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的源动力。现在形势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如果每天坐在办公室，不下基层调研、不接触实际、不与干部群众打交道，就会觉得工作是枯燥无味的，就会越干越没意思、越干越麻木，慢慢地就落后于形势、落后于时代。第二，从历史和现实看，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关系事业成败的大问题。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老一辈领导人都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强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陈云同志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张闻天同志在《出发归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任何伟大的天才，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非常细小的事物，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是决不能发表任何正确的意见的。那末像我们这类普通的人才，怎能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前大发议论呢？”江泽民同志说：“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调查研究。”胡锦涛同志说：“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切实提高政策水平，切实提高工作水平。”习总书记也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就做好调查研究作出系统科学的论述，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书记还率先垂范，作出重大决策必调研，实施重大战略必调研，推进重大工作必调研，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确保中国这艘巨轮始终把准方向、破浪前行。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上下重视、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比如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经济特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和重大战略；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农村大锅饭”。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看，面对的形势任务越是艰巨繁重、使命责任越是光荣伟大、风险挑战越是严峻复杂，越是需要重视调查研究。当前，我们的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巩固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多数工作是新内容、新领域，也需要新方法，这就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哪摸“石头”？要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去摸，在各地具体探索中去摸，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去摸。第三，从功能和作用看，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做好任何工作，都要首先认清所处的“时”“势”和“事”。认清“时”，就是要有时代感，与时俱进把握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深入分析新情况新挑战新要求，“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认清“势”，就是要有方位感，分析形势、研判走势、把握大势，既要看到存在的良好机遇和有利条件，又要审视面临的复杂矛盾和突出问题，把握好工作的立足点和着力点。认清“事”，就是要有职责感，聚焦于我们两大方面主责主业，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调查研究，牢固树立一切工作都要依靠调查研究的理念，真正把调查研究贯穿工作全过程。首先，做决策要靠调查研究找依据。实践决定认识，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决策快、决策准，很重要的就在于熟悉情况、经验丰富，平时用大量的时间去搞调查研究；相反，一些领导干部不敢拍板、决策很慢，往往也是因为没有深入具体地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心里没底。为什么有的工作到基层就走形式、搞应付？这表象在基层，根子还在我们。一个重要原因是出台的政策和举措“不接地气”，没有充分研究基层实际和群众需求。其次，破难题要靠调查研究找答案。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讲：“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到基层调查研究，“调”就是调取样本、调阅材料、调访群众；“查”就是查实情、查问题、查数据、查来龙去脉；“研”就是研机析理、研寻经验、研析规律；“究”就是究其根源、究其实质、究其对策，以达到破解难题的目的。再次，抓工作要靠调查研究促落实。正确的决策要靠调查研究，正确的执行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有当面问计，又有现场办公；既要了解情况，更要解决问题；既是联系群众，也是推动工作。我们的工作，既要抓政策，也要抓执行；既要看过程，也要看结果。有的认为主要任务是制定政策，落实是基层的事情；有的认为打打电话、收收报表、看看报告，就可了解基层，不需要调查。这些思想和认识都是要不得的，说明眼睛里没有看到问题，脑子没有去琢磨事。比如防止返贫监测，我们提了不少要求，具体怎么落实？各地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探索？我们怎么指导落实？不去调查研究，我们也是“瞎子”，最后推动落实只能是“瞎子牵瞎子”。规划财务司的同志在这方面调研很深入，也很有成效。大家要向他们学习，抓落实就要下深水、抓活鱼。
二、如何把握调查研究的特点认识事物主要是认识特点，区别事物主要是区别特点。认识和把握乡村振兴部门调查研究工作的特点，从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我们搞好调查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李瑞环同志说，要学哲学，更要善于用哲学，反复出现的东西要从规律性里去找答案。乡村振兴部门的调查研究工作，具体说至少有六个特点：（一）政治性。所谓政治性，就是不能偏离正确政治方向。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每项工作都有政治。正确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认真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切实践行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都要求我们加强调查研究。从政治上来认识和把握乡村振兴的调查研究工作，就要把坚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根本要求贯穿调查研究工作全过程，确保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时代性。什么是时代？时代就是不断前进的实践。调查研究要使主观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就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关切、解决时代问题。把握时代脉搏，就是要坚持社会历史过程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注重立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乡村振兴工作的新情况新趋势；回应时代关切，就是要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对我们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解决时代问题，就是要观大势、谋全局，注意研究我们工作与中心工作、大局工作有密切关联和影响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当前，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在新时代作出的英明决策。我们作为落实者、执行者，就要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深入调查研究，把准战略考量，摸清现实需求，紧扣重点任务，答好时代课题，为新时代、新战略贡献更多力量。（三）政策性。我们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职能部门，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拟制政策、服务决策。调研成果的转化运用很多是要形成政策性文件，指导某一方面工作。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挖掘某一事物中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形成有建设性的调研成果，进入领导的决策，争取变为具体的政策，更好地指导工作、推动实践。比如，防止返贫监测、东西部协作、重点县帮扶、工作队管理、易地搬迁后续帮扶，等等，都需要我们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来完善政策措施，指导推动落实。今后，要健全重大决策先调研后决策机制，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前置程序，各司（中心）提交审议的重要政策性文件，要事先开展调查研究，切实提高决策科学性、实效性。（四）针对性。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关键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乡村振兴工作千头万绪，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但是，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都去调研。我们的调研工作要主题明确，必须围绕中心工作；要抓重点，必须有所取舍，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抓热点难点问题，必须考虑决策需要、形势需要。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理清思路、破解难题，找到关键点和突破口，力争在“量”和“质”上都有显著提升。比如防止规模性返贫，涉及不少部委，我们最重要的抓手是在有效动态监测上求突破，及时掌握情况，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又比如乡村治理，是更大的课题，除了在面上有要求、有指导意见，还要花大量精力研究易地搬迁安置点、城乡结合部、民族地区等重点区域治理。要解决好诸如此类问题，只有有针对性搞好调查研究才能有的放矢。（五）应用性。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我们是执行、落实机关，调查研究一切都是为了“用”。调研工作要紧扣现实需要，出发点是为推动工作管用、为科学决策管用，目的是解决具体问题。客观事物极其复杂，调查研究只有抓住事物的“根”和“本”，调研成果才有使用价值，对策建议不能笼统含糊，结论观点不能模棱两可，措施办法不能泛泛而谈，做到符合实际、思路清晰、措施具体、操作科学。我们凡是调研，要聚焦解决问题，开展针对性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这样的调研才是务实管用的。（六）时效性。形势任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要掌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时机在变，调研动作要快，慢了就要误事，晚了就没有用。特别是对紧迫问题和领导关注的重要问题，必须集中力量，及时调查，快速反应，才能适应决策和工作需要。工作在变，领导的注意力也在变，调研成果要快，如果时过境迁、重心转移，才慢腾腾地拿出调研成果，即使写得再全面、再正确、再深刻，也为时已晚、难有大用。情况在变，调研成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调研跟进要快，打提前仗、有预见性，及时调整、完善，做到“时”和“效”的统一。比如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调整了，工作重心也有变化，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又比如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标准是什么？怎么有效开展？还有工作队管理，队伍怎么调？任务派什么？如何确保发挥作用？等等。基层都在等我们拿出明确的意见。这些都要求我们要及时开展调查研究，尽快拿出成果，指导面上工作，慢了就会影响全国工作进度。
三、如何抓好调查研究的实施搞好调查研究，既要掌握认识论，弄清楚怎么看；还要把握方法论，搞明白怎么干。根据我的体会，开展调研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十个步骤，这些阶段和步骤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脉络。在具体调研过程中，要根据调研题目的大小、紧迫的程度、组织的规模有所取舍。（一）准备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开展调查研究，必须把“功课”做在前头，不打无准备之仗。1.先行学习。主要是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加强理论学习、做好知识储备，重点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学习掌握党中央、国务院系列决策部署，学习了解调研事项的来龙去脉，学习借鉴与调研事项相关的做法和经验，做到上下左右的情况心中有数。2.拟定提纲。调研开始前，要事先拟定调研提纲，列明需要了解的情况，提纲越详细越好。比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乡村振兴”是大纲，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是目，每个目下还可分若干细目。调查研究不是搞突击检查，调研提纲要提前发到被调研地区或单位，这样有利于增强调研工作的针对性。3.搜集资料。主要是做到“两个了解”：一是对选定的调查对象要有一定的了解；二是对调查的事项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做到心里有底、胸中有数。比如，到市县调研，调研前都应搜集了解所到市县的经济社会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基本情况。我感到，深入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对调查研究至关重要，这些工作看似笨办法、实则是捷径，我们要不怕辛苦、不嫌麻烦，把准备工作做实、做深、做细。（二）调查阶段。这是调查研究的关键环节，主要任务是采取多种方式，深入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4.拉家常。最重要的是和气、亲热、自然，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对调查对象要有感情。要真心把基层干部群众当老师，诚心诚意抱着学习的态度，少说多听多问，不懂的事情虚心请教。态度不可太严肃，不要使人感到不好接近。二是对调研事项要感兴趣。感兴趣了才能让人感觉很亲近，才能认真去做、去研究，才不会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三是提问要简单直白。语言要接地气，有“泥土味”，说大白话、说简单话，问简单问题、具体事情，不要故作高深让人听不明白，也不要油腔滑调让人瞧不起，民族地区还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5.讲方法。开展调查研究，每个人的方法差异很大，要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调查方式，可以采取开调查会、座谈会、个别谈话、实地调研、走访等。在完成一项调查任务时，这些方法要结合起来使用。调查中要有主见，要同当地部门取得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调查中要完全独立自主，不要依赖他们。要善于控制局面，听调查对象介绍情况，当他说清楚了、说得差不多了，我们的头脑要清醒，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差不多了，没有搞清楚就一定要坚持问下去，不要稀里糊涂跟着别人的节奏走，防止“被调研”，确保调研越客观越好、主观判断越少越好。6.抓典型。这是调查研究最重要、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根据调查目的，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剖析问题。典型选择尤为重要，必须要事先对这类事物有一定的了解。在典型的选取上，好、中、差三类典型都要选，在比较分析中找到之所以好的原因、之所以差的症结，以及由差转好、不断提高的有效途径。需要指出的是，抓典型一定不要被“盆景”“样板”迷住了眼睛，要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判断，看要看到“里子”、问要问到“要害”，分清哪些是“活的思想”，哪些是“包装的典型”，做到“雾里看花”清清楚楚。7.勤记录。说者无意，听者要有心。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都在减退。能当时记录的，即应随手记录；当时记录不便的，事后即应记录。特别要注意记录一些观点、理由、数据和老百姓的土话，力求原汁原味、见事见人、活灵活现。8.多讨论。讨论是一个交换信息、深化认识的过程，实质是间接调研。“一个苹果交换一个苹果，每个人只有一个苹果；一个点子交换一个点子，每个人就有了两个点子。”大家一起搞调查，要注意互相交流，白天同群众交流，晚上与同伴交流，特别是调研中遇到的问题要多讨论，通过思想的火花碰撞、观点的相互启迪，达到步步深入的状态。调查研究可以让人进入“场景”状态，精神紧张、集中精力、开动脑筋，平时在办公室思考深入不下去的问题，在调研中一起讨论、挖掘，就会产生新的认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9.善整理。对调查得来的材料及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至关重要。整理工作应该紧跟在调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地进行。不足的补充，缺乏的增加，发现中间有矛盾的、不确实的，及时问清楚，给予校正，确保调查材料的完整性、准确性和真实性。（三）出成果阶段。这是调查研究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关键是要运用科学思维方法进行“深加工”，确保形成高质量成果。10.形成报告。调研报告是调查研究成果和精华的集中呈现和高度浓缩。调查研究后，重点是要做好调研报告起草、修改和转化应用。起草报告，一定要把握主题、重点突出，言之有物、论证有力，文字准确、生动朴实，结构自由、不拘一格，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修改报告，重在对主题、观点、内容进行反复琢磨，加以增、删、改、调的工作，如此反复几次，方能定稿。转化应用，关键是要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政策措施，打通调研从认识到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好的调研报告，不用长篇大论，关键是抓准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这是最重要的。邓小平同志在调查研究时，亲自动手撰写的调研报告文风朴实，分析精辟，见解深邃。毛主席曾幽默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希望大家的调研报告不要干巴巴的，变成了写讲话、写文件，也要给人有“吃冰糖葫芦”的感觉。四、如何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任何工作都有一个标准和质量的问题，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是一个永不懈怠、与时俱进的过程。第一，坚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这既是做好新时代调查研究的根本遵循、根本方向，也是提高调查研究质量的根本路径、根本方法。要把学懂作为前提，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始终保持在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自觉用以指导调查研究工作。要把弄通作为基础，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调查研究中融会贯通、活学活用。要把做实作为落脚点，把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在调查研究中做到知行合一。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搞好调查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提高调查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要学好用好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注意在调查研究中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学好用好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把握局部和全局、历史和现实、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防止调查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要学好用好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使调查研究根植实践、源自实践又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第三，坚持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围绕中心大局开展调查研究，才能忙到点子上、谋在关键处。我们的调研是一个“点”，但是在调研中不能忘了全局，这是一个辩证关系，胸中有全局，调研才有方向。要围绕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列出调研题目，做到凡是该掌握的情况就掌握清楚，凡是该研究的问题就研究透彻，拿出有分量、有价值的调研成果，推动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和完善重点课题调研制度，确定调研课题要与落实重点任务、破解重点问题结合起来，评选调研成果要与转化应用成效结合起来，防止关起门来搞调研、为调研而搞调研的现象，坚决纠正研而无用、一研了之等问题。第四，坚持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大敌。调查研究就是为了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持之以恒在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上下功夫。要增强下马观花的脚力，多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多到情况复杂、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自然条件差、工作基础差的地方去。要增强明察秋毫的眼力，淬炼观察力、发现力、判断力、辨别力，善于发现问题、明辨是非、捕捉亮点、抓住根本。要增强研机析理的脑力，多学习、多思考，脑筋一动、活水自来。要增强以文辅政的笔力，弘扬“短实新”的文风，出思想、出精品、出力作。第五，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调查研究制度。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关键在领导带头。要坚持局班子成员为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作表率、局机关为全国乡村振兴部门作表率，推动调查研究在系统蔚然成风。我首先要带头坚持，局班子成员要带着分管司、中心搞调研，司长、主任要带着干部搞调研，层层搞好传帮带、发扬好传统。一是人人都要过这一关。调查研究工作，无论是对领导者或被领导者，都是绝对必要的。过不了这一关，你的能力和水平永远上不去，你对客观事物的了解永远上不去，也就难以胜任领导工作和岗位职责，增强本领就是一句空话。领导干部不搞调查研究，就会瞎指挥、拍脑袋；一般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不搞调查研究，机关待久了就成了“小官僚”，“温水煮青蛙”也就“废”了。二是自己多体验。调查研究不是什么高深理论，主要是实践，关键是靠自己身体力行。只有通过调查研究，自己动手，自己动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才能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水平。自己亲自调查研究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经验体悟，再加以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得益就会多些，提高就会快些，进步就会大些。三是坚持下去。时时事事处处都有调查研究，有工作就有调查研究，关键是要时刻绷紧调查研究这根弦。调查研究是一件很辛苦、很费力的事情，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是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应当成为一种常态、一种习惯、一种工作，只有起点、没有尽头。不怕苦、坚持下去，日积月累就会有质的飞跃，一定会终身受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我感到，调查研究就是最好的学习，是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实践的学习。局机关全体干部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养成学思践悟的习惯，在调查研究中锤炼忠诚坚定的政治品格、精专高强的过硬本领、唯真求实的良好作风，激发对乡村振兴工作的热爱和执着，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学习时报曾于2018年刊发“领袖与调查研究”一组文章，介绍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即日起，学习时报公众号将这组文章再次推出，供广大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仅仅从下面几次集中调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做调查研究的。战争年代，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对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调查报告，长的达几万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写的《寻乌调查》，就有8万多字。也就是在作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等论断。他还特别强调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指明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理，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途径。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关于调查工作的通知时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开辟出正确途径。到了延安时期，正是伴随着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步伐，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也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20世纪50年代开展“十大关系”调查，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调研材料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动活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毛泽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到了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历时两个多月，他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20世纪60年代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进入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为此，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毛泽东的号召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留下了许多调查研究的精彩篇章，这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泽东发起的这次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仅仅从下面几次集中调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做调查研究的。
战争年代，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对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调查报告，长的达几万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写的《寻乌调查》，就有8万多字。也就是在作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等论断。他还特别强调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指明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理，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途径。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关于调查工作的通知时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开辟出正确途径。
到了延安时期，正是伴随着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步伐，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也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
20世纪50年代开展“十大关系”调查，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调研材料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动活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
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毛泽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到了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历时两个多月，他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20世纪60年代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进入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为此，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1958年4月30日，对广州棠下的群众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天。那天下午，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广州市郊的棠下农业合作社里，听取了大家对合作社的反映和当年早稻生长的情况、农民的副业收入和生活情况，并实地察看了水稻试验田。此后，广州市棠下村达善大街27号被辟为“毛主席视察棠下纪念馆”，毛泽东此次展现的调查研究之态度，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针对当时党内许多干部不调查、不研究，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瞎说一顿的倾向，他尖锐地作出批评，指出要“努力作实际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身体力行。早在主持广州农讲所工作期间，他就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亲自带领学员到韶关和海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八次来到广东，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接触普通劳动人民，了解人民的生产生活。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特别是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各级书记要“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
回首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深入调查研究始终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一件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总书记到地方考察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广东。六年后他再次视察，从珠海到清远，从深圳到广州，调研足迹遍布广东大地、深入群众心中。放眼全国，总书记也始终坚持考察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情温暖民心。
这次主题教育的一个重点措施就是调查研究。开展好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同时，必须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入具体接地气，切忌一刀切、表面化，坚决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身入心至搞好调查研究，我们一定能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推动各项事业乘风破浪、再创佳绩。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从老一辈革命家的调研故事中汲取思想智慧，对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调研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同志一生注重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毛泽东同志搞调查研究常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采取同志式、讨论式、商量式的态度，把群众当作真正的英雄。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浙江人多地少，旱灾、水灾、风灾、虫灾连年发生，粮食产量很低，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同志对此忧心忡忡。
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期间，曾就浙江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展开调研。1954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同志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但他说想去杭州市郊的新登县（1958年新登县建制撤销——编者注）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天刚蒙蒙亮，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毛泽东同志已和随行人员乘车来到新登县。下了车，又步行了一两公里。那天早晨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脚踩在路面冰碴子上，咯咯作响。
毛泽东同志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健步走在前面。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村里有十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因此村名叫王家水碓村。1953年年初，这个村的大多数农民自发组织了农业合作社。在村口，毛泽东同志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儿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王关林家走去。
在王关林家，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了他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毛泽东同志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泽东同志听后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同志：“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毛泽东同志详细了解了连作稻插种时间与方法后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一开始，王关林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泽东同志。王关林家门前人越来越多，随行人员建议可以结束交谈了，但毛泽东同志说：“不忙。”他又向大家详细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同志和农民在一起交谈，就像朋友间聊家常一样，没什么距离感。临走时，不少群众拥着毛泽东同志送到村口。直到很多年后，王家水碓村的农民才知道，那年冬天到村里来调查了解情况的干部就是毛泽东同志。
离开王家水碓村，在回来的路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他还说，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没有前途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思想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在浙江期间，他还先后去过萧山、德清、绍兴东湖农场、杭州郊区等地的农村，下农田、进农家，为研究解决问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学习时报曾于2018年刊发“领袖与调查研究”一组文章，介绍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学习时报公众号现将这组文章再次推出，供广大领导干部学习和借鉴。
今天推送《周恩来与调查研究》一文。
2013年，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风靡全国，荣获当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周恩来来到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研究，在四个昼夜里同村民们朝夕相处，发生的一连串感人的故事。
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央指示至迟在12月中旬以前把《紧急指示信》传达到农村中去，使中央的政策直接同群众见面。周恩来强调指出：“其中要有意识地在同级党委中找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然后再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其中也要有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
针对不断发展的形势，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声疾呼：“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
在随后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要搞调查研究。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率先行动，直接领导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调研工作。1月1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在困难面前，我们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
3月13日，毛泽东专门就开展调查研究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生产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3月19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调查研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要摆脱局限性、片面性，必须进行比较、综合、分析。要改正缺点错误，必须从深入下层，深入群众，认真进行调查工作入手。”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带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4月28日至5月14日，周恩来也带人到河北邯郸地区搞起了调查研究。
关于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周恩来曾做过详细阐述。他说：“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1961年4月初，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带领一个工作组，先期到河北邯郸地区开展工作，共20天。4月28日午夜，周恩来放下手中的繁重政务，也前往邯郸亲自调查。此后一连3天，他在邯郸听取了地委书记庞均、工作组许明和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汇报。5月2日返回北京处理要务后，3日凌晨又赴邯郸。
这一次，他来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视察了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还到公社商店了解商品价格。他走乡串户，看见社员家中“除了树叶、咸菜、野菜以外，就没有东西了，硬是没有存粮”，感到十分震惊。
在伯延公社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周恩来后来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座谈后周恩来来到张二廷的家，张二廷又向周恩来如实反映了伯延公社遭灾情况和公共食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每年都派人到伯延去，代他看望这位农民朋友。
在伯延调查过程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担心多征购粮食和挤掉他们的自留地，便当着地委、县委、社委负责人的面，保证不收回分掉的自留地、不再以自留地顶口粮指标。
通过认真深入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5月7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谈了四点看法：第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目前主要解决如何解散食堂和社员回家后如何做饭的问题。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第三，社员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包产到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的办法能够真正实现多劳多得，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势在必行。第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麦收减产。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收到其他领导人从各地发来的调查报告，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不赞成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
当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讨论并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形成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际上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为国民经济调整开了个好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庐山会议以来，由于我们缺乏分析，而把反右倾和工作上的问题混淆起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事求是，所以尽管想搞好一点，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劳动关系上的命令主义，上层建筑上的规章制度一般化、简单化，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作风上的“五风”问题，有些问题在理论上也说不通。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周恩来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在一旁插话说：“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
周恩来主持的邯郸调查和其他领导人主持的调查研究，促使中央逐步纠正了前一阶段一些错误的判断和决定，制定出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从而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仅使党的决策更加贴近实际，而且对推动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则，推动各级干部动起来、深下去，使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
1961年5月3日上午10时许，几辆吉普车悄然停在了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伯延村的农机站门前。从车上走下来的是身穿灰色棉布中山装，脚踩一双半旧圆口布鞋，眉宇间挂着深深忧虑的周恩来同志。
当时，三年“大跃进”已经给生产带来严重问题。特别是农业，情况更是触目惊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同志来到了伯延村实地调查，重点考察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后，伯延与周围的17个自然村落5000多户农民合成一个公社，人口2.7万余。此时的伯延，已是困难重重。
周恩来同志一到伯延，片刻未休息，就在伯延公社办公室召集了11名社队干部开座谈会。公社和大队领导从秘书马列那里得知了总理要在社员食堂吃饭的消息，便精心准备：让社员提早把饭打走，再端出做好的面条、馒头、稀饭和红薯。这样一看，好像的确如公社和大队领导汇报的那样，食堂虽然吃得不好，但能够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更多免费素材，微信：wk01】
周恩来同志吃完饭，什么也没说，留下粮票和饭钱，走了。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同志突然提出，还要到社员食堂去吃饭，而且不是到昨天去过的食堂。社队领导都慌了。他们以为总理昨天去社员食堂吃过一次饭后，就不会再去了，因此没有作任何准备。周恩来同志快步走进一个社员食堂。炊事员和司务长见总理突然来到，赶忙把剩下的玉米糊糊和代食品盖上。跟随的公社领导对周恩来同志说：“总理，食堂没有饭了，还是回公社去吃吧。”
周恩来同志不说话，径直奔向灶台，揭开锅盖，锅里还有些能照出人影的玉米糊糊。
“这不是还有吗？”周恩来同志问。
“这是炊事员们吃的。”有人回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