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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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的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原望志路106号(现在的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3位，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7月30日，会议遭到了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被迫中止。代表们曾多次商量，以重新确定继续会议的地点，都是因为意见不统一而定不下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建议：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
开会时，湖面上突然一艘汽艇开得很快，代表们以为是当局的巡逻艇，立即停会，并且将早已准备好的麻将牌推倒在桌上，假装打起麻将来。后来去了解了一下，知道是一家绅士为自己的儿子办喜事，开着汽艇在南湖兜风，代表们知道这一真相后，马上解除警报，会议继续进行。南湖的续会在中午十一时左右开始进行，到下午六时左右会议圆满结束。
中共“一大”南湖续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经过与会代表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庄严向全世界宣告正式成立！
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但党的第一个章程是在1922年召开的二大通过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共有六个部分，分别为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二大党章将纪律单列一章，下有九款条文，占整个党章29款条文的三分之一多，可见党在成立初期即很重视以纪律约束党员行为。二大党章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又开列了八种开除党员的情形，包括“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泄露本党秘密”等。
1922年9月，中共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在1922年9月至1925年8月这三年时间中，安源这个位于赣西萍乡的煤矿小镇一跃成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安源党校是中共第一所党校，它于1924年12月开学。开办初期由安源的党组织与团组织各派30人进入党校学习，刘少奇、汪泽楷等曾在党校授课，学习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俄国共产党史、国际青年运动等，党的四大后又重点学习了四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安源党校的优秀毕业生还曾被派去苏联继续深造。安源党校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对日后党校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5年底至1926年初，他受邀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的报告，后来由向警予等根据其笔记加以整理后在党内流行，这是中共的第一部党史。按蔡和森本人的总结，这部党史“说明了党产生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及党的历史使命和党初期的工作”，“说明党的政治状况、劳动运动的发展及党内部的政治生活状况及一般的政治状况”，“说明党如何由小团体而形成大的政党”。这部党史开篇指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由此可见，蔡和森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党史研究的，蔡和森不是就党史说党史，而是将其放置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框架中予以观察分析，体现了他的理论追求与广阔视野。
中共党旗长期没有统一样式。今天我们参观位于武汉的中共五大会址时，可以看到会堂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画像，画像右方悬挂中共党旗，这面党旗以红色为底色，正中以黄色写着C.C.P三个字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党旗式样，长宽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会议还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作一批标准的党旗分发给各主要机关悬挂，这是中共第一批制式党旗。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七大，会场上悬挂的党旗左角上是锤头镰刀，与今天我们见到的党旗基本相同。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十六大党章增加了对党徽党旗的规定，并单列为一章，这一做法沿用至今，十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
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3天没买到票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警卫战士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
第三天天不亮，他又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警卫战士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
警卫战士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警卫战士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48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
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
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
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
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
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朱德21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他的女儿陈伟华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
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
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
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
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
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
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
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
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
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
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
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
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
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
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
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
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
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
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
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
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
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
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
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
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
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
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
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
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
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
闻言，热烈鼓掌。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
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
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
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
“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
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
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
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
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
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
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
伤病员。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
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
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
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
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
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
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
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
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
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
伤亡10余人。
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
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
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
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
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
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
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
马。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
“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
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有一天，刘伯承带着子女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才知
道园区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刘伯承正准备返回时，中山陵
的负责干部赶来邀请他们进入参观，但他一口回绝。回家的
路上，刘伯承对子女说：“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
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
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还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
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
养成资产阶级意识。”
1964年，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
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
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刘弥群参
加，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
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
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
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
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
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
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
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
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
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
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
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
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
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
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
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
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
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皖南事变后，叶挺同志被蒋介石羁囚于第六战区长官司
令部所在地——恩施。
叶挺同志囚居恩施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一面
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派特务以“勤务兵”名义进行监视；
一面不断指示达官要人，前来游说劝降。叶挺同志大义凛然，
予以痛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时，国民党第
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陈诚为了“软化”叶挺同志，
曾亲以“老同学”之名，馈送奇缺之物，叶挺同志皆拒之不
受。
陈诚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从生活上折磨叶挺同志，日
给两餐，且为发霉之包谷与糙米。郊区杂草丛生，蚊虫成阵，
连破旧蚊帐也不给予，迫使叶挺同志只好“赤膊抗蚊疟，睁
眼等天明”（叶挺同志在恩施所赋诗句）。但叶挺同志始终不
为所屈，常以“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自励。在艰
苦环境中，他带领独生女开荒种地，饲养猪、兔、鸡、鸭，
以己之汗水改善生活，没有为五斗米而折断自己硬朗郎的
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趋炎附势，而是抬头挺胸
做一个真正的人。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临刑前，
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
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
漫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旧中国最早播下了马克思
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国”
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中，淡青色花岗石
纪念碑上这样镌刻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
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为我国开创和
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
的光辉典范。”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县。1907年
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
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李大钊回
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
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彼时的中国，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仁人志士都在思
索，中华民族的路在哪里？中国人民的明天在哪里？
“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1917年俄国社会
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备受鼓
舞和启发。
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有一把淡黄色的
陈旧藤椅。这把藤椅是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从北
京运回故乡的。
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
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和演说，阐
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表达着他在国家
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在这把藤椅
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介
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李大钊故居管理处
主任吴瑞彬看来，李大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脚，
“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有一颗强烈的
爱国之心，他要为这个国家找出一条强国救亡之路”。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迅速从一个爱国的民
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开始了“以青
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
生实践。
1920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
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７月，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
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
始人之一。
一直到被北洋军阀秘密逮捕直至行刑，李大钊的内心都
有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不惧死亡，安然若素。在监狱时，
李大钊曾和家人见过最后一面，他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
中写道：“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
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
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1927年４月28日临刑前，他对其
他19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生前每月收入240银
元，大多用于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为了不让
李家断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嘱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
的工资中拿出50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在他去世后，
家里的财产仅有１块大洋。
但他又留给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
程……”不久前的一个上午，在李大钊故居中，来自天津市
铁路运输法院的２３名法官、干警正在重温入党誓言。政治
处主任朱健告诉记者，此次参加重温入党宣誓的是近年来单
位新进的大学生，目的就是继承烈士的遗志，保持共产党的
初心。
一名在李大钊纪念馆参观的党员说，95年过去了，先驱
大钊前仆，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后继。大钊先生的精神，有后
来者传承；大钊先生强国富民的期盼，有后来者完成！
中央档案馆内，珍藏着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1931年的一份手稿——《文件处置办法》。起草该文
件４年后，年仅36岁的瞿秋白慷慨就义。这份中共最早的
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对党的历史文献的管理保存发挥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
这份《文件处置办法》共７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
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
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
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瞿秋白
特别在“将来”两字旁打了着重圈点，表明他在起草文件时
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
1899年１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1917年秋
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极大的热
情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
苏俄实地采访，两年时间里，撰写了数十篇通讯和著作，以
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状
况。1921年５月，他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联共（布）
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１月回国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
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
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23年６月15日，
《新青年》季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他译配的中文版《国际
歌》，法文“国际”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一直沿用到
今天。同年７月，他和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
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
了一大批人才。
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走过了短暂又辉煌的一生。
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
局委员、常委，主持党中央工作。1928年６月18日至７月
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
和周恩来等主持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结束
后，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８月回到
上海，随后再次主持党中央工作。1931年１月，在被王明错
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参加
领导文委和左联的工作，并翻译列宁著作，与鲁迅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鲁迅曾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
世当以同怀视之。
随着上海地下斗争日益残酷，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
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
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
保管处保存”。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
处已经集中了20余箱文件、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座秘密
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1931年初，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并查用文件。
在视察中发现该处内储藏的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
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
同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
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处
置办法》。
起草过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
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
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
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
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见到起草件后，周恩来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这一《文件处置办法》成为中共第一个档案文件管理制
度，由中央文库最先执行。《办法》的实施使得大量珍贵的
党史档案资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4年２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央红
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福建长
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
利诱劝降，都被他凛然拒绝。６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场，
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
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饮弹
洒血，慷慨就义。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
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
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
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
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像瞿秋白这样勤于思考、善于总
结的人物和事例有不少，他们表现出的高瞻远瞩、对革命胜
利的坚定信心，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
我们钦佩和敬仰。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次紧急会议上，
讨论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就此发出了
《关于接收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引
人注目的是，在这份《决定》中，中共中央称宋庆龄此前曾
经“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宋庆龄究竟是
何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又为何长期没有解决加入组织的问题
呢？
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提出入党
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来自她多年对共产党的敬
仰。1950年3月，宋庆龄第一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谈到她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同时也表达了多年向往加入共产党的心情。这封信被视为宋
庆龄首次向中共中央表达加入组织的愿望。中共中央在收到
宋庆龄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从当时党的最高利
益考虑，暂未作明确答复。
1952年10月，宋庆龄认为前信请求入党的意思并未表
达清楚，于是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坦率地谈到了希望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毛泽东对宋庆龄恳切入党的两次来信
甚为感动，决定找宋庆龄谈一次。
他对宋庆龄真诚地表示：“庆龄同志，你是孙中山先生
的夫人。曾经是我和中国共产党敬爱的偶像。你要求加入中
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因为你在政治上是完
全够格的。在革命战争的时期，实际上你已经是我党优秀的
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有些事情我们党内
的同志做不好，你做却很合适。我在党内已经说了：党的高
级干部都要向宋庆龄同志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
中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指沈钧儒）还要大，
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宋庆龄入党的问题就这样暂时被搁
置下来。
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出席莫斯科国际会议
1957年4月28日，宋庆龄向当时正在上海的刘少奇当
面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刘少奇回京后就宋庆龄要求
入党一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政治局对此也
相当重视，并就此事进行了讨论研究。
中央领导同志对宋庆龄的入党要求都给予赞扬与肯定，
特别是毛泽东对此事更为认真。他知道这是宋庆龄新中国成
立后提出的第三次郑重申请了。中共中央对宋庆龄靠近中国
共产党的多年夙愿历来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虽然一时不能吸
收她入党，却早就把宋庆龄视若党的一员。此次讨论宋庆龄
的入党问题，多数政治局委员倾向于吸收她入党。然而在权
衡宋庆龄入党对党的事业得失之后，毛泽东则更倾向于宋庆
龄继续留在党外。这样更加便于宋庆龄为党工作。
因此，在中央政治局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委
派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前往上海，向宋庆龄传达中共中央的
意见。刘少奇向宋庆龄通报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她入党问题的
经过后说：“党中央认真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
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你虽然
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
以参与。”宋庆龄听完刘少奇代表中央传达的意见后，对中
共中央让她暂时留在党外的意见表示理解和接受。
1957年10月底，中央决定组成一个重要代表团前往莫
斯科，参加当年11月7日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0
周年的纪念活动。毛泽东提名宋庆龄为代表团主要成员。这
个代表团由毛泽东任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宋庆龄虽然是
非党人士，但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
宋庆龄当成自己同志看待。
生命最后一刻被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81年春，88岁高龄的宋庆龄被确诊患上了慢性白血
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她的病情。看到宋庆龄病重，王光美
专程前往中南海求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到了
宋庆龄多次要求入党的问题，并询问说：“如果宋副委员长
现在仍然要求入党，中央是否会批准？”胡耀邦当即表示：
“如果她现在还有要求，中央一定会给予考虑。”王光美在
得到中央的意见后，再次探望宋庆龄。她握住宋庆龄的手说：
“我记得您曾经提出过入党，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一想
法？”病中的宋庆龄对王光美点了点头，表示她同意入党。
王光美又问了三遍，已不能说话的宋庆龄接连点了三次头。
王光美当即在宋家要通了胡耀邦的电话，把宋庆龄的意见如
实向中央作了报告。5月15日，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作出接
收宋庆龄为正式党员的决议。
5月29日晚8时18分，宋庆龄在京溘然长逝。宋庆龄
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宋庆龄同志
逝世前不久，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
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
荣……”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
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
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
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
包干调剂。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
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
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
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
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
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
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
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
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
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
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
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
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
钱。何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
时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价格。
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
十元嘛！”
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
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标价。
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
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
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
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1954年，董必武率领党政代表团去东欧访问。临行时，
他15岁的儿子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一台照相机。这位
同志出国后和使馆的同事聊天时顺便提到了这件事，使馆的
同事当真给买了一台。回国后，董必武见孩子摆弄照相机才
知道这件事，并叫秘书立即带上照相机和相当于照相机市价
的钱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留照相机还是留钱
款。外交部的同志深知老董的脾气，知道他一贯公私分明，
就留下了照相机。
1939年起，李先念率领部队挺进豫鄂边区，孤悬敌后，
开辟抗日根据地。李先念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从一件小事中
可见到他是如何走近群众的。
有一年冬天，本来是大喜的日子，但是大悟县白果树湾
的一家老百姓却犯了难。这天寒风凛冽，村里的路面已被冻
成“玻璃”，异常光滑，迎亲的队伍根本无法抬着花轿在上
面行走，老百姓一时都犯了愁。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村里的军队士兵和老百
姓聊得很热，但是大家都一筹莫展。眼看迎亲的时间就要到
了，村里的人只能干焦急。
“就让新娘亲自走上门咯。”士兵们和老百姓开起了玩
笑。显然，这是“不合礼数”的，农民们虽然平时在衣食住
行方面不讲究，但真要到了这种重要的节日他们可不敢有半
点马虎，毕竟这是“面子和里子的问题”。
不经意间，这个笑话传到了李先念的耳朵里，他马上脱
口而出：“这有什么难，就骑我的马，风风光光多气派，就
这么办！”
当时村里只有李先念拥有一匹枣红马，这是组织专门配
备给首长的战马，村民们和士兵们想都不敢想去碰首长的
马，但是李先念一再坚持：“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
当士兵把这个消息告诉迎亲的老百姓时，大家都乐得合不拢
嘴，禁不住感叹道：“这样的首长打心眼里为老百姓，不但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一心想着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就连这
样的小事也替老百姓着想。”
1943年的一天，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到43团一连
去检查工作，正巧赶上连里开饭。为了不打扰战士们，他就
径直走进火房，要求炊事员给点饭吃。也是凑巧，这个炊事
员是个刚入伍的新兵，还没有见过李师长的面，而站在面前
的这个人风尘朴朴，洗得发白的灰军装上还打着几个补钉，
于是就问他是那个连的，李师长嘿嘿一笑说：“我是通讯员。”
这个炊事员一听就火了：“通讯员只能到营部去吃，连
这个规矩都不懂？去，去，我这里是按人派的饭。”
“糟！遇上铁面包公，看来要饿肚子了。”李师长心里
这么想，却并不生气，反倒笑着说：“你这个规矩自然是要
遵守的，可营部的饭吃光了。哎，下不为例，少给点吃的可
不可以？”
炊事员见此真是感到为难，正搓着两手不知如何是好，
李师长的警卫员林喜来找来了：“哎呀，师……”又是巧得
很，这个炊事员与林喜来是同乡，不等他下面的话说出来就
忙迎上去说；“是喜来！你来办么事？”
林喜来对师长歉意地一笑说：“我来护送首长。”
“首长？哪个首长？”
“李师长呗！”
这个炊事员一听可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李师长。林喜
来也是一惊：“怎么，你还不认识……”
李师长忙打断他的话，哈哈大笑：“小林呀，你这位老
乡好狠啰！硬是不给我饭吃。”
李师长的说笑声惊动了连里的干部战士，大家呼喊着
“师长”拥进了伙房。“好狠”的炊事员这才如梦初醒，忙
擦擦头上的汗向师长赔礼道歉。李师长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
说：“执行规章制度就是要‘心狠’，就是要坚决嘛。好，好！
看来我这个通讯员还不如你呀！”
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进入抗
日军政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马
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
线。
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
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
见吗？”李先念的回答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六级，许多西路军干部战
士都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组织不抱怨，他风趣地说：
“管他呢，就是一撸到底，叫我去当伙夫、马夫，也要在我
们党和部队里干下去。”
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一定要见李先念。在延安凤凰山
麓的窑洞里，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
“这样处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
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
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
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
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
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
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
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
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
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
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
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
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
了此事。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
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
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
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
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
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
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
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
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
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
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
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
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
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
直到他长辞人世。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
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
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
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
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
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
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
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
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