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常家树：震撼蒋介石心灵的警世危言
胡振平：初心与复兴——以毛泽东为例
姜玉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待各种社会思潮的特点
揭秘：毛泽东、蒋介石“同居”的一天两夜
解丽霞、徐伟明：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三重向度
龙其鑫：毛泽东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思考及启示
秦洁：革命文化：中华民族最为独特的精神标识
曲青山：学习毛泽东同志《反对自由主义》
张全景：毛泽东与三线建设
常家树：震撼蒋介石心灵的警世危言
一份报告引出的徐佛观
1943年初冬，重庆黄山委员长官邸。蒋介石正在伏案阅读一份至关重要的延安观察报告。说不清他是第几次重读，以前漏掉的、现在认为是重要的他都用毛笔划上横杠或注上眉批。阅后在报告的扉页作了如下批示：
“此乃本党某同志对中共情形实地考查所得之结论。某同志一面为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一面对党派问题，素无成见：故其所得结论，较客观而深刻。某建议部分，亦颇有独到之处，可发人深省，故特为印发，供本党负责同志之阅读研究。其中所加之圈点，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启发奋勉也。”随后按铃叫进侍从室秘书唐纵，要他速将这份报告连同批示印成小册子配发全党高级干部；同时要调来报告执笔人徐复观的全部个人资料。
徐佛观湖北浠水人，生于1903年，原名秉常，字佛观。徐佛观出身耕读人家，父亲以乡间塾师为业，20岁以前跟着父亲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1923年徐佛观从武昌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过小学教员。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国学馆。当时的阅卷人是国学大师黄侃，他十分欣赏徐佛观的答卷。在讲评中说：“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据徐佛观当年的同学回忆：“徐先生天资过人，任何繁复文字，看过一遍，即能道出其中要领。限于时代环境和家庭条件，徐佛观读书期间还兼任小学教员，以弥补生计。”
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武昌，徐佛观放弃求学生活，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营部书记。不过在军旅中他关心的不是攻城略地的军事问题，而是倾心读书。他广泛阅读了《孙文学说》《三民主义》等革命著述。因被怀疑是共产党而退出政治活动，继续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928年获得机会留学日本，先后就读明治大学经济学系和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在此期间，他比较多地涉猎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著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佛观因为参加抗议日本侵略活动，被日本当局逮捕监禁后，驱逐回国。为了生计，他经人介绍到广西的国民革命军中任职。两年后离职，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兢的幕僚。1938年春，徐佛观出任国民革命军八十二师团长，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军官集训。随后，以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政治指导员名义，考察鄂东地区和冀察战区。曾短暂时间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高级参谋，因派系斗争，于1941年11月调到重庆中央训练团任教员。通过蒋介石侍从秘书唐纵推荐给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复兴社总书记的康泽。经康泽委派，徐佛观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
到延安看清国共底牌
1943年5月8日，徐佛观、郭仲容同时受派担任联络参谋，从重庆来到延安。他们经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后，雇用毛驴骑到延安。
徐佛观作为军令部委派担任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联络参谋，也是到延安军衔级别最高的联络参谋，不摆架子，不唱高调竟然骑着毛驴进延安，与前几任的拙劣相比，中共方面当刮目相看。
这期间，正是国民党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纷争，服从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目的。正处于整风运动高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议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动。在国共双方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徐佛观更有机会亲身把脉两个政党阵营里的政治现状，他将中共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他延安看到真实情况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一作对比，便发现共产党主政的边区与国统区的差别之大令人咋舌：共产党号召减租减息，国民党强迫征粮征税；共产党实施平均地权，国民党任其土豪兼并；共产党启发人民自觉参军抗日，国民党依靠堡长抓丁拉夫；中共与老百姓是军民一家水乳交融，国民党不择手段，人心向共。在他看来，现在的国民党就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的秋后“醉蟹”虽然“铁甲长戈”却完全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之中。但是他必竟是一个坚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坚决反共、又有心“补天”的清醒者，对于已陷入政治危机中还不能自省的国民党，他不能不管，在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的同时，使出浑身解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他认真阅读中共二大纲领，并与国民党一大纲领相对照，两党目标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也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他发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徐佛观认为，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而国民党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为此，徐佛观提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方向，把已经沦落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生党”，转化为包括中产阶级、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全民社会党。
关于执政党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认为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徐佛观通过观察认为，延安掀起此次针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议活动，相比较而言，其军事攻势小，政治攻势大，达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强其干部军队对中央之敌忾心，使彼可随时采取任何行动。在自卫口号之下，完成社会组织之彻底军事化”。如果说前者是针对国民党作和谈破裂后的战争准备，后者则是借以完成整风运动的重要推动力。“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
通过上述分析，徐佛观诊脉国民党的症状是“半身不遂”。他说，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农村与都市乃能成为一体，智力乃能与体力冶为一炉。可不谈民众运动，而民众自能与政府相呼应，以形成国防、经济、文化一元化之实体。在此实体之上，可以战斗，可以民生。此一发现，虽至浅至近，然党团复兴之路不外乎此。
所以徐佛观的结论认为，抗战以来，敌后国共两党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而中共恰恰与国民党的发展过程相反，他们是步步取得胜利。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徐佛观断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较量。对于这种严重危机，他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及民主派中间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解决方案，都是无济于事的。
既然各种政治方案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场军事战争带来的总较量，就不可避免。此刻，徐佛观的脑海里浮现出半年前，正是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际，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对此，毛泽东约见徐佛观时义正词严地警告：蒋先生不相信天上可以同时出两个太阳，我偏要出一个给他看看。“再过五年至八年，看虎（鹿）死谁手！”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徐佛观大声疾呼：“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
这个观点，对于执掌国民党的蒋介石极其重要。后来，徐佛观多次重复阐述并加以修订完善，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蒋介石丢弃大陆，退居台湾时期，进行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蒋介石看来，徐佛观指出的问题，正是国民党政权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的难题。徐佛观提供的延安经验，深深震撼蒋介石的心灵，也为他朦胧的意识挑高一盏希望的光亮，尽管有些渺茫，但似乎有解决的希望。
感叹毛泽东“雄才大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佛观成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的幕僚。此后大约五年时间里，他跟随黄绍竑走南闯北，有机会接触中共的多位领袖与高级将领。在直接参加指挥山西娘子关战役，亲眼目睹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涣散混乱，“在娘子关一役中，我深切体验到，并不是敌人太强，而是我们太弱。我们的弱，不仅表现在武器上，尤其表现在各级指挥官的无能。无能的原因是平时不认真的求知，不认真的对部队下功夫。”与国民党军队的涣散混乱不同的是，徐佛观看到的共产党八路军，从容镇定，行动迅速，特别是一些高级将领们，其精神状态与国民党将领截然相反。有一次阎锡山在太原宴请国共双方高级将领，徐佛观“留心观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面黄肌瘦。萧克坐在我的左边，从颈延髓的地方，陷入很深”。但是，这些八路军将领们“对情势的估计，比我们清楚得多。并且他们早已胸怀大志，当时是急忙展开建立太行山基地工作的”。他们的行动干净利落，往往是神不知鬼不觉。
徐佛观对中共领袖感知最深的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
有一次在石家庄，徐佛观聆听了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报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精确洞察、中国抗战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战场战略策略、阶段实施，使徐佛观心悦诚服。他对黄绍嬷说：“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人才。”
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三万多人紧急集会，抗议国民党军队企图“闪击延安”，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行为。为了使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佛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佛观持国民党立场，决不接接受吴玉章在大会发言中对于蒋介石的侮辱性言词，要求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他带领郭仲容在招待所里开始绝食抗议。为了缓和矛盾，中共先后派了几位高级干部前来疏通甚至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场劝慰，关心他们的生活，仍然不能稳定他们的情绪。直到周恩来亲自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解释，并赴招待所作了一番倾心交谈才终于解决问题。
为什么徐佛观能接受周恩来呢？他认为周恩来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在人与人之间有真正的人情味，他个人生活相当严肃。在政治中有真正的人情味，这是很少很少的。他不单对共产党里的同志有人情味，与非共产党的人接触时也表现一种人情味，我想这是很难得的”。这种“人情味”，具体表现为永远保持“人的立场”作为待人接物的最后底线。“和他谈问题，他总是通情达理，委曲尽致，决不侵犯到各人的基本立场。”哪怕是面对面听着反对的意见，批评的意见，总是心平气和，耐心地给予解释，解释了还不被相信，也只是说将来会慢慢解决的。
徐佛观、郭仲容来到延安一周后，毛泽东在枣园会见两位联络参谋，“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据徐佛观后来回忆，他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有过五次以上的长谈，并诚恳地请教很多问题。比如“应当怎样读历史”。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亡之际，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应特别留心法国大革命。”
对此，徐佛观颇以为是。谈到《论语》，徐佛观询问：“孔子的话，你有没有赞成的？”
毛泽东想了想答道：“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辨）之，笃行之’，这就是很好的话。”
徐佛观补充道：“应当加上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毛泽东也点头称是。徐佛观记忆中与毛泽东谈天闲聊时的印象都是好的。
时值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送给徐佛观一本《整风文献》。下次见面时，毛泽东问道：“徐先生看我们那种东西里面，有没有好的？”
徐佛观认真研读过这些文章，回答说：“有。”“哪一篇？”
“刘少奇先生的一篇。”是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毛泽东听罢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连声说：“你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好？他在这里，我叫他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刘少奇果然到招待所来看望徐佛观。一个受命而来，一个关心军事政治，彼此素昧平生，也就寡淡得很。留给徐佛观记忆里的这位中共领导人形象是：“瘦瘦的个子，态度很沉默。大概彼此敷衍一顿后，没有谈什么，所以再记不起一点谈天的印象。”当时徐佛观并不清楚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后来留心打听，才知道他是理论和组织的重镇，在毛泽东面前的分量，远在周恩来之上。”
住在窑洞里，徐佛观除了参加中共方面安排的一些公务参观活动，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中共方面提供的文献资料，其余时间就是“读通了克劳塞维茨所著的《战争论》”，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因此，又多了一个与毛泽东谈话时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毛泽东在谈论游击战术时强调说：“这不过是小规模扰乱战，若指挥大的兵团，必要时在战略上要牺牲一个兵团，然后才能保全两个兵团，那就要壮士断腕，立即决断。”
徐佛观对此不敢苟同，辩论道：“这在战略上是可以行的，但在政略上恐怕行不通。譬如现在德、意、日三国结成轴心同盟，与举世为敌。假定一旦战局逆转，形势险恶，到了非牺牲不可的时候，请问润之先生，那究竟牺牲哪一国？谁来提议？谁来赞同？又有哪国甘愿牺牲？”
毛泽东当时没有回答。那次徐佛观告辞时，毛泽东送出窑洞门口，再送到坡下，一直走到大道旁，方才告别。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所以，他认为“中共许多现象，只有顺着历史的巨流来加以解释，才合乎情理”。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为国民党献策“补天”
1943年10月，徐佛观结束驻延安观察员身份，获准返回重庆。途经西安时看望胡宗南并作简单交流后，就到宝鸡等侯去重庆的汽车。未料胡宗南却派人追到宝鸡，一定要徐佛观再回西安。数次宴请，胡宗南询问有关延安的情况，并希望把自己的做法与延安进行对比。徐佛观不善于溜须拍马更无意于去做什么对比，只是告诉他：“延安的物质困难，但他们的野心甚大，做法相当有效率；劝他万不可存轻视之心，并应虚心研究他们的长处，尤其是在领导方式上特别值得考虑。”还特别推荐延安整风希望他切实加以研究。为此，徐佛观把毛泽东送给自己的那本《整风文献》转送给胡宗南。
从延安返回重庆，徐佛观在自己交往的小圈子里，多次表现出对时局的深深忧患。当初由康泽授命，回来后当然首先向他交差。没想到这次见面，却是彼此非常不愉快。徐佛观告诉康泽，“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他听了更不以为然”。多年过后，他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回到重庆后，我和当时负有较重要责任的人谈天，认为国民党若不改建为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党，共产党即会夺取整个政权；而对付共产党，决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只是斗争的技术问题。当时听我这种话的人，都以为我是神经过敏，危言耸听，有一位先生还和我大吵一架。”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一腔热情也难免松懈颓唐。既然“有心栽花花不发”，徐佛观暂借重庆的南方印书馆，每天陪人打湖北的天地人和纸牌，等船东下。他决心一走了之，远离军政，与妻子会齐，以遂还乡隐居之愿。
恰巧在这段极度颓唐无聊的日子里，竟然“无意插柳柳成阴”。经乡贤陶子钦引荐，徐佛观见到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何应钦对其陈述听得津津有味。追问：“你还到延安去吗？”
“我最近就回鄂东。”徐佛观冷静地回答。
“有什么任务吗？”“回去种田。”
何应钦给出的回答是：“不必回鄂东，等几天好了。”
徐佛观仍然回到嘈杂的南方印书馆，狐疑不定地等待着命运的召唤。不久，就接到电话通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高长官蒋介石定于当日下午五点在曾家岩约见。按时到达委员长官邸后，有位武官招呼他，向委员长报告，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徐佛观由小客厅走进大客厅，蒋介石已经站在那里。他答复问题时，心情不免紧张，总记着五分钟的时间限制；但实际上蒋介石要他回答的问题，已经超过好几个五分钟。显然，蒋介石很关注徐佛观回答的问题，要他写个书面报告。关于这类报告，已经写过多次，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这时徐佛观还在犹豫之中，没有马上动笔。
1943年11月17日晚10点钟，徐佛观突然接到曾家岩通知，委员长立刻召见。原以为是延安方面发生了什么重要问题，需要征求徐佛观的意见。实际上，是蒋介石忙于安排各项工作，次日一早飞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见面后，只问我家里的情形，拿起铅笔来写三千元的条子给我，叫我不要离开重庆。我出来后，觉得有些奇怪，送点钱给我，不是需要紧急处置的事情。”三天之后，从新闻里看到蒋介石飞赴开罗的消息，徐佛观才明白原来是委员长临行前的特自安排照拂。“这一点，倒确实令我感动，便打消了回鄂东的念头，拿起笔来写他所须（需）要的报告书。”决心为国民党“补天”。
徐佛观的报告书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和珍惜，决定重用徐佛观。
1943年底，徐佛观被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工作。三天后，唐纵又把委员长要求调用徐佛观到侍从室第六组工作的手令拿出来。徐佛观担心自己一个乡下人，忽然进入最高统帅的侍从室适应不了环境，还是选择了留在参谋总长办公室。1944年，徐佛观随何应钦出任陆军总司令驻节昆明一个月，未能发挥什么作用，回到重庆后，正式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工作。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期间，蒋介石调任徐佛观为总裁随从秘书。远离政治潜心学术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挟国民党乘抗战胜利余威，正在做着如何消灭共产党，统一中国的“金陵春梦”。跟随蒋介石左右的徐复观此时与蒋的心态却大相径庭。
早年，徐佛观曾在武昌国学馆跟随国学大师黄侃等人系统学过儒家学说。1944年春，徐佛观住重庆南岸黄角坳时，拜现代儒学“三圣”之一的熊十力为师。熊先生融会儒佛创立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不仅使徐复观的学问更上层楼，并且受到“新唯识”洗礼的心灵也受到深深的震撼。他不得不对自己的命运再做反思。他认定自己的命运已经紧紧地捆绑在国民党政权的战车上，再无归隐乡间的可能，但实在不甘心就此与一滩污泥浊水相厮混。
想一想：“自民国三十年（1941年，引者注）起，对时代暴风雨的预感，一直压在我的精神上，简直吐不过气来。为了想抢救危机，几年来绞尽了我的心血。从三十三年（1944年，引者注）到三十五年，浮在表面上的党政军人物，我大体都看到了。老实说，我没有发现可以担当时代艰苦的人才。甚至不曾发现对国家社会，真正有诚意、有愿心的人物。没有人才，一切都无从说起。”混在文恬武嬉“宁愿以片刻权力的满足，不惜明天的碎尸万段的天性”的群体中继续从政？做贪官还是做清官？如果不能泯灭自己的道义良知，努力去做一个清官，那么，它的成本代价，有时候远远超过去做一个贪官和昏官。
他认为，近代中国贫穷积弱，国际上不断遭受欺侮，国内政治纷争，战争频仍，社会混乱，人心浮躁，其病症根源都是中华文化危机。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体面尊严的生存可能，那就是文化自省、自新、自觉，从而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开辟出能够化解现代化生活危机的中国文化新生之路，以弘扬中华文化来拯救中国社会和现代人生。
看透了这一切，徐复观回到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提出辞呈，退出国民党政权的政界圈子。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笔钱，然后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创办一份纯学术月刊《学原》，自1947年创刊，至1949年停刊，共出三卷。从大陆逃亡香港，按照熊十力先生当年将“佛”改为“复”的要求更名徐复观。他从蒋介石那里又获得九万港币的经费，于1949年5月创办《民主评论》杂志，为五十至六十年代港台地区新儒家思想提供了一个主要舆论阵地。迫于生计，1952年应约到台湾担任教职。此后，徐复观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终身职业，并成为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著述传到大陆受到学术界、读书界的广泛好评。
胡振平：初心与复兴——以毛泽东为例
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节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和环境等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完成。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近几年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建设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乃至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中国发展面临的巨大风险，但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自身优势提供了契机。能否顶住美国霸权主义全方位打压，能否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困难，在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根本在于自身是否坚挺，在于我们党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能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民为本，团结一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真分析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初心是什么及怎样形成的，也可以明白革命先辈们一生初心不变的原因。这对今天的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一
初心指的是一个人、一个党最初立下的奋斗目标或志向。这种目标、志向的确立要经历复杂的过程。
毛泽东出身于湖南湘潭韶山冲的普通农家，幼时常住湘乡外婆家，纯朴善良且极富同情心的母亲对他影响较大。他八岁开始上私塾，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早晚要放牛拾粪，不断参与家里的农活，因此他对农民的疾苦深有体会，立什么样的志成为少年毛泽东不断思考的问题。1910年秋，16岁的他离开韶山赴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读书时，曾改写了一首立志诗，留在了父亲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诗表明了他不愿做庸碌之辈，但也还没有明确的志向。然而，当走出韶山，特别是到长沙读书，通过所学所见，毛泽东打开了眼界，体会到国家之危亡，接受了社会变革思潮的影响。从毛泽东一张还书条就可以看到他在关注什么。他借阅的《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广泛介绍西方学术和政治思想的刊物，当年风靡一时；另一本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也是疾呼中国社会必须改良的新潮书刊。这些思潮对毛泽东的影响，从其中学作文《商鞅徒木立信论》也可以明显看出来。该文一开始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徒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开民智”正是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总结教训得出的结论。他在《新民丛报》第一号上发表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就说：“然则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
1915年1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进一步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为此，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集资刊印《明耻篇》。毛泽东在《〈明耻篇题志〉》中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已将自己的志向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当时他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并且激励朋友“足下有志于此乎”。接着，他又在《至友人信》中表示“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并说：“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由此可见，中国积贫积弱受外国之欺侮的时局对于青年毛泽东影响至深，已经激起了他的献身精神。
毛泽东不是崇尚空谈的人。他自小就记住了孔子说的“讷言敏行”，后来他为两个女儿名字取名为李敏、李讷（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德胜）。一旦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毛泽东就以自己各方面的行动实践着这样的志向，并且持续进行艰苦的探索。关于这方面的事迹很多，譬如他努力以各种方式锻炼身体，以备将来迎接艰苦斗争。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强调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指出体育运动不仅强筋骨，而且“足以增知识”“足以调感情”“足以强意志”，认为“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再如，他有意识地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发出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寄发长沙部分学校，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十分突出的是，他几次利用假期约了要好同学，不带分文到湖南乡间“游学”，边走边了解民情、结交朋友，一走就是四五个县好几百里地。在主持第一师范学友会时，他还为工人办夜校，不收费。1918年春，他又与志同道合者组织了新民学会。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毛泽东自觉学习求知，在如饥如渴的学习中，他还十分注重方向和方法，重点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且“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除了学习书本，毛泽东还不断求教于老师，且不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杨昌济，就是黎锦熙先生五个月里他就拜访了近20次，黎锦熙到北京后仍不断通信求教。
尤其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提出了“大本大源”的思想。他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毛泽东还指出：“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生无志。”青年毛泽东的这段话道出了真谛。他所立的志是“动天下”之大志，不仅是主观的意愿，而且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性，只有这样才有实现的可能性，才真正值得以毕生的奋斗乃至牺牲来追求。而这样的志又必须从大本大源上来探求，必须从哲学高度来思考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毛泽东孜孜以求地仔细聆听和阅读杨昌济先生所授《伦理学原理》（泡尔生著）的原因。
笔者有幸在湖南参加社教，于长沙休整时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地下的校史室一见此书，页边密密麻麻写着许许多多的批语。据《毛泽东传》统计，该书约十万字，批语就一万二千多字。这是毛泽东在大本大源上思考和探索的记录，而围绕的中心就是“再造中华”。他的一段批语说：“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虽然泡尔生的这部书是心物二元论，毛泽东受此影响也主张“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强调自我，强调精神的作用。他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恁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这固然表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还不成熟，还在探索中，然而对一个要改造世界的青年来说有其可贵之处。他提出的“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观点在今天来看依然有重要意义。人的信仰是和初心紧密相连的，它勾画了人的奋斗目标，也是奋斗的内在精神动力。更加可贵的是青年毛泽东对于泡尔生的观点有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如，他针对书中所说的“例如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有不必叩其原因之何在”，提出“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已经显示出唯物主义的观点。
二
“五四”运动推动青年毛泽东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
1918年秋，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来到北京，通过杨昌济先生联系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到他那里当助理员，其间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1919年春，他因母病离京，送赴法的朋友到上海后，于4月6日回到长沙。一个月后，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消息迅速传来，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派邓中夏回湖南和毛泽东等联络。于是毛泽东等通过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7月又由学生联合会倡议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经过积极准备，湖南学联又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是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风云激荡的日子里，毛泽东意气风发，奋力工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许多精彩议论，这表明在革命历史潮流中他的思想获得了飞跃发展。在创刊宣言中他就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接着，他又尖锐地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大无畏的气势，跃然纸上。这时他思想的重要飞跃就是从“唯我论”走向了“平民主义”。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就是连载三期的《民众的大联合》，强调以民众的大联合对付强权的联合。虽然此阶段毛泽东还是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尚未接受马克思的“很激烈的”主张，但是他在文章的结尾写下了一段至今仍然十分令人鼓舞的话语：“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五四”运动极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各种思潮都登上了政治舞台，面对各种思潮，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苦苦探求。他既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也实践过新村主义，既曾按胡适的实验主义筹划过一个问题研究会，也曾“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因军阀张敬尧的镇压，毛泽东组织发动了驱张运动，还发起了湖南自治。然而在各种探索和思考中，他始终坚持自己选定的救国救民目标，正如在《新湖南》周刊第七号刷新宣言中说的，“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他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然而，也就在这时期，为了驱张他第二次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有了更多接触，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20年4月，毛泽东又因送赴法会友离京赴沪，并为湖南改造促成会征求在沪的陈独秀的意见，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党事宜。后来毛泽东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毛泽东真正的转折是在1920年11月。他于11月25日写信给向警予说：“政治界暮气巳〈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2月1日他在回复蔡和森、萧子升等在法会员关于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争论时则明确站在蔡和森一边，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1年1月21日，在回复蔡和森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信时，毛泽东更加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从保留下来的新民学会会议记录看，新民学会的转折也在此际。1921年1月1—3日，新民学会讨论学会的奋斗目标和方法时就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还进行了表决。毛泽东提出的“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目标，获得了18人中14人的赞同。这清楚表明了他们的世界胸怀，同时也可以明显看到在“下手处”改造中国。会上，毛泽东将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的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表决结果，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新民学会的投票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五四”运动的积极作用，“五四”运动推动了各种救国思潮泛起，同时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比较、分歧和痛苦的选择中，一批先进青年走上了用马克思主义救中国的道路。
至此，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初心真正确立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的初心，也代表着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三
从救国救民的心态，到立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乃至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毛泽东这一思想发展进程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四方面道理。
一是毛泽东乃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时代的要求。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不断改朝换代、分分合合，但是几千年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封建专制大一统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愈来愈深地陷入民族危亡的境地。一次次战败，一次次的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不仅暴露了中国军事、科技、文化和经济的落后，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无能，而且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唤醒了一批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和先进青年。中华儿女不甘国家的沦亡，广大民众不甘继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多重压榨，改革制度、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中国社会涌现的强烈呼声。
二是这一初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选择。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组成社会的生存发展史。历史进展的基础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人则有着各自的利益和各不相同的要求和愿望，并为此而劳作、奋斗。这些利益和愿望之间既互利互补，又有矛盾冲突，在阶级社会里尤其如此。因此，历史就在人们相互交往、斗争或博弈中进行，并通过人特别是其中代表着历史运动方向的先进人物的奋斗而实现其自身规律性。因此，一个人、一个党选择什么样的奋斗目标极为重要。每个人固然有自身利益，但作为社会的人，其个体利益与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相互关联，从唯我到大我，乃至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牺牲小我，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选择。这一选择既出于对社会历史的认知，也出于对祖国的爱和对穷苦百姓的深厚情感以及为真理和社会正义而奋斗的坚强意志。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大都经历过艰难乃至痛苦的选择，有的甚至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抛弃了自己的家庭。
三是这一初心是接受历史经验教训并在自身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系统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并说道：“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这话道出了百余年路程的艰辛，也表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出于某种奇思妙想，而是实践探索的结果。这一实践既包含上百年各种主义和各种救国方案的试探的失败，也包含毛泽东自己年轻时各种尝试的亲身体会。俗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纸上谈兵”终究是不行的，“纸上立志也”是不行的，真正对于事物的认识应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真正志向的确立也应建立在实践基础上。
四是“真欲立志”应向大本大源处探讨，这是毛泽东立志过程中反复提及的重要观点，也是他后来能立大志、真立志、立长志的重要原因。既然立志就要准备为之奋斗终生，这就不能不考虑此志是否抓住了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必须对世界（社会运动）有深刻把握，不能停留于表象，被复杂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而要透过现象深入到对象的本质、对象的根本规律上去把握。所谓大彻大悟，所谓得道，所谓坚定不移，就在于从大本大源上把握了世界（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因此，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提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毛泽东一生钟爱哲学，不断学习研究哲学，因此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直到晚年，他依然反复强调：“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民族复兴之道。建党之际的毛泽东虽然还没有自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后来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的失败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来的），但是他们选择的道路和奋斗目标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解决中国独立解放，人民翻身及民族复兴等问题，实际上就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从大本大源上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也是他把中华民族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联系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把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科学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提供了方向和方法。正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年的艰苦奋斗和探索，中华民族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如毛泽东年轻时就期望的“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史，也是不断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历史。在艰难曲折中，大浪淘沙，不少人经受不起考验，畏缩了、叛变了、腐化了、堕落了，但是更有无数共产党人为这个初心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表达了坚定不移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到底的决心。之所以今天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太容易忘掉初心和使命了。长时间和平安逸的生活会消磨奋斗的意志。长期执政加上传统封建意识的存留，也会使一些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沉醉于阿谀奉承，自以为是、气满志骄；而另有部分基层干部虚以搪塞，搞形式主义，乃至投上所好，收贿行贿、欺上压下、以权谋私。这些都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的腐蚀和背叛，会使复兴大业功亏一篑。这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对干部的教育，严肃党的纪律，形成良好的选拔培育干部的制度。须知，没有对祖国对广大人民深切的爱，没有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是抵御不了这些腐蚀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都必须高度警惕！
姜玉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待各种社会思潮的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社会嬗变，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和竞争，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日益成熟理性地对待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期，中共对待主要社会思潮呈现出四个鲜明特点：
第一，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缺乏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尚不成熟，对其他思潮持排斥的态度。如对三民主义，陈独秀于1922年4月指出：“（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又如对待自由主义，中共于1922年6月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认识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对于其他思潮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如对三民主义一度评价过高，李大钊认为“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恽代英认为三民主义“是要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对自由主义，陈独秀于1923年7月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中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927年后中共对待其他思潮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如全盘否定三民主义，瞿秋白在1931年11月指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孙文的民生主义，就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9期）否定自由主义，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双十”宣传提纲》指出：“民族改良主义是帮助帝国主义进攻的工具。”（《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第649页）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共对社会思潮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抗战时期逐步走向理性和成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页）；中共还区别了真假、新旧三民主义，辨析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并在继承吸收三民主义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时我们党指出自由主义在抵抗日寇、发展民主上有进步性，要团结争取自由主义者。
第二，本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和竞争，由于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检验一切社会思潮的试金石，所以某种思潮能否取得“文化领导权”，就要接受历史和人民最严格的检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在对待社会思潮中注重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如在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论战中，针对叶青“取消马列主义，鼓吹‘一个主义’”的错误论调，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王稼祥也指出：“任何企图证明只有三民主义适合中国，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反动的。”（王稼祥：《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放》第86期）针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反动论调，中国共产党给予强力批驳。1943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75页）
第三，前提是把握具体的革命环境。社会思潮既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又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待社会思潮的态度也随着革命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成立初期，中共从残酷的斗争现实中认识到面对凶残的敌人，没有同盟者，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实现合作，所以大革命时期中共拥护三民主义，而此时自由主义者也在我们的团结之列。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关头，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中共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来对待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抛弃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坚持内战与独裁的政策。为了带领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命运，中共致力于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对三民主义的言说较少，对自由主义则批判其错误观点，引导其抛弃“中间路线”，接受中共的领导。
第四，目的是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和吸收某些社会思潮的积极因素的进程中坚持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鲜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因素进行了继承与吸收，对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阐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党在对社会思潮的批判和斗争、借鉴和吸收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主题。
网络编辑：张福军
揭秘：毛泽东、蒋介石“同居”的一天两夜
毛泽东要去陪都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一传开，就像一阵狂风刮过了黄土高原，人们的心头再也无法平静。
如何保证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当时已成为全党最担心的头等大事。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选派最忠诚、最勇敢、最机警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毛泽东，以保护他平安归来。
谁最适合承担这样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一起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康生一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
毛泽东听完，沉吟片刻后问道：“你们那里不是有个陈龙吗？”
“有。只是这个同志的脾气不好。”康生答道。
“听说他带兵打过仗？”毛泽东没有理会“脾气”问题又问道。
“在东北抗联当过参谋长，我们有时还叫他将军呢。”李克农连忙介绍情况。
“那么还是去个武的吧。”毛泽东略作思忖作出了决定。
中央社会部与党中央同在枣园办公和居住，毛泽东很熟悉这些同志们，他独具慧眼，心中早就有了明确的人选目标。
回到社会部，康生和李克农立即把陈龙找来，向他当面交代了这项在中国保卫工作历史上最重大、最艰巨的使命。
他将化名陈振东，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全面负责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
李克农还特意提到，这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并解下随身佩带多年的左轮手枪送给了他。
抚摸着带着首长体温的手枪，陈龙的心情十分激动，领袖的信任，首长的嘱托，在心头燃起一团烈火。
他语气坚定地向首长保证，就是抛头颅、洒热血，豁出命也要保卫主席的人身安全……
28日下午，毛泽东率众抵渝，入住曾家岩的张治中公馆。
晚七时许，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陈龙、龙飞虎、舒光才等人乘坐蒋介石派来迎接的几辆小汽车，前往蒋介石的官邸——林园。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林园，戒备森严，除了门岗和院内游弋的巡逻队，差不多隔十来步就可以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如果说这里是官邸，倒不如说是兵营更恰如其分。
蒋介石今晚以东道主的身份，宴请毛泽东，名曰“洗尘”。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电扇飞转，多少年在战场上打得难分难解的国共两党领袖，今晚奇迹般地坐在了一起。
通常，在宴会桌的一端，只有一把椅子，那是蒋介石的专座，以表示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今晚，他不得不破例再摆上一把椅子。
这些年来，为取毛泽东的首级，他曾几次发出数十万大洋的悬赏。而今晚就是这位毛泽东却坦然自若地走进总统官邸与他肩并肩坐在一起，个中滋味大概只有蒋介石一人知道。
因为蒋介石最近正在鼓吹什么“新生活运动”，宴会的酒食饭菜安排得极为普通。就是这样的饭菜，对延安来的人也算是丰盛的。只是苦了陪坐的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蒋经国等一群达官贵人。
斟上了第一杯茅台酒，蒋介石首先站起举杯祝酒，宴会算是正式开始。
在大宴会厅的一侧还有一个小厅，陈龙、龙飞虎、舒光才、颜太龙等人被安置在那里，由蒋介石的侍卫官们陪着吃喝。
大概是为了向延安来的“土包子”显示威风和阔气，那个在机场上“照料”一切的陈希曾穿了一套新军装，还特意宣扬他的手表带、纽扣、连皮靴上的刺马针都是金的。
他低估了这些来自延安的共产党人。
看到这些人对黄金不屑一顾，陈希曾便伙同几个侍卫官连连劝酒，他们的主攻对象当然是陈龙。看到陈龙连干几杯之后，一个官阶很高的侍卫官操着一口浓重的浙江味普通话问道：“陈先生是哪里人？”
“东北人。”陈龙答道。
陈龙的回答大出此人的意料，他又问道：“不对吧，毛泽东先生是湖南人，陈先生怎么会是东北人？”
“你们几位都是浙江人吧？还可能都是奉化的。”
听到陈龙的话，几位侍卫官都连连点头。
“可我们这几个人倒是天南海北，龙副官、舒副官、颜副官都是江西人，这里既没有湖南人，更没有湘潭人。”
“陈先生说的未必是实情。”一位侍卫官用挑衅的口气说。
“你们听我的口音，还有，我们东北人小时候要睡头，后脑勺是平的，这些毕竟都是实情。”陈龙从容地答对着。
又有几个人向陈龙敬酒，他们想把陈龙灌醉，希望他能在酒后吐真言，不然让他出点儿洋相，也可以把共产党丑化一番。
