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省份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汇编20篇
2019年8月
目录
1．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1：仅三成“最多跑一次”.........................................1
2．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2：广东市场主体不爱网办......................................13
3．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3：浙江网办系统使用率低......................................23
4．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4：山东小微企业获得感不足....................................34
5．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5：天津38%受访企业网办......................................43
6．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6：吉林三成受访者称有改善....................................54
7．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7：陕西38%注册只需一证......................................63
8．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8：甘肃13%受访者称变好......................................73
9．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9：河南41%实现一窗受理......................................83
10．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10：湖南7%能“一天注册”.....................................92
11．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11：安徽25%办事要跑三次...................................102
12．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12：云南51%受访者跑三次...................................112
13．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13：贵州平均9.5天完成注册..................................121
14．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14：广西93%企业被上门检查.................................130
15．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15：福建44%受访者跑四次...................................138
16．16省份营商环境调研16：宁夏28%认为没改变.....................................148
17．16省份政务环境报告1：软硬件良好，服务不及格...................................157
18．16省份政务环境报告2：四个突出问题如何解决....................................163
19．16省份政务环境报告3：政务环境与经济增长......................................170
20．16省份政务环境报告4：别人家的政务大厅.......................................173
【编者按】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主持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在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
（18VSJ069）资助下，赴全国16个省（省、自治区、直辖市）、84个市（地级市及副省级城市）182个区的政务办事大厅，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办事人员。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报告概览
从市场主体的视角看，2018年，全国商事制度改革的进展有三个特征。一是市场准入改革进展较大：全国平均而言，注册登记所需时间从商改前的8.4天下降至商改后的7.0天，
交涉窗口数从商改前的2.6个下降至商改后的1.9个，办理许可证数量从商改前的3.4个下
降至商改后的2.0个。二是“互联网+政务服务”进展一般：49.6%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大
厅（系统）；三是市场监管改革进展不大：约80%的市场主体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约70%
的认为被检查的次数和事项没有变化；约65%的使用全国信用信息系统。从各地的进展看，3%的地市进展良好，82%的进展中等或及格，15%的不及格。市场主
体认为，全国营商环境较好的三个省市分别是上海、广东和北京。从市场主体的视角看，2018年，全国商事制度改革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4个。一是部
分改革进展慢，比如“最多跑一次”只实现了30%；二是市场主体被上门检查比例高，信用监管尚未真正落地；三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忽略了需求端，造成使用率低；四是市场主体面临的主要困难从“旧三难”转变为“新三难”。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有三个。一是在短期，补短板，再创市场准入改革新优势。二是在中期，强化信用监管，确立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建设竞争中性的营商环境。三是在长期，深化国内市场开放，建设高质量的市场准入环境。
一、基本背景商事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点是放宽市
场准入、创新市场监管、优化政府服务，目标从方便政府管理转向方便群众办事。自2012年广东等地试点、2014年全国实施商事制度改革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持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深化拓展，不断便捷市场准入，积极创新市场监管。中国营商环境明显优化，市场活力潜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超过了一亿。
本文从市场主体的视角出发，系统评价中国的商事制度改革的进展情况。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既是商事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商事制度改革的落脚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在2018年7、8月赴全国16省、84市、182区进行实地调研，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对调研样本进行整理、分析，尝试从市场主体的视角勾勒出中国商事制度改革的全貌，现将主要发现报告如下。
二、全国商事制度改革的进展
（一）登记注册所需时间从商改前的8.4天降至2018年的7.0天。
如图1所示，全国平均而言，在2014年前以前，市场主体办理登记注册需要8.4天；
商事制度改革后，办理登记注册所需时间逐年下降，到2018年已经下降为7.0天。就各省
的情况看，商事制度改革后，市场主体办理登记注册所需时间最短的省从5.7天下降至2018
年的2.7天，缩短了一半；所需时间最长的省，2018年为13.1天，与商改前的12.1天相比，
改善不明显。
图1登记注册所需时间从商改前的8.4天缩减至2018年的7.0天。
就2018年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而言，19%的市场主体能够在1天内完成登记注册；61%
的市场主体则需要超过3天才能完成登记注册。在此次调研的84个城市中，3.5%的地市（3个地市）“能够在1天内完成登记注册”的比例为100%；48.8%的地市（41个地市）“能够在1天内完成登记注册”的比例为0%。
（二）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窗口数量从商改前的2.6个减少为2018年的1.9个。
如图2所示，全国平均而言，2014年以前，登记注册一家企业平均需要与2.6个办事
窗口打交道；商事制度改革后，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逐年减少：在2014年至2016
年，需要交涉窗口数量减少至2.2个；2017年减少至2.0个；2018年上半年减少至1.9个。
分省来看，全国范围内办理登记注册表现最好的省份由商事制度改革前平均需要与1.6个窗
口交涉变为改革后只需要与1.1个窗口交涉，已接近实现一窗办理；全国范围内办理登记注
册表现最差的省份也由商事制度改革前平均需要与4.2个窗口交涉变为改革后只需要与3.2
个窗口交涉，也取得了明显的改善效果。
量为1个比例最高的省份是北京，为75%；最低的是福建，为29%。在此次调研的84个城市中，14.31%
的地市（12个地市）100%的受访市场主体实现所需办理许可证数量为1个；15.5%的地市（13个地市）实现所需办理许可证数量为1个的受访市场主体比例为0%。
图3所需办理证件数量从商改前的3.4个减少为2018年的2个。
（四）办理最耗时证件从商改前的45.5天降至2018年的27.9天。从市场主体的反馈看，最耗时的证件分别是与环保、消防、场地、税务、卫生、食品、
外贸等相关许可证，耗时从三个月到一个月不等，如图4所示。
图4市场主体提及的各类最耗时许可证。
如图5所示，办理最耗时许可证所需时间呈现出明显的下级态势。平均而言，从2014
年以前为45.5天，下降到2018年的27.9天。就各省的情况看，商事制度改革后，办理最耗
时许可证所需时间最少的省从24.3天降至2018年的11.5天；所需时间最长的省从68.9天
降至2018年的60.9天。
图5办理最耗时许可证办所需时间从商改前的45.5天缩短至2018年的27.9天。
（五）80%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如图6所示，整体而言，79%的市场主体反馈，过去一年内有被政府部门上门检查的经历，即使是上门检查比例最低的省份，也达到66%。从不同年份成立的市场主体看，2017年前成立的，平均而言，在过去一年内被上门检查的比例都超过了80%。2018年成立的市场主体被上门检查的比例是56%，相对低些。这可能是因为，新近成立的市场主体，存在时间尚短，政府部门还没有上门检查，不等同于不去检查。
图6过去一年，全国近80%的市场主体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六）68%的市场主体认为，过去一年检查次数与事项没有变化。就检查次数而言，全国68%的市场主体认为过去一年检查次数没有变化。就参与检查
的部门数量而言，全国市场主体中认为过去一年该数量不变的比例也是68%。从不同年份成立的市场主体反馈看，认为过去一年检查次数、参与检查部门数量没有变化的比例稳定在65%-79%之间，相差不大。这表明，全国约70%的市场主体认为，过去一年被检查的频率与事项没有变化。
图768%的市场主体认为过去一年检查次数没有增加、参与检查的部门数量不变。
（七）65%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信用监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国家为此建成了全国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如图8所示，目前，65%的市场主体会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上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18%的市场主体不使用国家信用信息系统；12%的市场主体不知道国家信用信息系统。从不同年份成立的市场主体反馈看，越是新近登记注册的企业，通过信用信息系统了解其他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可能性越小：2014年前成立的市场主体，66%的采用；2014-2016年间成立的是68%；2017年成立的是62%；2018年成立的则为55%。
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市场主体认为这个信用信息系统还不够好用。被问到与其他公司做生意是否会提前到信用信息系统查看对方的信用信息时，福建省泉州市一位女士反馈道：“那个网经常崩溃的，而且很多公司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或者中介的骚扰，几乎都只留一个名字和地址，信用信息没有很大的价值。”对于她来说，信用信息系统似乎还不够“好用”。
图8市场主体使用国家信用信息系统的比例。
（八）约60%的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其中16%的还不使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如图9所示，41%的市场主体明确反
馈不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59%的反馈知道，其中，16%的市场主体反馈虽然知道却基本不使用。反馈
另外，图9还报告了常用网上办事系统的使用情况。23%的市场主体常用1个办事系统；
11%的市场主体常用2个办事系统；9%的市场主体常用3个及以上。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一网通办”最多实现了23%。
图9仅59%的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16%虽知道却不使用该系统。
（九）全国商事制度改革进展小结
从市场主体的视角看，2018年，全国商事制度改革的进展可以概括如下。市场准入改革进展较大：全国平均而言，注册登记所需时间下降至7天，交涉窗口下降
至1.9个，办理许可证数量下降至2个。
“互联网+政务服务”进展一般：从供给端看，各地都有网上办事大厅；从需求端看，约60%的市场主体知晓，其中16%的虽知晓却不用。
市场监管改革进展不大：约80%的市场主体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约70%的认为被检查的次数和事项没有变化；约65%的使用全国信用信息系统。
三、全国各地的商事制度改革进展
（一）在地市层面，3%的地市进展良好、15%的不及格、82%的中等或及格。课题组从市场准入、市场监管、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效果四个维度，构建评价各地
商事制度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前沿距离法测算了各地的进展得分，表1报告了各地的具体得分。
整体而言，在调研地市中，只有3%地市的商事制度改革进展处于良好水平；27%的进展处于中等水平；55%的处于及格水平；15%的不及格。
图10全国各地商事制度改革进展大都处于中等和及格水平。
表1、各地市商事制度改革进展得分与排名
数据来源：《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构建。
（二）全国营商环境相对较好的三个省市分别是上海、广东和北京。市场主体的认可是对各地商事制度改革工作最大的肯定。在16个省84个市，每一位受
访者给出了其所认为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好的三个省市”名单，图11报告了全国各省的得票率。从图形上看，上海第一、广东第二，北京第三、浙江第四、江苏第五、福建第六。从具体的得票率看，全国34%的非上海市场主体认为上海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好，领跑全国；全
国31%的非广东市场主体认为广东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好，紧随其后；在得票率前六名
之外的省区市，得票率均没有超过3%。
四、商事制度改革的效果
图11全国各省份的营商环境排名。
（一）75%的市场主体认为，办理业务更加方便、快捷。商改带来的影响如何？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办理业务是否更加方便
快捷、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和费用是否得到削减。如图12所示，2018年，全国超过75%的市场主体认为办理业务更加方便和快捷。
图122018年，全国超过75%的市场主体认为办理业务方便程度、快捷程度提高了。
（二）86%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
如图13所示，2018年，全国86%的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在最佳的省份，这一比例是93%，在最差的省份，这一比例也达到77%。这表明，商事制度改革确实显著缩减了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成本。
（三）64%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而对于商改是否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如图14所示，2018年，全国64%的市场
主体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最佳的省份，这一比例为86%，不过，在最差的省份，这个比例仅38%。这表明，尽管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商事制度改革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的财务成本。
图132018年，全国86%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
图142018年，全国64%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
（四）60%的市场主体认为，对其经营具有积极影响。
如图15所示，2018年，全国60%的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对经营有积极影响，38%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没有影响，2%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消极影响。这表明，多数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对经营具有积极影响。
图152018年，全国60%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其经营具有积极影响。
五、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最多跑一次”实现的比例约为30%，还在路上。
2018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放管服”改革六个一的目标。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中，办成一件事只需跑一次的比例只有31%。在表现最佳的省份是56%；在表现最差的省份只有9%。目前，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情，如图16所示，全国平均需要2.3次，最佳
省份平均需要1.7次；最差的省份则平均需要3.6次。这表明，从市场主体的反馈看，全国各地在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还在路上。
图162018年，办成一件事，全国平均要跑2.3次。
告知不到位是调研中最常听到的抱怨。从南到北，调研员都听到过群众对“最多跑一次”便民又规范的称赞。福建省福州市一位外贸公司代表的话，代表了多数认同者的心声：“过去办事情时工作人员不会每一次都告知完整的所需准备的材料，导致每次办事都需要跑好几次流程，费时费力。改革之后，许多流程都得到了简化，现在只要材料齐全，一般只需要跑1-2次就能把事情办完。”不过，类似“我都跑了好几次了”的抱怨也时常发生，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只跑一次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材料要齐全。但是由于工作人员并不是很熟悉新的改革规定，在办事中往往也没有办法说清楚相关规定以及需要的材料，材料不全，我们就得来来回回跑。”广东省广州市一位对办理工商业务比较熟悉的女士反映，“虽然现在好像可以一次性通过工商办事窗口搞定所有事项，但是在实践中并非如此，因为工商办事口将很多政府部门负责的业务都包揽在一起了，使得其工作业务一下子扩大了，同时也复杂了，窗口工作人员经验有限，很难兼顾多种业务，所以经常没有办法把需要准备的材料一次性告知清楚。”告知不到位，市场主体只能多次往返，无法实现一次办结。
（二）“一窗办理”实现的比例约为70%，还在路上。
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中，办成一件事只需与1个窗口交涉的比例为71%。在表现最佳的省份是95%；在表现最差的省份是50%。目前，办一事需要与交涉窗口的数量，全国平均而言，如图17所示，是1.4个；最佳省份已经实现“一窗办理”，最差省份需要与1.8个打交道。这表明，从市场主体的反馈看，全国各地在的“一窗办理”改革还在路上。
图172018年，办成一件事，全国平均要与1.4个窗口交涉。
（三）市场主体被上门检查的比重过高。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建设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新机制。
随机抽查理念逐步推广到整个市场监管领域，要求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检查结果及时公开，强调要实现“双随机、一公开”全覆盖。然而，从市场主体的反馈看，在过去一年，高达80%的市场主体都有被政府部门上门检查的经历，即使在上门检查比例最低的省份，也达到了66%。而且，约70%的市场主体认为，在过去一年，无论是检查的频率还是事项，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信用监管还没有真正落地，市场主体被上门检查的比重过高。
（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为49.6%，还在路上。“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全国各地先后推出数字政府建设。然而，
全国只有59%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其中，16%的市场主体虽然知道却不使用。这意味着，目前，只有49.6%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
（59%×84%=49.6%），还有超过50%的市场主体尚未使用。网上办事大厅使用率低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宣传不够，表现为各个年龄段的市场主
体对此系统的知晓度普遍不高。如图18所示，在各年龄段的市场主体中，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的比例大约都只有60%左右。这表明，网上办事大厅使用率低并不是因为某个年龄段的市场主体使用率低导致的，而是各个年龄段的使用率普遍低。
图18各年龄段的市场主体对网上办事大厅的知晓度普遍不高。
另一个是系统不稳定，指引不清晰，不少材料仍需线下提交。在广东省江门市办事大厅，
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士与调研员提及，不怎么使用政府的网上办事软件，觉得系统不好
用，网上申请之后还是得亲自去手递材料；而且网络系统容易崩溃，不如来现场办得快。在其他城市的调研过程中，再三求证后我们发现，事实上，很多地区早已推出线上办事服务，但功能不够完善，而且指引不够清晰，遇到问题也不知找谁咨询，不少民众觉得还不如干脆到现场咨询和办理更加方便和安心，导致很多人连网上办事大厅的存在都不知道。进一步地，我们询问了民众对网上办事大厅的潜在使用意愿如何，他们大多认为，如果功能完善了，系统稳定了，那自然很乐意使用网上办事大厅，有些基本的业务就可以不用跑来政务大厅了，方便很多。
（五）市场主体面临的主要困难从“旧三难”转向“新三难”。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解决“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难点和痛点不断深化，
不过，从市场主体最近的反馈看，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如图19所示，对于“在本地做生意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从全国市场主体的反馈看，提及开办企业难、办理许可证难和市场退出难的市场主体比重分别只有3%、7%和4%。这表明，“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难题不再是全国市场主体目前普遍面临的痛点和难点，成为“旧三难”。全国市场主体提及频率最高的三个困难分别是，市场竞争激烈、招工困难和成本高。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26%、17%和15%，已经成为市场主体当下最普遍的难点和痛点，是“新三难”。
图19目前市场主体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之外。
市场主体难点和痛点的转变，既反映了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也根植于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就。商事制度改革围绕着解决“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不断深化，现在这些难点，不再是市场主体所普遍面临的困难，成为“旧三难”，显然反映了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就。同时，还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从经济学的逻辑看，“新三难”也是商事制度改革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就后必然伴随的现象。不妨以广东商事制度改革为例。广东率先开展商事制度改革后，市场主体从2012年底的515万户，增加到2018
年底的1097万户，翻了一番。市场主体在短期内倍增，既是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为商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市场主体在短期内倍增将带来两个效应。一个是，产品市场上的供给增加。随着市场主体在短期内倍增，在产品市场上，市场供给可能也是倍增的，如果市场需求大致不变，必然导致产品市场上供给者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个是，生产要素市场上的需求增加。随着市场主体在短期内倍增，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市场需求增加，甚至是倍增的，如果生产要素市场供给大致不变，必然导致生产要素数量供不应求，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出现招工难、成本高等。因此，市场“准入”、“准营”越便利，新进入的市场主体数量越多，产品市场供给越多、竞争越激烈；生产要素市场上需求越多、生产要素价格越高、市场主体的成本越高。因此，市场主体的痛点和难点转向“新三难”，与商事制度改革所带来的市场主体数量短期内快速增长密切相关。
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商事制度改革直面长期以来困扰“放管服”领域的突出问题与关键难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改革，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注定是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根据中国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新形势，我们提出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
在短期，补短板，再创市场准入改革新优势。目前，全国商事制度改革在市场准入便利度上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既要强化已有的成功做法，又要补短板，在建国70周年之际再创商事制度改革新优势。比如，“最多跑一次”目前只实现了30%，“一窗办理”目前实现了70%，需要继续推进、深化。再比如，“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使用率不到50%，需要“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发力，再创中国营商环境建设新优势。
在中期，强化信用监管，确立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建设竞争中性的营商环境。人为地扶持某类市场主体都会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增加经济全局的风险，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理想的营商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新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竞争替代旧的市场主体，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常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是企业成长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深化市场监管改革，按照一视同仁的规则监管市场，建设中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服务于市场主体的健康成长。
在长期，深化国内市场开放，建设高质量的市场准入环境。市场主体的“新三难”，不同于“旧三难”，不是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本身，而是更多根植于市场供求和市场范围。因此，只有开放更多市场领域，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竞争激烈和成本高的新困难，同时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从现实看，商事制度改革以来，77%的新增市场主体进入了服务业，内生地需要服务业领域更大范围的开放。因为，中国改革40年的经验表明，农业领域向市场主体开放，解决了吃粮难；工业领域向市场主体开放，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理，服务领域向市场主体开放，有望成就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长期方向是深化国内市场开放。
统筹：徐现祥、马晶、金奕彤调研：马晶、金奕彤、钟子健、王鑫、樊承耕、李淑宁等执笔：陈婉、徐现祥、张莉、林建浩、李小瑛、贾帅帅
资助：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
（18VSJ069）
【编者按】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中山大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赴全国16个省份（省、自治区、直辖市）、84个市（地级市及副省级城市）、182个区的政务办事大厅，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课题组在广东省随机抽取了6个市，它们分别为广州市、江门市、湛江市、阳江市、潮
州市和揭阳市，随机访谈成功的有效问卷是390份。调研结束后，课题组清理、整理了有关全国和广东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与舆情反馈，并从全国视野考察了广东商事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新挑战以及新方向。
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最新进展
（一）在广东，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时间从商改前的9.4天下降至2018年的2.7天，目前处于全国最佳水平。
如图1所示，在2014年前（商事制度改革前），市场主体在广东省登记注册，平均需
要9.4天，比全国平均数（8.4天）多1天。商事制度改革后，在广东省登记注册所需时间
大幅下降。在2014年至2016年，迅速下降至5.0天，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所需天数；2017
年下降至4.5天；2018年则下降至2.7天，成为全国调查样本中所需天数最少的省份。
2018年，在广东省，超过30%的市场主体在1天内完成登记注册。平均只需要2.7天，
比全国平均所需的7天快了4.3天；与广东改革前的9.4天相比，下降幅度超过了70%。
图1在广东登记注册所需时间大幅下降
（二）在广东，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从商改前的3.5个下降至2018年
的1.6个，接近全国最佳水平。
如图2所示，2014年以前，在广东登记注册一家市场主体平均需要与3.5个办事窗口
打交道，比全国平均2.6个多了约1个窗口，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
在广东省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大幅下降：在2014年至2016年，需要交涉窗口数量
快速下降至2.2个，处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下降至2.0个，处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
年上半年，则下降至1.6个，开始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在广东，46%的市场主体实现一窗登记。平均只需要跑1.6个窗口，接近全国最佳水平（1.1个窗口）；与广东改革前的3.5个相比，下降幅度超过了50%。
图2在广东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大幅下降
（三）在广东，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从商改前的4.5个下降至2018年的
1.8个，接近全国最佳水平。
如图3所示，2014年前，在广东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平均为4.5个，
比全国平均数3.4个多1个证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在广东省登记注
册所需办理证件的数量大幅下降。2014年至2016年，减少至2.9个证件，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下降至2.1个，开始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上半年则下降至1.8个，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在广东，超过40%的市场主体只需办理一个证件。平均只需要办理1.8个证件，接近于全国最佳水平（1.5个证件）；与改革前的4.5个相比，下降幅度达60%。
图3在广东登记注册所需办理的证件数量大幅下降
（四）在广东省，85%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经历，成立的时间越早被检查的可能性越高，与全国大致同步。
如图4所示，整体而言，在广东省，85%的市场主体反馈说，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80%市场主体反馈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具体而言，市场主体成立的时间越早，被上门检查的可能性越高。2014年成立的市场主体，97%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约10个百分点；2014-2016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87%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约5个百分点；2017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81%反馈说有被检查，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2018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43%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约13个百分点。
图4在广东85%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五）在广东，约60%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信用监管的起点是市场主体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查看相关企业的信用信息。如图5所
示，在广东省，仅58%的市场主体选择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上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这一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最高水平相差了20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在广东，约27%的市场主体不知道或不使用国家信用信息系统；15%的市场主体通过其他渠道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
图5在广东，约60%的市场主体查看国家信用信息系统
（六）在广东，约1/2的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约1/3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图6所示，在广东省，只有49%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在全国，59%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道；在国内最佳省份，82%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道。从全国视野看，在广东，网上办事大厅的知晓率占比明显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十个百分点。
图6在广东，仅49%的市场主体反馈知道网上办事大厅
如图7所示，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广东市场主体中，有29%的市场主体的常用网上办事系统为0，全国平均水平是28%。通过简单计算可知，这意味着，在广东省，仅有35%（49%×71%）的市场主体会使用网上办事（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2%
（59%×72%）。
图7在广东，知道有网上办事系统的市场主体中还有29%不使用
此外，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广东有41%市场主体常用一个网上办事系统，18%常用两个办事系统，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平均而言，广东省市场主体常用的网上办事系统为1.58个，尚未实现“一网通办”。
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最新成绩
（一）2018年，51%的广东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改善，接近全国最佳水平。
如图8所示，在广东，51%的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1个百分点，接近全国最佳水平；27%的市场主体认为没有改变，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22%的市场主体认为变差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在2018年，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广东营商环境建设改善幅度相对较大。
图82018年，51%的广东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当地的营商环境有积极影响
（二）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投票结果显示，广东营商环境全国第二名。市场主体的认可是对改革工作最真实的肯定。图9报告了市场主体对全国各地营商环境
的主观评价。在全国16个省84个市，每一位受访者都给出了其所认为的“做生意环境相对较好的三个省市”。从图形上看，上海第一、广东第二，北京第三、浙江第四。具体而言，广东共获得905票，全国约31%的非广东市场主体认为广东做生意的环境相对较好。这是全国市场主体对广东商事制度改革以及营商环境建设的充分肯定。
图9全国营商环境排名
（三）2018年，约90%的广东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50%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0所示，在广东省，89%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
交道时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3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4个百分点。另外，54%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费用，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30个百分点。这表明，广东的商事制度改革主要是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
图10商改降低了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
（四）2018年，56%的广东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如图11所示，在广东，56%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4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了24个百分点。40%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没有影响，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2个百分点；4%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有消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了2个百分点。这表明，从全国比较的角度看，广东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
图112018年，56%的广东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
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
（一）2018年，广东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是中央政府2018年初所提出的商事制
度改革的目标和承诺，更是市场主体的诉求。如图12所示，在2018年，27%的广东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一次，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三个百分点，只有全国最佳水平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广东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明显落后了。
图122018年，27%的广东市场主体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广东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的落后是因为各市在这项改革上进展都不大。如图13所示，
2018年，在调研的6个市中，广州市是最好的，40%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超
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阳江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其他4各市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湛江市，只有17%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图132018年，广东各市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比例不均衡
（二）2018年，广东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趋势，广东在今年年初已率先推出数字政府建设。不过，从市场主体反馈看，广东市场主体“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表现为“三低”：一是网上办事大厅的知晓率低，广东49%的知晓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网上办事系统的使用率低，广东35%的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网上信用信息系统的使用率低，广东58%的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低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宣传不够，表现为各个年龄段市场主体使用率普遍低。如图14所示，从回答不知道的市场主体年龄结构看，广东与全国并没有区别。这表明，广东使用率低并不是因为某个年龄市场主体使用率造成的，而是各个年龄的使用率普遍低。
图14不知道有网上办事大厅的年龄构成
另一个是系统不好用。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广东省的市场主体对网上办事大厅的抱怨颇多。市场主体普遍反映网上办事大厅“功能还是比较简单，不好用，功能有待完善”；“系统用到一半就崩溃，没法下一步”；“使用到最后，还是要提交纸质材料”也是市场主体经常反应的问题。
（三）目前，广东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东的商事制度改革虽然改善了广东的营商环境，但是对市场主体经营的直接帮助并不
够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广东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费用的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的地区低了30个百分点；另一
个是，广东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4
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的地区低了2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广东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小微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5所示，从所有制看，无论是国有企业、合资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认为广东商事对
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0多个百分点。从市场主体规模看，就业人数
大于10人以上市场主体反馈看，认为广东商事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了3-24个百分点。这表明，广东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小微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相对不大。
图15广东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小微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目前，广东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范围之外。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解决“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问题不断深化，不过，
从市场主体反馈看，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如图16所示，对于“在本地做生意遇到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广东市场主体提及开办企业难、办理许可证难、市场退出难的比重分别为2%、6%和6%，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全国范围内，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3%、7%和4%，同样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图16目前市场主体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之外
广东市场主体反馈目前最主要的三个困难分别是，市场竞争激烈、招工困难和成本高。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26%、17%和15%。虽然这三个困难也是全国市场主体所普遍面临的主要困难，但是广东的情况略微严重些。主要表现为，广东市场主体提及市场竞争激励和招工难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这些主要困难不是目前的商事制度改革所能够直接解决的。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新困难是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取得巨大成效过程所伴随的必然现象。广东市场主体从2012年底的515万户，增加到2018年底的1097万户，几乎翻了一番。市场主体的倍增，既是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为商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市场主体的倍增，意味着，在产品市场上，市场供给可能是倍增的，必然导致产品市场上竞争越来越激励；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市场需求可能是倍增的，必然导致招工越来越难，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企业成本不断上升。
因此，广东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新困难，根植于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市场主体倍增，却不在目前商事制度改革的范围之内。
广东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商事制度改革直面长期以来困扰“放管服”领域的突出问题与关键难题，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改革，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注定是一场攻坚战和持久战。根据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结合社会经济新形势，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再创广东商事制度改革新优势。目前，广东商事制度改革在市场准入便利度上，比如登记注册所需时间、所需打交道窗口数量等，处于或接近全国最佳水平；广东营商环境全国第二位，接近全国最佳水平。这些成绩来之不易，要强化已有的成功做法。比如东莞建设了商事制度改革基地，在改革开放已满40周年之际，要固化、强化商事制度改革，再创广东商事制度改革新优势。
二、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补广东商事制度改革的短板。从全国视野看，广东商事制度改革中明显的短板是，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落后了。“跑一次”抓住了市场主体办事的核心诉求，是倒逼政府自身改革、转变职能的重要抓手。从全国16省调研看，2018年大部分省区市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改革。目前，在广东省，平均而言，只有27%的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仅需要跑一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广东商事制度改革中的短板。广东需要补齐这个短板。
三、重视“数字政府”的需求侧建设，增创广东商事制度改革的新优势。在大数据时代，智慧政务、信用监管是大势所趋。广东顺应时代，2017年12月在全国率先部署数字政府改革建设，2018年11月印发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这表明，广东“数字政府”建设在“供给侧”上，走在全国前列。不过，从“需求侧”的角度看，广东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表现在广东知晓网上办事大厅的市场主体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十个百分点。“数字政府”建设需要“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协同发力，再创广东营商环境建设新优势。切实增加宣传，提高市场主体的知晓率、使用率和粘性，是当下亟需开展的工作。
四、转向“市场开放”，开拓广东商事制度改革的新领域。随着商事制度等“放管服”改革，广东市场主体从500万增加到1000万。倍增的市场主体既是广东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也对商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短期内倍增的市场主体必然带来市场竞争激烈、招工难和成本高。这已经成为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市场主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这些新困难，不同于“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更多根植于市场供求和市场范围，只有开放更多市场领域，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竞争激烈和成本高的新困难，同时也有利于广东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
统筹：徐现祥、马晶、金奕彤调研：孙小童、熊童悦、马晶、金奕彤、钟子健、王鑫、樊承耕、李淑宁执笔：马晶、徐现祥、林建浩资助：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
（18VSJ069）
【编者按】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中山大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赴全国16个省（省、自治区、直辖市）、84个市（地级市及副省级城市）、182个区的政务办事大厅，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课题组在浙江省随机抽取了6个市，它们分别为杭州市、金华市、丽水市、湖州市、衢
州市和舟山市，随机访谈成功的有效问卷是260份。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浙江省商事制度改革的进展
（一）注册营业执照的效率
1、在浙江，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时间从商改前的7.2天下降至2018年的2.9天，目前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如图1所示，在2014年前（商事制度改革前），市场主体在浙江省登记注册，平均需
要7.2天，比全国平均数（8.4天）少1.2天。商事制度改革后，在浙江省登记注册所需时间大幅下降。2017年，登记注册所需时间迅速下降至4.4天；2018年则下降至2.9天，成为全国注册登记所需天数较少的省份之一。
2018年，浙江省超过50%的市场主体在1天内完成登记注册。平均只需要2.9天，比
全国平均所需的7天快了4.1天；与浙江改革前的7.2天相比，下降幅度达到60%。
图1在浙江登记注册所需时间大幅下降。
2、在浙江，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从商改前的2.5个下降至2018年的
1.8个，经历了波动反弹，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降幅不大。
如图2所示，2014年以前，在浙江登记注册一家市场主体平均需要与2.5个办事窗口
打交道，比全国平均所需的2.6个仅少了约0.1个窗口，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商事制度改
革后，在浙江省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有一定的下降：在2014年至2016年，需要交
涉窗口数量下降至2.1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快速下降至1.5个，远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而在2018年上半年，却增加至1.8个，反而拉近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距离。
2018年，在浙江71%的市场主体实现一窗登记。平均需要跑1.8个窗口，低于全国平均，与全国最佳水平（1.1个窗口）尚有差距；与浙江改革前的2.5个相比，下降幅度为28%。
图2在浙江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小幅下降。
（二）“多证合一”的情况
在浙江，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从商改前的3.3个下降至2017年的1.9个。
图3在浙江登记注册所需办理的证件数量总体下降。
如图3所示，2014年前，在浙江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平均为3.3个，
比全国平均数3.4个少0.1个证件，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在浙江省登记注
册所需办理证件的数量呈减少趋势。2014年至2016年，减少至2.9个证件，仍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2.6个；但可喜的是，2017年快速下降至1.9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在浙江，超过36%的市场主体只需办理一个证件。虽然2018年平均需要办理
2.3个证件，数量有所回升，但与改革前的3.3个相比，总体呈下降趋势。
（三）政府上门检查——“严监管”的情况在浙江，82%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成立的时间越早被检查的可
能性越高，与全国大致同步。
如图4所示，在浙江省，82%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80%市场主体反馈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图4在浙江82%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在浙江省，市场主体成立的时间越早，被上门检查的可能性越高。2014年以前成立的市场主体中，82%的市场主体在去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2014-2016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89%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约7个百分点；2017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
93%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2018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被检查的比例大幅减少，54%反馈说有被上门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约2个百分点。
（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网上办事大厅的使用情况
1、在浙江，约49%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5在浙江，约49%的市场主体查看国家信用信息系统。
信用监管的起点是市场主体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看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如图5所示，在浙江省，仅49%的市场主体选择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上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这一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最高水平相差了约30个百分点。调查数据显示，在浙江，约18%的市场主体不知道或不使用国家信用信息系统；5%的市场主体通过其他渠道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而剩下28%的市场主体基本不查看交易对象信用信息。
2、在浙江，约1/2的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约55%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6所示，在浙江省，只有50%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在全国，59%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晓网上办事大厅；在国内最佳省份，82%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知晓。从全国视野看，在浙江，知晓网上办事大厅的市场主体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将近十个百分点。
图6在浙江，仅50%的市场主体反馈知道网上办事大厅。
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浙江有25%的市场主体的常用网上办事系统个数为0，全国平均水平是28%，如图7所示。通过简单计算可知，这意味着，在浙江省，仅有37.5%（50%×75%）的市场主体会使用网上办事（系统），全国平均水平则是42%
（59%×72%）。
图7在浙江，知道有网上办事系统的市场主体中还有25%不使用。
此外，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浙江有30%市场主体常用一个网上办事系统，少于全国平均；24%常用两个办事系统，高于全国平均。平均而言，浙江省市场主体常用的网上办事系统为2.1个，尚未实现“一网通办”。
（五）2018年，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82018年，44%的浙江市场主体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是中央政府2018年初所提出的商事
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承诺，更是市场主体的诉求。如图8所示，在2018年，44%的浙江
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只需要跑一次，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4个百分点。浙江省商事制度改革的效果
（一）2018年，约36%的浙江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改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9所示，在浙江，36%的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4
个百分点；24%的市场主体认为没有改变，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仿；40%的市场主体认为变差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在2018年，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浙江营商环境建设有着较为广阔的改善空间。
图92018年，36%的浙江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当地的营商环境有积极影响。
（二）2018年，59%的浙江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图102018年，59%的浙江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
如图10所示，在浙江，超过59%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了21个百分点。37%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没有影
响，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3%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有消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
个百分点。
（三）2018年，约84%的浙江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63%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如图11所示，在浙江省，84%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
交道时间，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了1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9个百分点。另外，63%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费用，比全国最
佳水平低20个百分点。这表明，浙江的商事制度改革在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图11商改降低了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
（四）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投票结果显示，浙江营商环境全国第四名。
图12全国营商环境排名。
市场主体的认可是最直接的肯定。图12报告了市场主体对全国各地营商环境的主观评
价。在全国16个省84个市，每一位受访者都给出了其所认为的“做生意环境相对较好的三
个省市”。从图形上看，上海第一、广东第二，北京第三、浙江第四。浙江共获得555票，全国有约19%的非浙江市场主体认为浙江做生意的环境相对较好。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国市场主体对浙江商事制度改革以及营商环境建设的肯定。
浙江省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目前，浙江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积极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浙江的商事制度改革改善了浙江的营商环境，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浙江市场主
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费用和时间成本的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仿；另一个是，在主观反馈上，浙江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似。
但是作为营商环境全国排名第四的省份，商改对市场主体经营的直接帮助不够大。具体反映在如下两点：1）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与政府打交道费用和时间的比例，比全国最佳的地区低10%；2）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比全国最佳的地区低20%。
除了已经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进一步提升的难度较大之外，浙江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小微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影响其对标上海等更高水准的短板。从市场主体规模看，就业人数大于10人以上市场主体反馈，认为浙江商事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
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22个百分点。这表明，浙江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小微企业”经
营的积极影响相对不大。
图13浙江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小微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注：比例越高，说明商改积极影响越大。
（二）2018年，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未达到“最多跑一次”。
图142018年，44%的浙江市场主体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如图14所示，在2018年，44%的浙江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只需要跑一次，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了14个百分点，但与全国最佳水平仍有一定差距。35%的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两次。这意味着，浙江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有成就也有不足。
图152018年，浙江各市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比例不均衡。
浙江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的不足是因为各市在这项改革上进展差距较为明显。如图15所示，2018年，在调研的6个市中，金华市的改革成效最好，54%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29%），而在杭州市和金华市，可以实现“最多跑一
次”的市场主体占比仅为36%和37%，比金华市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进展。
（三）2018年，浙江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趋势，浙江在2018年年初已率先推出数字政府建设。不过，从市场主体反馈看，浙江市场主体“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的比例低。在浙江，50%的市场主体知道；全国平均水平是59%。二是使用网上办事系统的比例低。在浙江，37.5%的市场主体使用；全国平均水平是42%。三是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使用率低。在浙江，49%的市场主体查看，而全国平均水平是65%。
浙江“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低至少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宣传不够，表现为各个年龄段市场主体知晓率普遍低。如图16所示，在浙江省
小于30岁与30-40岁的办事人员中，不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比例为39%和57%,
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在50岁以上的办事人员中，不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占比为75%,大大超过全国平均的51%。从分组统计结果来看，浙江省仅有40-50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对网上办事大厅的知晓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浙江省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知晓率低是因为大部分年龄段的办事人员的知晓率都比较低。
图16浙江各个年龄段中，不知道有网上办事大厅的比例都较高。
第二个原因是各市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知晓度差异大。如图17所示，舟山市和衢州市的网上办事大厅知晓率分别仅为38%和27%，并且在知晓网上办事大厅舟的人群中，舟山市、衢州市、丽水市不使用系统的比例分别高达81%、86%、94%。而杭州市、湖州市的网上办事大厅知晓率与使用率相对来说则较高。
图17浙江各市的系统知晓率与使用率差异大
第三个原因是系统使用不便。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浙江省的市场主体对网上办事大厅的抱怨颇多。市场主体普遍反映网上办事大厅“功能还是比较简单，只能提供一些基础的信息，办事什么的都不行”；“使用到最后，最终还是要跑到现场来”也是市场主体常反映的问题。
（四）目前，浙江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范围之外。
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解决“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问题不断深化，不
过，从市场主体反馈看，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如图18所示，对于“在本地做生意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浙江市场主体提及开办企业难、办理许可证难、市场退出难的比重分别为2%、5%和2%，相关问题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全国范围内，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3%、7%和4%，同样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图18目前市场主体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之外
浙江市场主体反馈目前最主要的三个困难分别是：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和招工困难。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26%、19%和14%。虽然这三个困难也是全国市场主体所普遍面临的主要困难，但是浙江的情况略微严重些。主要表现为，浙江市场主体提及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和招工难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这些主要困难不是目前的商事制度改革所能够直接解决的。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新困难是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取得巨大成效过程所伴随的必然现象。2018年第一季度浙江全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607.6万户，比上年同期增加63.1万户，同比增长11.6%；从统计数据看，浙江省在册市场主体总量首次突破600万户，在册企业数首次突破200万户，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为1074户，位居全国榜首。市场主体的快速增加，既是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为商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市场主体的增加，意味着，在产品市场上，市场供给可能是增加的，必然导致产品市场上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市场需求可能是增加的，必然导致招工越来越难，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企业成本不断上升。
因此，浙江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新困难，根植于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市场主体增加。
（五）在浙江，约49%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19在浙江，约49%的市场主体查看国家信用信息系统。
根据图19，浙江省知道但不查看信用信息系统的情况较为严重。原因应该主要是，规
模小的市场主体数量多且分散，对于信用信息重要性的认知参差不齐。譬如，如图20所示，相对于不查看率高于查看率的衢州市、舟山市来说，经济发达的杭州市信用信息系统查看率较高。由此可见，人们对信用信息系统的认知情况，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有一定关系。
图20各地区市场主体对于信用信息重要性的认知参差不齐浙江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浙江市场经济先行先发，具有民营经济活跃、县域经济发达、经济外向度高等特点。浙
江经济充满活力的同时，也存在产业层次低、县域同质竞争等“低小散”的弊端，转型升级压力大。根据浙江省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结合社会经济新形势，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继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争取“一窗办理”和“多证联办”。从全国视野看，虽然浙江在市场主体证件办理时间上领先全国各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浙江商事制度改革中的不足——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和所需办理证件数均大于全国平均值。
“跑一次”抓住了市场主体办事的核心诉求，也是倒逼政府自身改革、转变职能的重要抓手。从全国16省调研看，2018年大部分省区市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改革。而浙江想进一步促进此项改革，也许需要在提高窗口办事效率和推动“多证合一、一照一码”上下功夫。通过“证照联办”和设置“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浙江也许能完成从“每个部门最多跑一次”向“每件事最多跑一次”的转变，实现“一事、一窗、一次”的改革效果。
二、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助力“最多跑一次”，增创浙江商事制度改革的新优势。在大数据时代，智慧政务、信用监管是大势所趋。浙江顺应时代，积极推进一体化移动政务服务，努力实现“掌上办事”。这表明，浙江“数字政府”建设在“供给侧”上得到了较大的重视；不过，从“需求侧”的角度看，浙江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早在2002年提出的“信用浙江”建设亦遇到了开展的瓶颈。
“数字政府”建设需要“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协同发力，助力形成浙江营商环境建设新优势。切实加强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宣传，提高市场主体的知晓率、使用率和黏性，切实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成本，是当下亟须开展的工作。
同时，“最多跑一次”改革与数字政府建设相辅相成，“大数据”促成建设的核心。灵活有效地运用大数据，有助于建立各项数据库，打通相关各部门之间的数据链，避免“信息孤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包括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制度，不断完善建设集约、服务集聚、数据集中、管理集成的统一数据平台。
三、创新监管模式，打造以信用信息监管体系为核心的监管模式。21世纪以来，浙江在信用监管方面就有着扎实的基础。早在200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提出建设“信用浙江”时，浙江就启动了“百万企业信用工程”；2008年，在全国率先推出企业信用预警制度，并出台全国首部《企业信用管理标准》和《信用服务行业标准》。然而，商事制度改革推行以来，仅49%的市场主体选择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上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与全国最
高水平相差了约3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浙江信用信息系统建设有待进一步普及和完
善。浙江省宜进一步探索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和部门联合奖惩制度建设，对待企业采取不同力度和不同频度的差别化监管手段，并且建立一个监管机制，能在部门间实现监管的联通联动。
四、针对新问题，开拓浙江商事制度改革的新领域。随着商事制度等“放管服”改革，浙江市场主体数量突破了600万。增加的市场主体既是浙江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也对商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短期内增加的市场主体必然带来市场竞争激烈、招工难和成本高。这已经成为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这些新困难，不同于“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更多根植于市场供求。政府应当在扶持创新型、潜力型小微企业，以及支持促进市场主体加快升级上出一份力。同时，对接现代技术与金融手段、打造浙江品牌，亦是当前培养浙江企业核心优势、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至于如何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优胜劣汰、健康持续发展，有待浙江各方群策群力，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统筹：徐现祥、马晶、金奕彤调研：曾涵茹、宁玉婷、马晶、金奕彤、钟子健、王鑫、樊承耕、李淑宁执笔：马玮健、贾帅帅、林建浩资助：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
（18VSJ069）
【编者按】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中山大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赴全国16个省份（省、自治区、直辖市）、84个市（地级市及副省级城市）、182个区的政务办事大厅，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课题组在山东省随机抽取了6个市，分别为济南市、淄博市、东营市、枣庄市、莱芜市
和滨州市，随机访谈成功的有效问卷是331份。调研结束后，课题组清理、整理了有关全国和山东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与舆情反馈，并从全国视野考察山东商事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新挑战以及新方向。
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山东省商事制度改革的进展
（一）在山东，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时间从商改前的9.1天下降至2018年的3.6天，明显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所示，在2014年前（商事制度改革前），市场主体在山东省登记注册，平均需
要9.1天，比全国平均数（8.4天）多将近1天。商事制度改革后，在山东省登记注册所需
时间大幅下降。在2014年至2016年，略微上升至10.6天；2017年下降至7.9天；2018年
则大幅度下降至3.6天，相比2017年降幅超过50%。整体而言，在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方面，山东省起步较晚，2017-2018年加速发力之后效果明显。
2018年，山东省44%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仅需要1天，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5%。平均
只需要3.6天，比全国平均所需的7天快了3.4天；与山东改革前的9.1天相比，下降幅度超过了60%。
图1山东登记注册所需时间大幅下降，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在山东，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从商改前的2.7个下降至2018
年的1.6个，接近全国最佳水平。
如图2所示，2014年以前，在山东登记注册一家市场主体平均需要与2.7个办事窗口打交道，和全国平均水平大致持平（2.6个）。商事制度改革后，在山东省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大幅下降：在2014年至2016年，需要交涉窗口数量快速下降至2个，略好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2017年下降至1个，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2018年上半年，则回升至1.6个，虽然较前一年略有回升，但仍好于全国平均水平（1.9个）。
2018年，在山东，59%的市场主体实现一窗登记，好于全国平均水平（46%），
但和全国最好水平（92%）依然存在差距。平均只需要跑1.6个窗口，接近全国最佳水平（1.1个窗口）；与山东改革前的2.7个相比，下降幅度超过了40%。
图2山东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明显下降，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在山东，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从商改前的3.0个下降至2018年的
1.9个，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3所示，2014年前，在山东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平均为3.0个，
比全国平均数3.4个少0.4个证件，略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在山东省登记
注册所需办理证件的数量大幅下降。2014年至2016年，减少至2.1个证件，依然好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下降至1.6个，领先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上半年则略有回升，上升至1.9个，依然略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在山东，登记注册只需办理一个证件的市场主体占比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和全国最佳水平（75%）差距较大。与改革前的3.0个相比，下降幅度达37%。
图3山东登记注册所需办理的证件数量大幅下降，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在山东，85%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如图4所示，整体而言，在山东省，85%的市场主体反馈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79%市场主体反馈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图4在山东85%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在山东省，商事制度改革之前成立的企业，在过去一年被上门检查的可能性更高。2014年以前成立的市场主体，93%反馈说有被上门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约5个百分点；
2014-2016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被检查比例锐减，仅有68%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4个百分点；2017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被检查比例有所回升，83%反馈说有被检查，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2018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75%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9个百分点。
（五）在山东，63%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5在山东，63%的市场主体查看国家信用信息系统。
信用监管的起点是市场主体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看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如图5所示，在山东省，仅63%的市场主体选择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这一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最高水平相差了将近20个百分点。此外，约34%的市场主体不知道或不使用国家信用信息系统；2%的市场主体通过其他渠道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
（六）在山东，69%的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约52%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图6所示，在山东省，有69%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在全国，59%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知道本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在国内最佳省份，这一比例则为82%。从全国视野看，山东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全国最佳地区还有一定差距。
图6在山东，69%的市场主体反馈知道网上办事大厅。
山东省使用网上办事系统的市场主体比例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
（系统）的市场主体中，山东有24%的市场主体的常用网上办事系统个数为0，全国平均水平是28%。通过简单计算可知，这意味着，在山东省，有52%（69%×76%）的市场主体会使用网上办事大厅（系统），全国平均水平则是42%（59%×72%）。
（七）在山东，2018年有55%的市场主体实现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进度领先全国。
图72018年，55%的山东市场主体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山东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成效卓著，领先全国。“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是中央政府2018年初所提出的商事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承诺，这是市场主体的
诉求，也是山东省2018年的主要改革目标。山东省工商局官网专门开辟出“一次办好”专题
板块，开展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等10个专项行动，记录全省各
市的相关进展。如图7所示，在2018年，55%的山东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一次，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了25百分点，是全国最佳水平。山东省商事制度改革的成效
（一）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投票结果显示，山东营商环境位于全国第十名。
图8全国营商环境排名
市场主体的认可是最直接的肯定。图8报告了市场主体对全国各地营商环境的主观评
价。在全国16个省84个市，每一位受访者都给出了其所认为的“做生意环境相对较好的三
个省市”。图8报告了全国各地的得票情况，上海、广东、北京、浙江分列前四名；山东排名第10，全国约2%的非山东市场主体认为山东做生意的环境相对较好，得到了部分主体的肯定。
（二）2018年，28%的山东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改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9所示，在山东，仅有28%的市场主体认为当地营商环境有改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2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了30个百分点；34%的市场主体认为没有改变，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9个百分点；有38%的市场主体认为变差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个百
分点。这表明，在2018年，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山东市场主体对于营商环境建设的整体获得感是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图92018年，28%的山东市场主体认为当地的营商环境有改善。
（三）2018年，51%的山东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图102018年，51%的山东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
如图10所示，在山东，有51%的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对其企业经营有积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29个百分点，差距较大。48%的市场主体认为改革对经营没有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0个百分点；还有1%的市场主体认为有消极影响。调研中，大部分市民表示，虽然政府在推进工商业务便捷办理方面有所改善，但对于企业的整体影响做生意的大环境并没有太多积极作用。这表明，在2018年，虽然超过一半的山东市场主体对于商改对其经营影响有积极的主观评价，但这一比例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是落后的。
（四）2018年，93%山东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是全国最佳水平；76%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1所示，在山东省，93%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
交道时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7个百分点，是全国最佳水平。另外，76%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费用，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了12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10个百分点。这表明，山东的商事制度改革既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企业的金钱成本。其中，降低时间成本作用更突出，市民认可度非常高。
图11商改降低了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山东省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虽然山东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而且在全
国范围内是领先的，但与此同时，市场主体却认为山东的营商环境改善有限，商改对其经营的积极影响也有限，这背后隐含的新问题值得深思。本文认为主要存在以下新问题：第一，
商改之外的问题成为影响营商环境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根植于商改，又超出商改；第二，小微企业获得感不强，是山东市场主体对于商改积极评价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第三，山东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不足，是深化商改的潜在着力点。
（一）目前，山东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范围之外。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解决“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问题不断深化，不过，
从市场主体反馈看，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如图12所示，对于“在本地做生意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山东市场主体提及办理许可证难、市场退出难、开办企业难的比重分别为6%、2%和1%，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全国范围内，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7%和3%和3%，同样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图12目前市场主体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
山东市场主体反馈目前最主要的三个困难分别是，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和融资难。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25%、14%和14%。一位来自传统工业的企业代表表示，现在很难找到合适的转型项目，只好在市场中苦苦坚持；枣庄市一位市场主体也表示，如果没有政府担保，企业很难从银行正常融资，只能选择比较容易的高利贷。同时，这三个问题也是全国范围内被提及次数最多的问题。显然，商事制度改革解决了一部分旧的问题，却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新困难是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取得巨大成效过程所伴随的必然现象。山东省市场主体总量由商事制度改革前(2013年)的412.6万户，发展到目前的846.9万户，数量翻了一番多，市场主体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稳居全国第三。市场主体的倍增，既是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对商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市场主体的倍增意味着，在产品市场上，市场供给可能是倍增的，必然导致产品市场上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市场需求可能是倍增的，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企业成本不断上升。因此，山东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新困难，根植于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市场主体倍增。
（二）山东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积极影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体现在小微企业获得感不足。
虽然山东省在登记注册等和政府打交道的事务上得到了大部分市场主体的认同，但是在企业日常经营和营商环境方面收获的认同却少得多。68%的受访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没有变化或变差；49%的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对其经营没有影响或有消极影响，比例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9%和12%。
图13小微企业认为商事制度改革对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例更少。
小微企业遇到的经营困难更多。如图13所示，企业规模越小，对于商事制度改革对改
善经营环境的认可度越低。少于20人的企业对商事制度改革改善经营环境的认可度仅为3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20%，企业规模为20-100人的企业对商改认可度与全国水平持平；100-500人的企业对商改认可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山东省的商事制度改革侧重于节约和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并放宽了市场准入条件。因此，涌入市场的小微企业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更为严苛的经营条件。这点和上一条问题相互呼应。
（三）2018年，山东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水平仍有不足。山东市场主体“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建设水平仍有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31%的
市场主体不知道网上办事大厅；仅有63%的市场主体查看网上信用信息系统；山东省市场主体平均使用2.5个网上办事系统，尚未实现“一网通办”的目标。
山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不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宣传不够，表现为40-50岁
年龄段市场主体不知道办事大厅比例偏高。如图14所示，按受访者年龄段分组来看，山东
省小于30岁、30到40岁以及50岁以上等各年龄段受访者中不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的比例都
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40-50岁这一年龄段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因此，相对而言，
尽管山东省的受访者知晓网上办事大厅的比例高于全国水平，但是在40-50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中存在一定的短板。这表明，山东省现有的网上办事系统宣传途径不能很好的覆盖中年群体，线下宣传不足。
图14各年龄段不知道有网上办事大厅的比例。
另一个是系统不好用。在山东，有24%知道网上办事系统的市场主体选择不使用网上办事系统，现场调研时发现现有网上办事系统依然存在不好用的问题。第一，现有技术不足以支持数据互通。淄博市周村区一位市民表示，在更换了三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依然无法读取到之前采集的数据，只好重新填写。临淄区的领导也表示，目前数据没办法通过网络多跑路，只好让靠干部多跑腿。第二，受限于企业人员素质，电子化自助办公的适应程度不高。
东营市河口区自助电子操作区中，从填写到打印签字都需要工作人员实时指引，即便如此也经常出现系统报错现象，办事效率依然不高。
山东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根据山东省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结合社会经济新形势，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针对新问题，开拓山东商事制度改革的新领域。随着商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办
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旧问题渐渐消失，“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融资难”等新问题渐渐浮现。这对已有商事制度改革措施既是肯定，也是挑战。针对新问题，山东省政府应该打破地域分割和行政垄断，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同时创新要素市场配置机制，规范发展融资担保、互联网金融、股权融资、要素交易等新业态。在做大市场这块大饼的同时，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有效缓解“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融资难”等新问题。
二、重点向小微企业倾斜，优化小微企业经营环境。山东省的小微企业在商事制度改革中获得感更低，这说明山东省对于小微企业关注度还不足。山东省2017年决定实施旨在优化小微企业治理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双升”战略。一方面推动特色重点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财政税收优惠。目前来看，该战略方向正确，但落实度不够，收效甚微。因此，山东省下一步应该深入推进小微企业“双升”战略，扩大战略面向对象，切实帮助小微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减轻小微企业的经营负担。
三、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系统建设水平。在大数据时代，智慧政务、信用监管是大势所趋。山东目前依然存在信用系统使用率不高，网上办事系统零散、不好用等问题。首先，山东省政府应该加强对网上办事系统和电子化业务的宣传力度，让更多人知道网上办事系统的用法。其次，山东省应该强化信用监管，大力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建设更可靠的网上信用信息系统。最后，山东省可以整合电子业务、加快建设数据互通的网上办事平台，向“一网通办”改革目标发力，努力建设好用、易用、爱用的网上办事系统。
四、强化山东商事制度改革优势。目前，山东商事制度改革在降低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认可度上和“只跑一次”改革成效位居全国第一。在登记注册时间、所需证件数、窗口数等指标接近全国最佳水平。这些成绩来之不易，要继续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强化已有的成功做法，做大做强现有优势，如全力推进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扩大“一次办好”和“证照分离”改革范围等。
统筹：徐现祥、马晶、金奕彤调研：王璇、吴文青、马晶、金奕彤、钟子健、王鑫、樊承耕、李淑宁执笔：李淑宁、林建浩、张莉资助：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
（18VSJ069）
【编者按】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主持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在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
（18VSJ069）资助下，赴全国16个省份（省、自治区、直辖市）、84个市（地级市及副省级城市）182个区的政务办事大厅，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办事人员。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课题组在天津市随机抽取了6个区，它们分别为武清区、河西区、河北区、河东区、津
南区和南开区，随机访谈成功的有效问卷是153份。调研结束后，课题组清理、整理了有关全国和天津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与舆情反馈，并从全国视野考察天津商事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新挑战以及新方向。
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天津市商事制度改革的最新进展
（一）注册营业执照的效率
1.在天津，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时间从商改前的6.6天波动上升，增加到2018年的
9.6天，目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2014年前（商事制度改革前），市场主体在天津市登记注册，平均需要6.6天，优于全国平均数（8.4天）。
2018年，天津市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平均需要9.6天，落后于全国平均所需的7天。如图
1，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只有12.5%在1天内完成登记注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最优水平差距较大。
图12018年天津市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在一天内完成的比例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在天津，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从商改前的2.1个增加至2018年的
2.3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2所示，2014年以前，在天津登记注册一家市场主体平均需要与2.1个办事窗口
打交道，优于全国平均所需的2.6个，处于中上水平。
图2在天津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小幅上升。
2018年，天津市市场主体完成注册登记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与天津改革前的2.1个相比，上升幅度约为9%。如图3，新注册登记的市场主体只有25%实现一窗登记，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32018年，天津市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实现一窗登记的比例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多证合一”情况
在天津，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从商改前的2.1个下降至2018年的1.8个，相较商事改革前有小幅进步。
图4在天津登记注册所需办理的证件数量先增后降。
如图4所示，2014年前，在天津市，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平均为2.1个，为全国最优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在天津市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的数量变化较明显，在
2018年上半年下降至1.8个，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52018年，天津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约50%只需办理一个证件。
2018年，天津市市场主体登记所需证件数量与改革前的2.1个相比，下降幅度约为
14.3%。如图5，约50%的新成立的市场主体只办理一个证件就完成了企业的登记注册，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政府上门检查情况在天津，66%市场主体在最近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整体上处于全国最优水平。
按成立时间分类后，时间越早的市场主体，最近一年内有被上门检查的占比越高，但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6所示，整体而言，在天津市，66%的市场主体反馈，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为全国最优水平。在全国，平均79%市场主体反馈一年内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图6在天津66%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在天津市，市场主体成立的时间越早，被上门检查的可能性越高，这点与全国的情况相类似。2014年成立的市场主体，86%反馈有被检查，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2016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64%反馈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约18个百分点；2017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67%反馈有被检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左右；2018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22%反馈有被检查，是全国最优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四）国家信用信息系统与网上办事大厅的使用情况
1.在天津，约65%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信用监管的起点是市场主体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查看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如图7
所示，在天津市，65%的市场主体选择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上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这一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与全国最优水平相差了15个百分点。约有22%的市场主体知道但不使用国家信用信息系统，13%的市场主体不知道国家信用信息系统。
图7在天津，约65%的市场主体查看国家信用信息系统。
2.在天津，约67%的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38.2%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图8所示，在天津市，有67%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59%）；而这一数值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优水平为82%。
图8在天津，67%的市场主体反馈知道网上办事大厅。
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天津有43%的市场主体的常用网上办事系统个数为0，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如图9所示。通过简单计算可知，这意味着，在天津市，仅有约38.2%（67%×57%）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全国平均水平则是42%（59%×72%），略微落后于全国水平。
图9在天津，知道有网上办事系统的市场主体中还有43%不使用。
此外，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天津有40%市场主体常用一
个网上办事系统，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相当。天津市商事制度改革的效果
（一）2018年，42%的天津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改善，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10所示，在天津，42%的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所改善，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离全国最优水平还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只有21%的市场主体认为变差了，为全国最优水平。在2018年，全国横向比较，天津营商环境改善程度处于中等偏上位置。
图102018年，42%的天津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当地的营商环境有积极影响。
（二）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投票结果显示，天津营商环境排全国第八名。
图11全国营商环境排名
市场主体的认可是最实际的肯定。图11报告了市场主体对全国各地营商环境的主观评
价。在全国16个省份84个市，每一位受访者都给出了其所认为的“做生意环境相对较好的
三个省市”。图12报告了内地各省份的得票情况。一方面，从总体来看，天津处于第八名，在中等偏上位置。但另一方面，与最前面处于第一梯队的地区如上海（34%）、广东（31%）、北京（25%）相比，全国仅有约3%的非天津市场主体认为天津做生意的环境相对较好，还有很大差距。
（三）2018年，约87%天津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约64%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2所示，在天津市，87%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
交道时间，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比全国最优水平低6个百分点。另外，64%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费用，也与全国
平均水平持平，比全国最优水平低22个百分点。总的来说，天津商事改革对于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所需的成本减少效果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排在前面的省份还有较大差距。
图12商改降低了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
（四）2018年，60%的天津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图132018年，60%的天津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
如图13所示，在天津，60%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
持平，比全国最佳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3%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有消极影响，略微落后
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这表明，天津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影响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天津市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总体来看天津市的商事改革进度跟上了全国的步伐，在前文提到的多个事项上天津大多
处于全国平均的水平，市场主体对天津的主观评价也较好，只在少数事项上呈现整体落后的状态。但在经过对数据进行分类后，可以看到天津的商事改革在于不同地区对于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呈现出不太均衡的状态。
（一）2018年，天津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142018年，28%的天津市场主体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是中央政府2018年初所提出的商事
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承诺，更是市场主体的诉求。如图14所示，在2018年，28%的天津市场
主体办成一件事只需要跑一次，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个百分点，只有全国最优水平的一半左右。44%的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两次。这意味着，天津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稍显落后。
天津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的落后是因为部分区在这项改革上比较落后。如图15所示，
2018年，在调研的6个区中，可分成三组，其中第一组，河西区与津南区的改革成效是比较好的，约38%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9.7%）；第二组中，南开区（32%）略优于平均水平，河东区（24%）略差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成效尚可；余下的一组，河北、武清两区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有18%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只有河西区与津南区平均水平的一半，改革成效较差。
图152018年，天津各区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比例不均衡。
（二）目前，天津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范围之外，但商事制度改革范围内的问题解决情况落后于全国。
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解决“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问题不断深化，不过，从市场主体反馈看，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图16目前市场主体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之外
如图16所示，对于“在本地做生意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天津市场主体反馈目前最主要的三个困难分别是市场竞争激烈、成本高和招工困难。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19%、15%和14%。同时这三个困难也是全国市场主体所普遍面临的主要困难，天津的情况相对要稍微好一些，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显然，这些主要困难不是目前的商事制度改革所能够直接解决的。
反观商改相关的问题，天津市市场主体提及开办企业难、办理许可证难、市场退出难的比重分别为4%、8%和3%，已经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天津这三项中有两项情况要更差一些，商改问题的解决落后于全国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3%、7%和3%。
（三）2018年，天津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基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不同年龄段使用情况参差不齐，其中50岁以上使用情况较为糟糕。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趋势。从市场主体反馈看，天津市场主体“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使用率基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1.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的比例较高，相比全国平均水平59%，天津67%的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
2.使用网上办事系统的比例较低，在天津，38.2%的市场主体有使用网上办事系统，而全国平均水平是42%；
3.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使用方面，天津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65%的市场主体会查看。天津“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使用情况在各年龄段呈现明显差异。如图17所示，从各年龄
段受访对象中回答不知道网上大厅的比例来看，天津50岁以上年龄段中的比例高出全国同年龄段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而小于30岁、30-40岁、40~50岁年龄段中的比例均小于全国平均值，其中40~50岁人群中回答不知道的比例为0。这表明，天津的使用率低受50岁以上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因素影响较大，年龄偏大的办事人员对于网上办事大厅的了解程度还有待提高。
图17各年龄段受访对象中不知道有网上办事大厅的比例。
（四）目前，天津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积极影响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对于特定类型的企业积极影响水平较低。
从市场主体的反应的主观感受来看，天津的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起到了一定的直接帮助。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天津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成本的比例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另一个是，天津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也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然而从所有制类型以及人员规模两个角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细分后，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对于天津市商事改革主观上感受到的积极影响水平和我们从总的数据上看到的并不太一致。
如图18，首先，依所有制类型进行划分，可以看到除未收集到合资类企业的数据外，国有、私营和个体的数据都低于各自类型在全国范围的平均水平。
如图19，依人员规模来划分，可以看到少于十人的微型企业中的数据明显落后于该类别在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水平，10~20人类别略优于全国水平，20~100、100~500分别低于全国水平10个、20个百分点，而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类别中的数据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
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尽管从总体上看天津市场主体对商改成效的认可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但天津市小微企业对于商事改革积极影响的主观感受度较低，主要是500人以上的较大型企业更明显地感受到商事改革的积极影响。
图18天津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对于商事改革的积极影响的主观感受呈现出一定差异。
图19天津不同规模市场主体对于商事改革的积极影响的主观感受呈现出一定差异。天津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商事制度改革旨在提高政府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改革红利，
而地方想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的种种措施，都需要既按照商事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进行改革，同时不断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以及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对改革进行有效的调整。根据天津市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以及仍然存在的旧问题，结合社会经济新形势，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继续紧跟全国商事制度改革的步伐。从前文各项数据来看，天津商事制度改革在我们考量的多数维度上都接近全国平均水
平，包括注册所需办理的证件数、网上办事系统的使用比例以及一些市场主体的主观评价。而从全国的市场主体对于内地各省份的营商环境评价来看，天津处于第八位，总体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在改革的进程之中，不落后就算是成绩，天津要保持已有的成功做法，抓住拥有北方第一个自贸区的机遇，固化、强化商事制度改革，争取在不落后的基础上探索更多样的适合天津的改革措施。
（二）面向特定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商事改革措施。天津整体数据呈现出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多数指标整体上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将数
据进行分类后再分别与同样分类后的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有高有低。事实上，天津多数数据都仅处于平均水平而未能出彩有一定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特定的市场主体。针对这一情况，天津市应该着手于这些特定类别的市场主体，制定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用精准的改革达到既能实现改革目标，又最大限度避免对整体市场的干预的效果。
（三）着手解决商改面临旧问题的同时，要投入精力解决新显现出的商改之外的问题。目前天津市市场主体所反映的企业经营主要面对的困难之中，排在最前面的问题集中于
竞争激烈、成本高、招工难等商事制度改革以外的方面，全国来看也是呈现出相似的趋势，这需要政府投入精力去解决这些市场主体最明显地感受到的问题。但同时，天津市场主体提及商事制度改革相关的问题的比重多数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总体来看天津在商事制度改革上还落后于全国水平，仍需要政府投入精力解决问题。
（四）利用在天津设立自贸区这一契机，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
2015年天津自贸区正式挂牌至今，也正伴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推开、深化的过程。2018
年5月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发布，其中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指导思想，以及“深入推进行政审批职能与流程优化”、“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与“进一步深化事中事后监管体制创新”等商事改革相关的制度改革方向。自贸区带来的大量市场主体的进入是对于天津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成果的检验，同时也是天津进一步总结不足、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契机。
统筹：徐现祥、马晶、金奕彤
调研：梅子威、姚维、姜适染、马晶、金奕彤、钟子健、王鑫、樊承耕、李淑宁
执笔：姜适染、贾帅帅、李小瑛资助：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
（18VSJ069）
【编者按】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主持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在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
（18VSJ069）资助下，赴全国16个省份（省、自治区、直辖市）、84个市（地级市及副省级城市）182个区的政务办事大厅，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办事人员。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课题组在吉林省随机抽取了4个市，分别为长春市、四平市、白山市、松原市，随机访
谈成功的有效问卷是162份。调研结束后，课题组清理、整理了有关全国和吉林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与舆情反馈，并从全国视野考察吉林商事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新挑战以及新方向。
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吉林省商事制度改革的进展
（一）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从商改前的2.3个下降至2018年的1.5
个，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所示，2014年以前，在吉林登记注册一家市场主体平均需要与2.3个办事窗口打
交道，比全国平均所需的2.6个少了约0.3个窗口，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
在吉林省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大幅下降：在2014年至2016年，需要交涉窗口数量
快速下降至1.3个，成为全国调查样本中所需窗口数量最少的省份；2017年回升至1.7个，仍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上半年，则下降至1.5个，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整体而言，在减少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方面，吉林一直有着领先全国平均水平的表现。2018年，在吉林，77%的市场主体实现一窗登记。平均只需要跑1.5个窗口，接近全国
最佳水平（1.1个窗口）；与吉林改革前的2.3个相比，下降幅度约35%。
图1在吉林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有所下降。
（二）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从商改前的4.0个下降至2018年的2.1个，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图2在吉林登记注册所需办理的证件数量2014年大幅下降，之后维持稳定。
如图2所示，2014年前，市场主体在吉林省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平均为4.0个，比
全国平均数3.4个多0.6个证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在吉林省登记注
册所需办理证件的数量大幅下降，稳定在2个左右，其中，2014-2016年为1.9个，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为2.0个，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上半年为2.1个，但商改后在“减证”上的领先优势没有维持住，反而多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
2018年，50%的市场主体在吉林省登记注册只需办理一个证件。平均只需要办理2.1个证件，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证件）；与改革前的4.0个相比，下降幅度达47.5%。
（三）77%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成立的时间早于2018年被检查的可能性较高。
如图3所示，整体而言，在吉林省，77%的市场主体反馈说，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80%市场主体反馈说过去一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图3在吉林77%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在吉林省，市场主体成立的时间早于2018年的，被上门检查的可能性较高。2014年成立的市场主体，91%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约3个百分点；2014-2016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89%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约7个百分点；2017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100%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约18个百分点，为全国最高；
2018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45%反馈说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约11个百分点。
（四）49%的市场主体使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4在吉林，约49%的市场主体查看国家信用信息系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信用监管的起点是市场主体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看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如图4所示，在吉林省，仅49%的市场主体选择到国家信用信息系统上查看交易对象的信用信息。这一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最高水平相差了31个百分点。而且，在吉林，约32%的市场主体不使用国家信用信息系统；16%的市场主体不知道国家信用信息系统的相关信息。
（五）半数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约三成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如图5所示，在吉林省，只有50%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系统）。从全国视野看，有59%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道，在最佳省份，82%的市场主体明确反馈说知道，可见在网上办事大厅知晓率上，吉林明显处于落后水平。
图5在吉林，仅50%的市场主体反馈知道网上办事大厅。
如图6所示，即使是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吉林也有49%的市场主体的常用网上办事系统个数为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通过简单计算可知，这意味着，在吉林省，仅有26%（50%×51%）的市场主体会使用网上办事（系统），全国平均水平则是42%（59%×72%）。
图6在吉林，知道有网上办事系统的市场主体中还有49%不使用。
此外，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系统）的市场主体中，吉林有31%的市场主体常用一个网上办事系统，10%常用两个办事系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平均而言，吉林省市场主体常用的网上办事系统为1.7个，尚未实现“一网通办”。
吉林省商事制度改革的成效
（一）吉林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进度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是中央政府2018年初所提出的商事
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承诺，更是市场主体的诉求。如图7所示，在2018年，49%的吉林市场
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一次，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9个百分点，与全国最佳水平只差6个百分点。39%的市场主体办成一件事需要跑两次。这意味着，吉林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图72018年，49%的吉林市场主体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吉林在“最多跑一次”改革上的成功是因为各市在这项改革上进展均较大，尤以白山市最为突出。吉林很早便致力于群众办事“只跑一次”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只要材料齐全，跑一趟就可以把事情办成。如图8所示，2018年，在调研的4个市中，白山市的改革成效最好，75%的市场主体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29%），长春、四平、松原等三市也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43%、52%、52%。
图82018年，吉林各市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比例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二）93%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为全国最佳；65%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9所示，在吉林省，93%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时间，为全国最佳水平。商事制度改革后，虽然吉林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时间没有缩短，但是市场主体认为与政府打交道的总时间有所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吉林在其他政务服务方面压缩了办事时间，而且“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较好，使得市场主体在这方面有较高的获得感。另外，65%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费用，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21个百分点。这表明，吉林的商事制度改革主要是
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同时也降低了一定的费用。
图9商改降低了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成本。
（三）71%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0所示，在吉林，71%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11个百分点，比全国最佳水平低9个百分点。29%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没有影响，比
全国平均水平低了9个百分点。这表明，从全国比较的角度看，吉林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经营的正面影响较大。
图102018年，71%的吉林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
这主要是因为，吉林“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经营对商事制度改革有着更高的获得感。如图11所示，从所有制看，无论是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还是个体户，认为吉林商事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国有企业和个体户的比重分别达到了100%和75%。从市场主体规模看，就业人数小于100人的市场主体反馈吉林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0人的市场主体的比重高达92%。这表明，吉林商事制度改革对“小微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较大。
图11吉林商事制度改革对“小微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吉林省商事制度改革的问题吉林商事制度改革在“最多跑一次”改革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且市场主体对商事制度
改革有较强的获得感，包括认为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商改降低了其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和费用。但与此同时，吉林省商事制度改革也存在一系列新问题：第一，吉林市场主体认为当地的营商环境变差的比例较高；第二，吉林省营商环境未能得到全国其他市场主体的认可；第三，“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较低；第四，市场主体经营的主要困难在商改的范围
之外，需要进一步探索改革。
（一）41%的吉林市场主体认为当地的营商环境变差，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2所示，在吉林，仅30%的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29%的市场主体认为没有改变，略高于与全国平均水平；而41%的市场主体认为变差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在2018年，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吉林营商环境建设改善幅度相对较小。
图122018年，41%的吉林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当地的营商环境有消极影响。
（二）全国市场主体投票结果显示，吉林营商环境得票率为0。
图13全国营商环境排名
图13报告了市场主体对全国各地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在全国16个省84个市，每一位受访者都给出了其所认为的“做生意环境相对较好的三个省市”。由图可知，上海、广东、北京和浙江分列前四，吉林共获得0票，排名最末，可见全国其他非吉林市场主体并不认可吉林的营商环境。如何取得其他省份市场主体的认可，是吉林下一阶段商事制度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吸引投资的关键一步。
（三）吉林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趋势，网上办事大厅也是方便群众、提高办事效率的设施之一。近年来，吉林省致力于网上办事系统的建设。不过，从市场主体反馈看，吉林市场主体“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网上办事大厅知晓率低，二是网上办事系统的使用率低，三是网上信用信息系统使用率低。
吉林“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低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部分市场主体接受度较低，表现为30-50岁市场主体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图14所示，从回答不知道的市场主
体年龄结构看，吉林小于30岁的市场主体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30-40岁、40-50岁的
市场主体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吉林使用率低主要是因为30-50岁的办事群众使用率低。
图14不知道有网上办事大厅的年龄构成。
另一个是系统不便于使用。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吉林省松原市政府投入了三四千万开发网上办事大厅的软件系统，但因为功能不够便捷，导致其市场主体，尤其是中老年的市场主体，难以适应网上办事大厅，这也是市场主体经常反映的问题。
（四）目前，吉林市场主体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范围之外。商事制度改革一直围绕着解决“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等问题不断深化，不过，
从市场主体反馈看，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如图15所示，对于“在本地做生意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吉林市场主体提及开办企业难、办理许可证难、市场退出难的比重分别为7%、8%和3%，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全国范围内，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3%、7%和4%，同样不再是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图15目前市场主体经营面临的主要困难在商事制度改革之外。
吉林市场主体反馈目前最主要的三个困难分别是，市场竞争激烈、招工困难和成本高。这三个困难被提及的比重分别为19%、16%和13%。这三个困难也是全国市场主体所普遍面临的主要困难，吉林的情况与全国大体相同。显然，这些主要困难不是目前的商事制度改革能够直接解决的。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新困难是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取得巨大成效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问题。以长春市为例：据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数据，长春市在先后实行了“先照后证”、住所登记制度改革、名称登记改革以及“五证合一”改革等后，市场主体数量实现了“井喷式”增长：改革当年市场主体总量同比增长17.8%；2015年市场主体总量同比增长16.3%；2016年市场主体数量同比增长16%。2017年依然保持大幅度增长态势，截至9月末全市辖区内共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体668149户，同比增长17.86%。市场主体的快速增加，既是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对商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市场主体的增长，意味着，在产品市场上，市场供给可能是同样增加的，必然导致产品市场上竞争越来越激烈；
在生产要素市场上，市场需求可能是同样增加的，必然进一步导致招工越来越难，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企业成本不断上升，加重已有问题。
因此，吉林市场主体目前所面临的新困难，根植于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市场主体倍增。吉林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根据吉林省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新问题，结合社会经济新形势，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深化开办企业便利化改革，再创吉林营商环境新优势。目前，吉林商事制度改革在
市场准入便利度上，比如所跑次数、所需打交道窗口数量等，处于或接近全国最佳水平；吉林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的比重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成绩来之不易，要强化已有的成功做法，比如吉林正进一步推进的“放管服”改革等。
二、提高全国市场主体对于吉林营商环境的认可度，补齐吉林商事制度改革的短板。从全国视野看，吉林商事制度改革中明显的短板是，在全国市场主体的投票中吉林营商环境得票率为0。这其中有东北三省目前共同面对的历史、地理因素带来的营商环境较差的问题，但以长春市为代表的吉林省各级工商局仍需坚持问题导向、法治导向、需求导向、服务导向，抓住精简、下放、优化、规范、服务等环节，努力优化吉林营商环境。
三、重视“数字政府”的需求侧建设，增创吉林商事制度改革的新优势。在大数据时代，智慧政务、信用监管是大势所趋。吉林顺应时代发展，2018年11月成立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严格考核软环境建设。该局正在进行“数字政府”顶层设计，构建大数据平台，让企业和群众分享到“数字吉林”的建设成果。这表明，吉林“数字政府”建设，在“供给侧”上已走在全国前列。不过，从“需求侧”的角度看，吉林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用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字政府”建设需要“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发力，再创吉林营商环境建设新优势。因此，切实加强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宣传，提高市场主体的知晓率、使用率和粘性，使各年龄段的市场主体办事人员都能适应网上办事大厅，是当下吉林省的重要工作。
四、解决市场主体的主要困难，开拓吉林商事制度改革的新领域。倍增的市场主体既是吉林商事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也为商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短期内倍增的市场主体必然带来市场竞争激烈、招工难和成本高的问题。不同于办照难、办证难、退出难，这些主要困难更多根植于市场供求和市场范围，只有开放更多市场领域，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竞争激烈和成本高的新困难，同时有利于吉林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地，吉林省也需要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吸引外来人才和劳动力，遏制本地人才流失，才能缓解企业招工难的问题，有利于吉林经济焕发新的活力。
统筹：徐现祥、马晶、金奕彤调研：梅子威、姚维、姜适染、马晶、金奕彤、钟子健、王鑫、樊承耕、李淑宁执笔：闫思诺、林建浩、张莉资助：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
（18VSJ069）
【编者按】
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中山大学徐现祥教授主持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前往全国16个省份（省、自治区、直辖市）、84个市（地级市及副省级城市）、182个区开展商事制度改革进展的实地调研。在各地的政务办事大厅现场，课题组从工商营业执照、各类许可证、市场监管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四个维度，随机访谈前来工商办事窗口办理业务的市场主体办事人员。在本次全国调研中，随机访谈成功率约为85%，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合计4160份。
课题组在陕西省随机抽取了5个市，分别为西安市、铜川市、汉中市、榆林市、安康市，
随机访谈成功的有效问卷是296份。调研结束后，课题组整理了有关陕西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一手数据资料与舆情反馈，并从全国视野考察陕西商事制度改革的新进展、新挑战以及新方向。
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一、陕西省商事制度改革的进展
（一）注册营业执照的效率
1.在陕西，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时间呈下降趋势，虽然在2017年曾达到8.8天的同
期最长记录，但在2018年又回落到5.9天。
如图1所示，在2014年前（商事制度改革前），市场主体在陕西省登记注册，平均需
要8.4天，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商事制度改革后，其成效在陕西省立竿见影，在2014年
至2016年下降至6.0天，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所需天数。2017年大幅上涨至8.8天，这一现象可能与2017年采集到的样本量过少有关，2017年的极端值不影响整体下降的大趋势。2018年，陕西省有14%的市场主体表示在1天内能完成登记注册，整体平均只需要5.9天，比全
国平均所需的7天快了1.1天。
图1在陕西登记注册所需时间出现明显波动。
2.在陕西，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波动范围在
2.1到2.8个窗口。
如图2所示，2014年以前，在陕西登记注册一家市场主体平均需要与2.8个办事窗口打交道，和全国平均所需的窗口数基本一样。商事制度改革后的两年中，需要交涉的窗口数量下降至2.1个，仍处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回升至2.8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个窗口；2018年上半年，又下降至2.1个，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最佳水平差了一个窗口。总体来看，50%的市场主体表示可以实现一窗登记。
图2在陕西登记注册所需交涉的窗口数量呈现一定的波动，多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多证合一”的情况
在陕西，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从商改前的3.5个下降至2018年的2.2个，始终多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3在陕西登记注册所需办理的证件数量持续下降。
图3中显示，2014年前的陕西省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数平均为3.5个，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近。商事制度改革后，在陕西省登记注册所需办理证件的数量小幅下降。2014年至2016年减少至3.2个证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下降至2.9个，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上半年下降至2.2个，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调研之中，仅有38%的市场主体反映登记注册时只需办理一个证件，这些表现都说明了陕西省的市场主体在登记注册时，“多证合一”的成效还不是很明显，需要再加强。
（三）政府上门检查——“严监管”的情况在陕西，85%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对于商改之后成立的企业
而言，成立的时间越早被检查的可能性越高，与全国大致同步。
整体而言，陕西省有85%的市场主体反馈过去一年间被上门检查过，这一比例略高于80%的全国平均水平。我们还发现，市场主体成立的时间越早，被上门检查的可能性越高。
2014年成立的市场主体中87%反馈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1个百分点；2014-2016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中93%反馈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1个百分点；2017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中92%反馈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0个百分点；2018年间成立的市场主体中68%反馈有被检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12个百分点。
图4在陕西85%的市场主体在过去一年间有被上门检查的经历。
（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网上办事大厅的使用情况
1.在陕西，约75%的市场主体使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图5是将所有年份注册登记的全样本汇总后，针对国家信用信息系统的使用情况做出的图表。其中，75%的陕西省市场主体表示会去查看国家信用信息系统，这一水平高出全国平均10个百分点；12%的市场主体不会特意查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9%的市场主体表示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还有4%的市场主体会通过其他渠道查看相关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
图5在陕西有75%的全样本市场主体会使用国家信用信息系统。
2.在陕西，76%的市场主体知道网上办事大厅，68%的市场主体使用网上办事系统，接近全国顶尖水平。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商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点则是陕西省突出的强项。省内76%的市场主体知道其所在地有网上办事大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仅低于最佳省份6%。
图6在陕西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的市场主体比例稳定在76%。
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的市场主体中，陕西有10%的市场主体常用网上办事系统个数为0，全国平均水平是28%。简单计算可知，陕西省有68%（76%×90%）的市场主体会使用网上办事，全国平均水平则是42%（59%×72%），陕西省足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取得了名副其实的改革硕果。
图7各年龄段不知道有网上办事大厅的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不知道有网上办事大厅的年龄构成”来看，省内各年龄段市场主体均已非常了解工商局红盾网、天眼查等相关的办事系统，在每一年龄层均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以上。这也说明了，陕西省网上办事大厅的宣传与使用是其商事制度改革的亮点。
图8在陕西，知道有网上办事系统的市场主体中仅10%不使用。
此外，在知道网上办事大厅的市场主体中，陕西有55%的市场主体常用一个网上办事系统；22%常用两个办事系统，整体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平均而言，陕西省市场主体常用的网上办事系统为1.7个，已经基本实现“一网通办”。
二、陕西省商事制度改革的效果
（一）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投票结果显示，陕西省营商环境位居全国第十九名，处于中游。
图9陕西省在全国营商环境排名19。
图9报告了市场主体对全国各地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在全国16个省84个市，每一位受访者都给出了其所认为的“做生意环境相对较好的三个省市”。从全国各地的得票情况来看，上海第一、广东第二、北京第三、浙江第四。陕西共获得26票，全国约1%的市场主体认为陕西做生意的环境相对较好。这一结论虽然未必精准，但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全国西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二）2018年，80%的陕西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其经营有积极影响，达到了全国最佳水平。
陕西省的市场主体对商事制度改革的认可度，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其中，80%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经营有积极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是全国最佳水平。18%
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没有影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2%的市场主体认为对经营有消极影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同。这些数据表明，陕西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图102018年80%的陕西市场主体认为商改对市场主体经营有很大积极影响。
（三）2018年，93%陕西市场主体认为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86%的市场主体认为降低了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两项指标均是全国最高水平。
如图11所示，陕西省有93%的市场主体认为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7个百分点，是全国的最佳水平。另外，86%的市场主体认为
商改措施能够降低市场主体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22个百分点，也是全国的最佳水平。这表明陕西的商事制度改革在降低市场主体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上做得十分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